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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過的七零年代        作者：梁東屏

 一九七六年忘記是幾月了，我從軍中退伍，作了件朝思暮想已久要作的事 ------ 開一家搖滾簡餐廳。

 原因並不複雜，服役時一有休假就回台北，到文化大學（那時還叫『文化學院』）好友王威寧擔任 DJ、位於西門町中心西寧南路，當時生意火紅到夜夜爆滿的「青蘋果」鬼混。

其實也不能算鬼混，因為我很少像其他顧客一樣坐在店裡，而是自我感覺良好地待在播音間。播音間跟店內大堂只隔層透明玻璃，也看得見外面的狀況，但那種「老子跟你們不一樣」的感覺，就不是外面的人所能瞭解。

「青蘋果」的音響很好，我記得好像是 Marantz ，有兩個唱盤。

那時的 DJ 工作很簡單，就是在兩曲交接時把前一首音量漸漸減弱，後一首音量漸漸加強而讓它天衣無縫就行啦，或者在某些段落加強或減弱音量作作效果，大家比的，是誰聽的音樂比較「高桿」，不像現在的 DJ 要歪戴著帽子，穿著快掉下來的鬆垮長褲，動作誇張地把唱片轉來轉去。

我每次看到「現代 DJ」 那樣折磨唱片，都滿心疼。

我們的那個年代，唱片跟寶一樣。

王威寧是個文質彬彬的老煙槍，常常可以見到他戴著深度金邊近視眼鏡，噘著嘴專心一意吹唱片上的灰，連用唱片布擦，都有點捨不得。

那時的「青蘋果」充滿青春活力，螢光燈照出各種迷幻的色彩，音樂震耳欲聾，大堂上方還有個七彩舞台旋轉燈，播放某些特定音樂時，更有紅色警車燈哇哇作響，女侍基本上都是大學工讀生，端東西送往客人桌上時，手上轉著螢光燈下花白白的毛巾，真是帥呆了。

總之，我那時就下定決心，要開一家這樣的搖滾簡餐廳，又有錢賺，又可以把馬子，多好。

退伍後跟家裡拿了二十萬台幣作資本，另外兩位從小玩伴湊了十五萬，就開始作老闆了。

這樣的資本當然無法開成像「青蘋果」那樣的規模，也不太容易在台北上路。我在高雄找了個感覺很不錯的地點，原先是小酒吧，雖然在二樓，可是正好位於塩埕鬧區必經之地，頂讓費也不貴。

可是接手之後不到一星期，就發現自己真是涉世不深，上當了。

原來緊鄰店旁，我原來認為是發財契機的一大片停車場，竟然開始動工建大樓，原先的「加分」當場變成「減分」，鋼筋、磚石建材把店前的走道堵住，所有原先應該要經過店前的人，全部繞道而行。

我這才醒悟為什麼頂讓費這麼誘人？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硬著頭皮幹。

我把店取名「新港（Newport）。

我覺得取得很好，因為當年的「新港音樂節」在民謠、搖滾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巴布。狄倫（Bob Dylan）於一九六三年應民謠天后瓊恩 。拜亞茲（Joan Baez）之邀在「新港音樂節」上演唱他那不朽名曲「Blowing in The Wind」，一舉成為民謠界巨擘。

一九六五年時，狄倫在「新港音樂節」舞台上用電吉他演奏，被民謠的死忠基本教義派大開汽水，更氣得主辦者之一、民謠界大老彼得。席格（Pete Seeger）威脅要用斧頭把電纜砍斷。可是，這次卻是狄倫跨越民謠走向搖滾的重要分水嶺。

狄倫那次在噓聲、掌聲交纏中用電吉他表演了「Maggie’s Farm 」、「Like A Rolling Stone」、「It Takes a Lot to Laugh. It Takes a Train To Cry」，然後有點不爽地下台而去。

不過他隨後又在彼得。亞洛（Peter Yarrow）的要求下重新上台，用木吉他唱了名曲「Mr. Tambourine Man」和帶有告別意味的「It’s All Over Now Baby Blue」，之後有長達三十七年的時間絕跡於「新港音樂節」，直到二零零二年才又上台表演，可是卻似乎別有含意地戴著假髮、假鬍子。

王威寧也認為「新港」這個名字取得很好。可是也就只有我們兩個自己孤芳自賞了，因為後來有好幾位客人跟我說，從外面經過看到招牌，常常會聯想成賣「新港飴」。

我在開店之前，其實對搖滾樂並不算很內行。因為最早期開始聽西洋音樂，也跟那時幾乎所有的年輕人一樣，聽的都是流行音樂。前兩天跟小時玩伴聯絡，跟他說我要去台北聽巴布。狄倫演場會，他說，「那是誰？灰狼（Lobo）、尼爾。戴蒙（Neil Diamond）我就知道」。 沒錯，那時的年輕人，很少有不知道「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的。

