黃仁宇雖然來自中國大陸，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美國學者，他的著作多是英文版的文字，卻講的多是中國歷史，他最有名的著作萬曆十五年，最初的版本也是英文著作。他的自傳原始版本也是英文的。死後多年那本自傳才被翻譯成中文出版。

大家都知道黃仁宇主張大歷史，認為我們熟悉的偉大歷史人物，在歷史潮流中所為有限，並不像史書所描述的那麼神通廣大。他舉例近代史的大人物：蔣介石和毛澤東。用西方史學的觀點臧否他們。

他用西方現代管理觀念批評中國人近代的政治管理運作，不能用數字管理，不甚了解黃仁宇所言之數字管理，是指用現代會計原則的數字管理，還是指用統計學原理，描述、預測管理上的諸多事宜？事實是即使是美國那個最先進的國家，很多跨國的財星百大企業的財會紀錄，早年也是一筆爛帳，例如福特汽車公司。

統計學成為一種學問是17世紀的事，但是真正大規模成為政府和企業的管理工具，已是19世紀末期的事了。因為統計數字要呈現功能，必須有大規模的調查，這種事情不是單一行動能進行的，必須有詳實的造冊，紮實的調查人員，還要有被調查的人具備一定的知識水準，否則輸入虛假的資料，這樣做成的統計報告也是垃圾。記得三十多年前，前往大陸出差，正逢他們在做全國性普查，他們傾全力宣傳，打開電視都是談這個話題。那是一個用數字管理的政府運作，也許共產政權早已定期這樣運作，放在21世紀，普查的效果更好，結果一定更準確。

無意貶低黃仁宇的看法，只希望如果可能，更細究一下這位歷史學者的真意。今天的世界興盛流行大數據，人們根據大數據判斷的情況，已經不是推測，可以變成論斷，甚至不用分析解釋或找尋背後的原因，由於電腦給我們的數字就顯示了結論。數字管理的法則不是什麼知識份子、政治人物想不想做的事情，數字管理沒有一定的環境和工具，要做也做不出來啊。

我們用21世紀的工具管理工業生產、政治、社會運作、軍事行動，可以非常順理成章的用電腦做數字管理，人工智能甚至解說、數據分析、執行這些複雜的問題。

早在上個世紀他責怪中國政府（主要是指在內戰中敗走的國民黨政府）無能力用數字管理，是否猶如責怪他人四十年前，從北京到蘭州不搭飛機，卻坐火車，同樣無稽？

同樣不敢苟同的事情，黃仁宇認為共產黨在創建新中國之初，累積了不少資本，稍有會計概念的人應該都懂得機會成本的概念，如果共產政權當年不採用那些光怪陸離的手段推動經濟政策，造就的中國經濟成果會是如何？不用我這個經濟、歷史的門外漢置喙吧？

我個人一直對在海外用英文研究中國歷史、哲學、文學的專業人士有些偏見，中國人受到戰亂、政治迫害的影響，不能在一個學術交流的環境，不易不活在文字獄的陰影之中，很難充分發揮知識份子的長處，最後淪落在海外用英文，演繹艱深難懂的古代中文和歷史，用之撰寫以中國事物為主題的論文，他們是否陷入緣木求魚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