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臺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的末篇，首先我要為各位讀者的等待表示誠摯歉意，主要是為了忙考試。有鑒於最近發生的世界經濟危機和臺灣消費券熱潮，加上有越來越多的大陸朋友對臺灣經濟發出越來越多的疑問，配合自己這半年以來的思考，我決定在這個系列的末篇對所有問題做一個總整理，不但要讓大陸朋友能對臺灣經濟有更深入的認識，也試圖為臺灣朋友指出一條全新的思考道路，只因為這塊土地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家鄉。

溯源臺灣經濟，我們必須回頭看甲午戰爭後的臺灣。

臺灣剛落到日本手裏的時候是慘賠的，甚至連日本派駐到臺灣的警察行李內都能找到木匠工具，理由是隨時能轉行。日本是個赤貧國家，在《中日兩國的近代工業化道路》裏我介紹日本為備戰和工業化所作的一切努力，他們需要超限度的投入一切資源進行工業化。日本沒有任何殖民地的統治經驗，日本國內甚至有“把臺灣見好賣出”的聲音。但日本政府認為英國可以井井有條的統治殖民地，賣掉臺灣等於證明日本人天生就比英國人愚劣，因此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臺灣賣掉。

擺在日本眼前的臺灣人吸食鴉片問題卻急迫需要處理，這時出現“斷禁”（立刻禁止）和“漸禁”兩種論點。“漸禁論”的提出者是後藤新平，他認為鴉片專賣制度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可以充實臺灣總督的財政，另外日本併吞臺灣的動機不是對臺灣人民一視同仁或施行善政，而是使臺灣成為日本南進擴張的跳板。日本並不想為臺灣花太多錢，後藤新平的論點正中日本政府下懷。他很快隨著提拔他的長官兒玉源太郎前來臺灣，出任衛生顧問。有鑒于後藤新平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現，他升任民政長官，代行總督職務。他認為：“殖民地行政計畫，在目前科學進步之下，必須根據生物學的原則。也就是要發展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項能夠完成，我們就可以在生存競爭中獲得保全及勝利。”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日本總督府徹底而深入的調查臺灣全貌，也同時為殖民統治奠定基礎。日本總督府隨後提出了“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發展口號，農業的核心是糖、米，和最重要的鴉片，因為這是一切初始資金的來源。

1900年日本總督經由調查得知臺灣約有近17萬人吸食鴉片，1901年隨即設立“專賣局”（壟斷的卡特爾），並由專賣局製造課負責鴉片的製造。為了更進一步網羅吸食者及增加鴉片收入，總督府規定吸食者要有醫生的診斷書及領有特許牌，另外大幅提高鴉片稅。總督府共發出了二十五萬張煙牌，不過這不包括秘密吸食者。美國記者斯諾（Snow）1930年曾來臺灣采訪，他注意到臺灣的鴉片問題，並且認為日本總督府對禁毒的態度是可疑的，因為登記的鴉片吸食者只佔全部吸食者的一部份，而沒有登記的吸食者可能超過數倍以上。事實上，一張執照可以擴大到持有者的所有親戚朋友。讓我們觀察一下鴉片占日本總督府的財政收入比例：1896-1904年占財政收入的30.3%；1905-1915年為14.4%；1914-1920年為13.1%；1921-1931年為5.7%，我們可以看到鴉片是如何拯救了日本總督府的初期財政，這一切是以臺灣人的痛苦為代價。

從上面數字我們也注意到1905年開始下降到只有14.4%，原因是臺灣的糖業為日本總督府開拓了新財源。1901年日本農學博士新渡戶稻造發表《臺灣糖業改良意見書》，日本總督府立即設立糖務局以執行糖業政策，同時設置甘蔗試驗所。改良甘蔗品種、改善栽培法、興建灌溉設施、擴大蔗園面積、改良製糖方法、確保各糖廠原料供應、取消蔗糖出口稅，日本總督府用一切辦法鼓勵食糖出口。為了壟斷臺灣的食糖利益，日本首先大力支持三井物產等日本企業壟斷糖業，把糖的交貨地點從臺灣南部的安平和打狗移往產地，再把茶的集散市場從廈門移至臺北，從而徹底打擊臺灣人原本的糖業交易制度，同時將原在臺灣的歐美製糖勢力及洋行完全驅逐或併吞。