我比他好一點，那時已經聽了些巴布。狄倫、「深紫（Deep Purple）」、「詹姆斯黑幫（James Gang）」…的東西，但並不是很有系統在聽。

現在自己開店，那就真是打鴨子上架，硬碰硬了。

     當年的新港民謠、搖滾中心，手扶燈罩的是小雅

高雄聽搖滾音樂的環境不輸台北，七賢三路一帶酒吧林立，有很多翻版唱片行，我每次去都買一堆，熟到唱片行的那對姊妹花都經常跑來店裡。

由於開店的資本很緊，很多店內的裝潢都自己來。要嬉皮，哪有比自己動手還更嬉皮的？我跑到專門賣拆船貨的街上找到螢光燈，再去買了螢光漆，就在店裡的牆壁卯起來畫，反正是自己的店，愛怎麼弄就怎麼弄。

那時畫得最得意的就是佔了整面牆的 James Gang 和 Status Quo ，自己愈看愈覺得氣勢磅礡，感覺十分良好呢。其實說「畫」是有點心虛，只是把唱片封套畫格子照比例放大而已啦。

另外，我在對著街的窗子上畫了 Desire 唱片封套背面的巴布。狄倫。背心， 半敞的襯衫，露出胸前的十字架，若有所思的狄倫，就成為「新港」的店招。

這個時候的狄倫，在我心目中是他最好的時期，也是從他於一九六三年出道以來，第二次創作高峰。這時的狄倫，經過車禍、創作低潮、與莎拉的婚姻逐漸走入絕境，早已不復初始時的青澀，波西米亞得一塌糊塗，作品不失單純本質，但表現的方式卻極其繁複動人。

Desire 裡面的 Hurricane 和 Joey 都是引發爭議的傑作，其他如 Isis, Mozambique, One More Cup Of Coffee, Oh, Sister, Romance in Durango..都是傳世傑作，押陣的 Sara 更是千古絕唱，我私心裡最動人的情歌。

只不過包括「新港」的開設地點、一般人無法產生正確聯想的店名以及店內裝飾壁畫、還有包括自己在搖滾樂上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心態，從開始就註定「新港」必定走向失敗。

「新港」開張之後，我才深深體會到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異，也才嚐到不跟現實妥協的苦果，但是始終改不了。

那時到店裡來消費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高中的小太保、太妹，他們根本不聽什麼搖滾樂，我的店全名叫作「新港民謠搖滾中心」，但是在他們的理解裡，搖滾就是節奏強的跳舞音樂，他們理解的「搖滾樂」是那時頗為流行的 K C and Sunshine Band 、Michael Jackson…等等，在我們這些自以為「高桿」的 DJ 眼中完全不入流的幼稚音樂。

我每次接到類似點歌單，就往旁邊一放，他們來催了，我居然會對他們說，「我沒有這些曲子，你們要聽，到別家去」。這樣，怎麼作生意？

幾次以後，有很多顧客就不來了，更糟糕的是，有一批為數大約六、七名小太保、太妹，因為「新港」的生意不這麼好，反而把我的店當作他們打混的基地，沒事就來窩，一來就是大半天，嗑了藥之後東倒西歪，搞得別的客人都不太願意來，可是他們也照付錢，總不能趕人呀。

那時的「新港」，只有美軍軍艦靠港時生意好，可是一個月只一次，頂多兩天，「新港」就每個月只客滿兩天，平常真是門可羅雀，苦撐待變。

不過，那段時間倒是我自己聽搖滾樂最密集的時間，從穿堂到入室到專心研究，全都擠在那一年。

那時有幾個人對我影響頗大。

有天店裡生意照常冷清，一位客人悄悄進來坐在很角落的地方，我已經習慣不理客人放自己喜歡的東西，記得是 King Crimson 的 Epitaph。樂音一落，黑暗的角落裡竟然響起孤獨有迴音的掌聲，滿臉鬍渣子的「大正」從陰暗處走出來。

「大正」原先是高雄已經頗有名氣的「滾石（看，人家的名字起得多好）」的 DJ，但是他有些個性，對另外的 DJ 有些意見，就辭職不幹。那天是瞎打誤撞到「新港」。

我們一見如故，「大正」主動提議免費作 DJ 。我得此幫手當然大樂，更樂的是「大正」把他女友「藍萍（呵呵，跟江青同名）」也帶來充當免費女侍，只要我提供吃、喝即可。

隔沒幾天，「藍萍」跟常來店裡的幾個小太妹也混熟，居然說服她們也免費工作，我就把原先雇的人辭退，省掉一大筆開支。

更重要的是，「大正」真的對搖滾樂很內行，經過他的介紹，我又接觸不少新的樂團。那時店裡常放的音樂有 Yes 的Roundabout，Uriah Heep 的 July Morning ，James Gang 的 Funk 49， Deep Purple 的 Soldier of Fortune 。。。等等，當然像 Eagle 的 Take it Easy 、 Hotel California 都是少不了的。

