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作為亡國之君，是一個悲情人物，尤其是他在上煤山的時候還能回望京城大火，說一句「苦吾民耳」，更是讓後人唏噓不已。加上清朝初期許多倒行逆施的政策，各地的反清復明活動也一直持續不斷，但大多數都要和崇禎扯上一點關係。可以說，在清初的一段時間，崇禎的聲譽反而越來越高了。

崇禎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非常勤政。在明朝的皇帝裡，除了太祖和孝宗之外，可以說就沒有比崇禎更勤政的皇帝了。而且，因為孝宗時期對閣臣還是比較尊重的，也比較倚重大臣的輔佐；但崇禎不同，崇禎時期雖然在制度上也還是沿用了之前的內閣制，但是因為他很勤政，而且對閣臣動輒斧鉞相加，所以內閣實際上形同虛設。在這個意義上，崇禎時期的制度也是最接近朱元璋時期的。

官僚制發展到明朝，已經非常成熟了。甚至在有些時期幾乎處在無人駕駛的狀態，但它也還是能夠自己正常運行，並且應對一些危機。最典型的就是武宗時期，武宗天性活潑好動，比較愛玩兒，不怎麼理朝政，甚至內閣大臣也見不了幾次面。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官僚體系還是按照自己的邏輯運轉，平定了當時波及整個中原腹心地帶的叛亂。

官僚制差不多就是在兩種極端狀態之間來回搖擺：一種極端狀態，就是武宗時期甚至萬曆這種情況下，皇帝幾乎不管，但是官僚體系仍然能夠正常運轉，完成自己應該承擔的任務。也就是說，可以在無人駕駛的狀態下正常運轉。

另一種狀態則是被馴服之後的狀態；也就是完全按照上級的命令行事，無論什麼情況，哪怕是天塌下來，它也一定要按照規定的程序來運轉，完全不理會現實的危機。

朱元璋時期，通過胡惟庸案，就差不多讓官僚體系成了第二種狀態。但是因為他殺伐果斷，精力充沛，所以他實際上兼任了宰相的功能，每天從天不亮就開始批閱文件，到夜裡很晚才睡，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加上他手下還有大量參加了創業過程的開國功臣，所以能力還是足夠的，運轉起來也沒有問題。他下發給各級官僚的任務，也都能夠完成。

崇禎面臨的就是完全不同的狀態了。明朝的官僚體系經過萬曆末期和天啟時期的混亂，實際上已經處於一種很不正常的狀態，正是需要恢復和培育元氣，並且逐步消除黨爭，讓整個官僚體系重新回到比較正常的狀態。但是崇禎登台之後卻沒有這個耐心，因為邊疆危機始終無法解決，而內部又很快出現了叛亂，所以崇禎始終處在比較焦慮的狀態，沒有耐心來緩解危機，總是急於求成，最後一事無成。

也正是因為他在心理上的過份焦慮，讓他在對待大臣的態度上處在兩個極端之間。很容易一見鍾情，但是如果出現一點失誤，又會完全失去信任，甚而直接誅殺。所以，崇禎一朝閣臣變換非常頻繁，被殺的被殺，被貶的被貶，最後剩下的就是一些只能順著他說的人，或者乾脆不說話的人，以不犯錯誤為自己固寵保祿的主要手段，也沒有人敢於任事了。

而且，在這種非常時期，尤其是在戰爭狀態下，一個獨當方面的大臣，在戰爭中不敢出錯誤，只能贏不能輸，就算是贏得再多，只要輸一次，就要被殺，最後能幹事的大臣差不多就被他殺完了，留下的都是不說話，不做事，皇帝說什麼他就怎麼做的那種聽話的人。所以，他最後還說「諸臣誤朕」，其實是執迷不悟，始終沒有理解，是他耽誤了大臣，也耽誤了明朝的江山。

如果在承平時期，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是不太容易暴露出來的，但是這種所有人都噤若寒蟬，唯恐出錯的狀態，一旦遭遇突發危機，應對能力的短板就會特別明顯。因為其他人都怕承擔責任，所以並不獨立判斷，也不自己決策，而是逐級上報，等待上級指示，上級沒有指示，他就堅決不動，因為這樣做對他是最安全的。而這種逐級請示報告就會導致決策效率很低，在應對危機的時候反應非常慢，什麼事情都慢一拍。

而這種過度的權力集中，導致的另一個很明顯的結果就是，其他人都對整個體制失去了忠誠和認同，而只是把自己當成皇帝的「打工仔」。反正江山是你的，好了是你的，壞了也是你的，那麼興亡就和我沒有關係了。一旦被危機摧毀，也是你的失敗，整個官僚體系不會覺得是自己的問題，也不會覺得對自己是多大的損失，大不了敵人來了投降就是了。

這其實也是每個王朝末期官僚體系的普遍狀態：對朝廷沒有什麼認同，對皇帝也無所謂忠誠不忠誠，只是當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只做上級交代的任務，上級沒有指示，哪怕是再大的利國利民的好事，他也不會去做。因為在這種氛圍下，如果誰這樣做，反而顯得別有用心，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最後被其他人「逆向淘汰」。這也就是說，王朝中期由盛轉衰的時候，大臣的心態都是「坐等出事」，而在王朝末期，官僚的普遍心態都是「天下興亡，關我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