日本也不放過恭順的臺灣四大家族：王雪農、陳中和、林本源、辜顯榮(開臺北城門放日軍進城)所建立的新式製糖廠，在1907-1920年毫無例外全被日本企業併吞。其他中小型製糖廠皆為三大財閥併吞。到了1930年代，日本製糖業的三大財閥：三井物產、三菱商事、藤山財團，在資本上佔臺灣製糖業總資本的87%，生產量的83%。在完成臺灣糖業的壟斷後，又共同在生產、販賣、銷售上合作，更進一步利用在東京的糖業聯合會來操縱市場，並獲得獨占的超高額利潤。

日本三大財閥因此資金更加雄厚，以所獲得的超額利潤發展關係企業，兼營土地開發、水利灌溉、鐵路運輸、海上運輸、酒精製造、紙漿製造、食品加工、製鹽、乳業、化學工業等、擴大其獨占的經濟範圍，終于達成更為廣泛的企業壟斷。這就是我在《工業革命與發達國家》裏所提到的英國殖民史的二十世紀版本。

在日本總督府的統治及日本資本的侵略下，臺灣糖業變成日本資本傾注開發的首要對象。甘蔗種植面積占總耕地的19%；蔗農占臺灣總戶口15%；產糖量140萬公噸，是日本統治前的50倍；產糖總值占工業總產值的48%；砂糖輸出占總出口的43%。臺灣成為世界第三大產糖地，僅次於古巴與爪哇。二戰中甚至為日本軍機供給乙醇（酒精）以作為燃料。今天的風行巴西的環保燃料乙醇汽油其實只是二戰時期的技術衍生而已。

接下來我們看稻米。工業化帶來的結果是城市化人口的提高，日本本土在城市化提高後，底層人民對白米的消耗量也與日俱增，日本開始進口稻米。基於肥水不落外人田，臺灣氣候比日本本土更適合農業發展，日本總督府必須完成來自本土新交付的任務。1925年日本農業專家磯永吉（後為臺灣大學教授）在臺灣成功培育出適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萊米”為開始，日本總督府透過支配水利系統以達到支配台灣的農業生產，例如規定“以地上生產物為原料的製造業者也有加入水利組合的資格”，從而使日本的製糖企業也有支配水利的權利，加上直接控制水利系統管理者的人事任命，再配合行政手段：建設水利工程來增加灌溉面積、設立農事試驗場來改良品種、施行米穀查驗、改進肥料、設立農業倉庫以改進流通、驅逐害蟲、推廣一年二獲米作等。蓬萊米的種植迅速遍佈于全島且產量大增，當然其中大部份被運往日本。讓臺灣人種米，但吃不到米，這是日本總督府完成任務的不二手段。我的外曾祖父和家人當時每日以紅薯充饑，自己辛苦種的米只能偷藏一點起來吃，這就是廣大臺灣人民的生活寫真集，李登輝等人的懷念舊時光全是狗屁。“海角七號”的男主角對女主角說“留下來，或者我跟你走”，日本女人為何要留下來吃臺灣紅薯，她當然要走，不回日本吃白米才是真正的大蠢蛋。

在日本總督府的“努力”下，1917年的財政收入已變成1904年的4.5倍，臺灣成為日本的搖錢樹。統治日本的武士們證明“如果做就能成”的信念不僅可以用在日本的大煉鋼運動，還可以用在對外戰爭、殖產興業、甚至是殖民地的建立與開拓。發財靠自己，天道會酬勤，日本打算更進一步發展臺灣各種產業。

電力是工業之母，第七代日本總督明石元二郎建立“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興建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在1934年7月完成日月潭發電所和大甲溪發電所。日本總督府所轄的企業全方面的涵蓋臺灣各種產業和產品，列舉如下：

