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達三：漢字風暴預示東亞重新融合

布熱津斯基曾不無嘲笑地說：亞洲地區直到如今還缺乏任何多邊政治、經濟和安全合作框架，相反各國之間卻存在著猜忌和怨恨，因此是一座“社會活火山”和“政治危險源”。布氏的觀點代表了西方對東亞的普遍看法。這種看法看到的是過去，忽略的是現在。如今的東亞雖然還無法構建像歐盟那樣的共同體，但目前正在醞釀的東亞文化的重新融合，卻會為未來的“東亞文化共同體”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眾所周知，東亞在歷史上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分享著共同歷史文化傳統的“文化共同體”———“筷子文化圈”、“漢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是其在不同文化層面的表述。近代以來，由於中國衰微和西學東漸等原因，東亞各國開始走上“去中國化”亦即在文化上“去中就西”或“脫亞入歐”的道路，比如漢語漢字在日、韓兩國就一度被拋棄或禁用，在中國也經歷了由文言文到白話文、由繁體字到簡體字以及漢字拼音化等諸多曲折，三國甚至還都曾出現過徹底廢止漢字而改用拉丁文字的主張和運動。

　　近年來東亞出現了回歸和重建“文化共同體”的跡象，最明顯不過的例子就是愈來愈強勁的“漢字風暴”。比如春節前後，韓國20位前任國務總理聯名敦促韓國中小學實行漢字教育，日本則擬新增191個常用漢字以方便民眾閱讀和書寫，中國教育部要求央視更換CCTV臺標和公安部要求公民使用規範漢字起名等都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持。

　　“語言是存在的家”，而“文字是文化的遺傳密碼”。盡管漢語漢字在東亞各國的法律地位、應用範圍和規範程度有所不同，但仍能體現或有助於喚起東亞共同的歷史記憶、文化情感和價值認同。東亞地區過去由於“去中國化”而一度蛻變成單純的“筷子文化圈”（風俗習慣），如今則可能經由正在恢復中的“漢字文化圈”（書寫工具）而向“儒家文化圈”（價值觀念）縱深發展和重新融合。事實上，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坦陳“孔子的教誨為我指引方向”、韓國總統李明博“秀”出一手毛筆漢字、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訪華期間到曲阜朝聖、臺灣領導人馬英九古禮祭孔以及溫家寶總理在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引經據典暢談中國傳統文化時，世人都能隱約感覺到他們不僅是黃皮膚、黑眼睛的政治家，還是體現著共同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的東亞政治家。

　　“東亞文化共同體”何以可能

　　“東亞文化共同體”的顯山露水有著深刻的歷史動因和復雜的現實背景：

　　首先，歷史慣性使東亞各國的文化藕斷絲連、形神相近。盡管東亞地區出現過“去中國化”現象，但由於各國皆通過將原本共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加以“本土化”或“民族化”，從而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一些文化共性，使各國“自家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家族相似性”，既“藕斷絲連”，又“形神相近”。

　　其次，西學弊端為東亞地區重回東亞傳統提供了契機。東亞各國目前反思西學弊端和重回東亞傳統，不可能也沒必要完全拋棄或徹底拒絕西學，而是以強調心靈和諧、人際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和諧、生態和諧的東亞文化來平衡“一頭獨大”的西學，兼采東西之長，有利於建設多元、穩定、健康、和諧的東亞文化生態。

　　其三，“中國復興”是東亞地區重回東亞傳統的動力。按照亨廷頓的分析，一種文明只有在一個“核心國家”即軟硬實力具備的大國作為“領頭羊”時才具有凝聚力和影響力。沒有“中國復興”，東亞地區的發展或復興就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可能的，而“中國復興”不僅使東亞各國因經濟、政治、文化等密切交流的需要而產生了解中國文化和回歸本國傳統的必要，更促使東亞文化重拾自信並推動著東亞文化的復興與融合。

 
　　克服民眾重重心理障礙

　　“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困難不在於如何使它機制化，而在於如何克服各國民眾的重重心理障礙，筆者的建議是：

　　其一，用“東亞傳統”克服“歷史陰影”。日本“脫亞入歐”後打著“大東亞共榮圈”的旗號反噬東亞，至今仍有一些日本政客對此要麽含糊其辭，要麽矢口否認，中韓等國民眾的歷史陰影和憤怒情緒揮之不去理所當然。這既需要日本深刻反思並以戰後德國為榜樣真誠道歉，也需要中韓等國民眾理解日本人“亞洲孤兒”的心態———追逼愈迫則反彈愈大，同時還需要用兩千多年來東亞各國和平共生與合作交流的大傳統，來撫慰因短暫而又不幸的歷史帶給各國人民的心理傷痕。

　　其二，用“東亞精神”化解“現實爭端”。東亞各國現存的島嶼爭端、海域爭端以及現實中層出不窮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紛爭等也是大難題，容易激發各國民眾的對抗情緒。東亞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天下主義”，強調的是“天下一家”，主張的是“與鄰為善”而不是“以鄰為壑”。唯有用“東亞精神”考量現實爭議問題，才能做到“和而不同”或“求同存異”，並在“東亞整體”和“東亞大局”的戰略訴求下，尋求妥善解決爭議的方式，進而實現東亞各國的共生共榮。

　　其三，用“核心國家”取代“主導國家”。“東亞共同體”的設想已經提出多時，版本也有多個，遲遲得不到廣泛響應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存在著“主導權之爭”。實際上，一種文明的“核心國家”是指它對該文明發育和發展的貢獻度，並不必然是該文明的“主導國家”或“霸權國家”。所以，“東亞文化共同體”並不排除某個國家成為“核心國家”的可能性甚至是必要性———很可能是中國，但肯定要摒棄某個國家謀求“主導國家”特別是“霸權國家”的陳舊思維方式。

　　其四，用“開放思維”取代“封閉思維”。開放性和包容性是健康的共同體必備的條件。“東亞文化共同體”不是以東亞文化排斥西方文化，更不是以東方力量對抗西方力量，這一定位有助於緩解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內在焦慮。與此同時，東南亞地區歷史上也深受儒家文化影響，所以東亞和東南亞在文化上天然就是一對“孿生子”，很大的可能是兩者在未來組成廣義上的“東亞文化共同體”。

　　唯有堅持共同的原則和理想才能超越偏見和克服狹隘，才能走上“東亞文化共同體”之路，為未來建設機制化的“東亞共同體”打下基礎。▲（作者是北京學者、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