化工：臺灣電化（氨）；旭電化工業高雄工廠（蘇打）；高砂化學工業、臺灣有機合成化學、臺灣化學工業（硫銨）；臺灣肥料（化學肥料）；臺灣窒素肥料（氮肥）；臺灣護膜（橡膠）。

金屬：日本鋁業高雄工廠（鋁）；東邦金屬精煉（含鎳銑鐵）；高雄製鐵（銑鐵）。

紡織：臺灣製麻（麻）；帝國纖維；臺灣紡織。

電機：東京芝浦電氣（東芝）松山工廠。

礦產：金瓜石礦山（金礦）；大豐炭礦（煤）；竹東油田、凍仔腳油田（石油）。

食品：拓洋水產、臺灣畜產興業（漁業、畜牧、食品加工、食品冷凍）。

這些產業讓臺灣成為世界上唯一的“相對工業化”殖民地，但工業化的理由並不是為了臺灣人，而是為了支持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這些產業增強了日本的侵略能力，為中國人帶來“血與淚”的悲痛，臺灣人也是其中缺乏自知之明的受害者。後藤新平在臺灣的“治安掃蕩”使得至少一萬臺灣人死於非命，而他在臺灣的大調查讓日本政府大開眼界，日俄戰爭後日本的明治天皇隨即諭令成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這個“殖民會社”的首任總裁就是後藤新平！伴隨日本總督府在臺灣的鴉片專賣和製造，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和黑龍會（二戰期間的日本黑道組織）在中國東北如法炮製“臺灣經驗”。他們是日本軍隊最大也最重要的後勤支援團體，舉凡物資搜刮、走私鴉片、拐賣婦女、情報搜集、目標暗殺、印假鈔，無惡不作是家常便飯的例行公事。他們甚至縱容臺灣壞分子在中國販賣毒品，作案范圍遍及全中國。為“提振士氣”，日本誘騙和強迫大量婦女成為日軍慰安婦，她們的際遇極為悲慘，臺灣人也不能倖免。臺灣男性原住民成為高砂挺進隊，在赤道的叢林裏作戰到屍骨無存為止；臺灣男性漢族成為比日本軍犬還不如的軍伕，死亡只被計算為“物資消耗”。如YST所說的，二次大戰中的臺灣人是站錯邊的，當日本總督府打算在臺灣徵兵的時候，當時近600萬的臺灣總人口，有425921人向日本總督府提出申請，表示自己願成為“日軍”。

1945年9月3日，經歷了無比慘重的犧牲和奮鬥，中國終於迎來了日本的無條件投降。10月25日，國民黨接收在臺的日本全部資產，只具備“淺碟子般行政經驗”與仍然是“半封建的行政架構”的條件和身份，國民黨硬著頭皮開始為箭在弦上的國共內戰做準備，臺灣的糖和米成為國民黨內戰經濟的不沉航空母艦。因此這時的臺灣還是被剝削的，加上二戰中美軍大轟炸所帶來的破壞，臺灣人的日子並不比大陸人好多少，受過日軍訓練的臺灣兵甚至以國軍的身份投入內戰。

經歷日本統治的臺灣再度回歸中國，可殖民地上的那些列強代理人是最難處理的，他們是宗主國用以控制殖民地的利器。今天的香港、非洲、東南亞、印度全是如此，1945年的臺灣更不可能例外。這些臺灣買辦是日本統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只因為他們跟日本的帝國主義有著你儂我儂的同盟關系。日本戰敗和國共內戰所造成的短暫權力真空，使他們順勢成為不知輕重的領導者。國民黨自身的缺陷，搭配動蕩的時代，外加外國勢力的煽風點火，二二八事件就在臺灣這個小舞臺上開演了。追求民主是場面話，自身利益才是真心話，但那些利益難道不是建立在臺灣人被日本人剝削的基礎上嗎？缺乏宏大的歷史視野，看不到整個東亞被日本侵略和剝削的史實，只求自我生存，是臺灣本土統治集團距今68年前就曾犯下的錯誤，至今尚未有改變的跡象，對跟隨他們的臺灣百姓而言更是悲哀。

經歷大陸上數十年“血與火”的歷練，蔣介石看到了工業化的重要性。蔣介石的私人日記裏透露對中國共產黨部分理念的贊同，內戰的失敗更使他做了徹底而深刻的反省。無法完成的大陸“二五減租”變成堅決執行的臺灣“三七五減租”，接下來要“耕者有其田”，反抗者一律堅決鎮壓，臺灣“精英”的生存慣性使得土地改革很順利。以日本留下的“糖與米”做基礎，把接收而來的日本企業和大陸撤退來臺的企業做一個整並，全盤接受國民黨的中央領導，臺灣正式進入“黨國資本主義”的時代，臺灣官方名稱為“三民主義”。

何謂黨國資本主義？我引用臺灣學者林忠正和陳師孟等六人在1991年所著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裏的一段話作為介紹：臺灣所號稱的“三民主義經濟”制度，既不是被批評為資本家樂園的“資本主義”制度，也不是被批評為大政府式的“統制經濟”制度。它實在是一種舉世無雙的混血怪胎，具有一些極端危險的病變基因，是當年孫文提倡三民主義時所未能預料、也未能防範的。這個劣質體制的結構，由外到裡可以細細剝離為四層：(1)最外面是“自由經濟”外套，容許市場運作與私人經濟活動，但政府往往隨心所欲、或明或暗地做選擇性的幹預限制；(2)裡面穿的是“資本主義”內衣，與輸誠的大資本家與外國大財團曖昧勾結，對其他弱勢階級與基層團體則除非有所利用，否則少有理睬；(3)脫去衣物的裝扮，裡面長著“國家主義”的身軀，政府不只是對民間經濟活動管手管腳，本身更利用經濟社會的壓倒性構成份子，實質上大規模從事各類經濟活動，使政府預算與公營事業預算俱皆龐大臃腫，較諸社會主義國家亦不多讓；(4)最嚴重的是，臺灣經濟體制在以上層層遮掩之下，卻包藏了一個“極權主義”一黨專政的禍心，所有政府藉管制法規所壟斷的市場特權、或是藉經濟理由所創設的事業單位，都難逃被執政黨工具化的命運，以致政府高度掌控經濟發展方向與大量介入經濟活動的好處，與其說是反哺“全民共享”的民主理念，不如說是養肥一黨之私的陳倉便道，甚至國庫與黨庫之間的利益輸送，都在“黨國一體”的口號下，被不當地合理化。雖說臺灣四十多年來國民所得成長快速，但只要與執政黨所囊括的政治、經濟、社會資源相較，就可以清楚認識執政黨多年作威作福的法西斯心態與無孔不入的剝削事實。

上面這段話完美闡述臺灣經濟的核心本質，“黨國資本主義”是今日臺灣政治鬧劇的一切根源，除了名字不同以外，它與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基本上是沒有區別的，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依然是今日經濟的重要組成力量。

黨國資本主義是國民黨從大陸撤退來臺後，展現“奇跡似的復蘇”最重要的原因。國民黨不是世界首創這種體制的組織，這個體制來自日本，它在日本被稱為“經團聯”。今天日本市值前1300大的公司，組合成的一個整體就叫“經團聯”，它肩負日本產業界的橫向合作和縱向分工，也被稱為“民僚”。在經濟學上把壟斷集團稱為卡特爾(Cartel)，是英美兩國欲除之而後快的首要目標。二戰結束後的德國與日本在盟國列管下，各自經濟組織裡的產業卡特爾幾乎都被迫解散和重組，只因這些產業卡特爾在德日兩國有系統的培育下，展現支持德日挑戰老牌殖民主義英美法三國的實力，最後發動世界大戰企圖重建世界新秩序。

德日兩國是戰敗了，但打破世界資源壟斷卻是成功的，今後德日可以用自身的高品質工業品搶占世界市場。“世界的市場是我們的”，德日兩國有系統的培養基幹產業是他們能戰後復蘇的根本原因。德國為建造軍艦開發的ST52特種鋼，戰後被全世界造船界廣泛採購。我們可以看到，只要有獨門的鋼鐵冶煉技術，買到齊全的原材料，就能加工出口換匯，不但讓本國人民就業，還能建造軍事武器保衛自身。為了生產特種鋼所開發的酸性平爐和鹼性平爐也能發揮作用，出口獲得的利潤可以折抵研發的投入，並以此為基礎，把資源投入本國的裝備製造業，生產更新更好的產品，從而提高本國的整體工業技術水準。德國蔡司光學生產的高級測量儀器可以支援科學研究，還可以成為絕佳的相機鏡頭，生產這些產品的技術本質並無太大差別，它們只是用不同的產品面貌出現而已。不光德國，日本住友金屬生產的無縫鋼管也是很好的範例。在石油瘋漲的年代，海上鑽探石油成為必要手段，住友金屬的無縫鋼管成為海上鑽井的必需品。石油高漲卻不一定影響自己的獲利，甚至成為全新的機會，只因為自己有獨門技術。

這就是工業發展的良性循環，核心是技術開發。每經過一輪的產品和工業週期循環，產業競爭力就更上一層樓，國家競爭力自然也大幅提升，這個循環完全是良性的。德國日本成為二戰結束後發展最好的國家秘密就在此。金融只是工業循環的血液，貨幣只是市場交易的手段，並不是核心。需要國際硬貨幣的理由在於需要購買工業技術，而世界列強只願意用自己的貨幣交易。你不如我，所以你用我的貨幣結算，至於我的貨幣發行多少，和你無關。如同YST所說的，金融創新並不會產生全新的利潤，要讓經濟發展良好，需要理工人才對工業技術矢志不渝的投入，研究更好的光學玻璃和更強的無縫鋼管。法律人才營造良好的交易秩序；金融人才安排合理的資金投入；建築人才規劃優美的居住環境；美工人才設計人性化的產品外觀；綜藝人才表演幽默的娛樂節目，每個領域分工合作，人民自然安居樂業，生活自然幸福美滿，這樣的環境還可以吸引落後地區的人才前來定居，除了貢獻他們的長才，還能補充本國的優秀腦力。所有領域的結合，就是國家競爭力，站在這些現象的後面，就是大學的研究力。

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波特的著作《波特看日本競爭力》（大陸書名：《日本還有競爭力嗎？》）認為：日本的大型科學研究需要政府進行協調，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為。但我個人以旁觀者的角度，從技術研發來看，日本並沒有走錯路，也沒有遲疑，日本很清楚技術研發的重要性，不用管英美兩國用何種體制研發，只要日本能開發出自己的技術就可以了。二戰的戰敗使日本很清楚自身不如人的地方。鄧小平的“黑貓白貓”是日本早就在做的事情，負責具體事務的就是經團聯。

以1970年代發明的FM集成電路(VLSI)為開端，工業生產進入全新的時代。因為集成電路使生產自動化稱為可能，人類首次有能力建造全自動化的生產工廠，只要建立中央控制室，就能監督每一個生產環節的進度和生產量。原本的大批量和單一產品生產模式可以變成小批量和多種產品的生產模式，日本視晶片為“產業之米”，因為產業需要營養才能長大，晶片是營養豐富的產業補品。工業機器人和晶片的結合可以提升人均生產力，促進產業升級，彌補日本因日漸成長的工資所失去的優勢，還可提升產品的精確度，至於工人們有全新的任務：成為經驗豐富的技師或維修員。教育則轉向程式語言編寫或者產品設計，由此日本轉變為一個服務業的國家，但服務業卻是依託在製造業之上的，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經濟演變成服務業占更大比例的過程，這個發展的結果有前提條件，背景是日本在東亞所進行的雁行理論分工，臺灣、東南亞、中國各自肩負著不同的部門任務，因此日本本土的服務業得以持續發展，這才是產業升級的良性過程。“武士們”進化成“社長們”，他們為日本新時代的工業革命制定了正確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