一般說來，「大正」喜歡的音樂節奏感較強，我則比較偏重於旋律，兩個 DJ 互補有無，還確實給「新港」帶來特色，在業界闖出一點名聲，那時高雄最出名的搖滾 DJ，「滾石」的「阿逗仔」就常常在有空時來「新港」坐，只不過對提升店的生意並無幫助。

又有一天，一位穿著海軍制服的也是悄悄進來坐在角落，不一會兒送來點歌字條，我一瞧， Talking Head 的 Love-a Building on Fire，這是啥玩意？就請「藍萍」去告訴他，「對不起，你點的歌我們沒有，可以換一首嗎？」。

後來條子又送來， Traffic 的 John Barleycorn Must Die 。我頭都昏了，連被點兩首沒有的歌，還能混嗎？然後又來了， Roxy Music 的 Remake / Remodel。

我面紅耳赤，真的快瘋了，這人是來「踢館」的嗎？

我決定不理他，就只管放我自己想放的，他坐了大約兩個小時，走時過來謝謝我，我就請他坐下來聊，才確定他並不是來找碴，而是真正的搖滾樂迷，只是大家路數不太一樣罷了。

第二天，我就跑去唱片行，把這幾個樂團的唱片全買了，一聽，哇，還真的都是好東西。

他當年在海軍服役，後來常常有空就跑來店裡坐，很多時候是從部隊裡偷溜出來的。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向子龍，很多年以後，我在紐約採訪「江南命案」，認識了他的哥哥向拔京，又很多、很多年以後，我回台北報社開會，晚上同事帶我去一個「文化人很喜歡的餐廳」。

到了餐廳門口，我一看餐廳名字，「談話頭」。進了餐廳，布置得相當有特色，店裡放的是搖滾樂，正納悶著，就看到向子龍從樓上走下來，原來他就是「談話頭」的老闆。

我第一次嗑藥、第一次吸大麻，都發生在「新港」。吸大麻之後聽音樂，真是永遠難忘的經驗，音樂很詭異地變得美好清亮，身體似乎變成一個大身歷聲音響，音樂並不自外而來，而是從自己的身體發出去，而且很奇怪的是，周遭的人聲吵雜卻全都像海潮一樣漸漸退去、遠去。這點，我一直沒想通過。

其實在那次之前我已吸過大麻。

那是有次美軍靠港，來店裡消費的美國大兵一定以為我很有辦法，要我帶他們去買大麻。

我哪有門路？硬著頭皮帶他們到七賢酒吧街，才問了第一家，就有兩個看門的小弟說有，然後叫了計程車上壽山公園，兩個人神秘兮兮掏出一根大麻點燃給我們輪流「驗貨」。

我不知道大兵跟他們買了多，但記得兩個混混給了我在當時是筆數目的美金二十元小費。回到店裡，大兵把「戰利品」分給在店裡的其他大兵，也分給我一支，吸完之後大家大眼瞪小眼等「效果」，結果一點反應都無，才知受騙。我到現在想起那些大兵失望的眼神，還覺得頗歉疚。

「新港」苦撐了一年最後還是無以為繼，收掉之後帶著頂讓所得十二萬台幣到台北，第一件事就是買了套 Marantz 音響及一堆唱片，然後才開始找事。

二十五歲的憤青

從一九七七到一九七八年之間，我幹過航空貨運跑機場小弟、保險推銷員、電子錶推銷員，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租了公賣局商展攤位賣玩具、毛衣，開始了跑攤買賣生涯，前後有一年的時間。

一九七八年中，為了不甘心把賺來的錢都送給房東，我開始擺地攤，一天擺三場，早上天未亮就起床趕往菜市場作買菜主婦的生意，中午趕往四平街作女性上班族午餐休息的生意，晚上就到士林夜市、公館夜市或南京西路新光百貨前擺攤。真的很辛苦，還被警察抓過好幾次。

我最記得有次在士林夜市擺攤，那時已在房地產界嶄露頭角的堂妹正好逛到，她蹲下把弄我擺賣的飾品，口中說道，「感覺好奇怪唷，我一個高商畢業生在公司上班，你一個大學畢業生在擺地攤」。我只能很尷尬的硬擠笑容，恨不得有地洞可鑽。

在那段為生活奔忙的日子裡，每天拖著疲累的身子回家，沖個澡，把音響打開，再把唱片放上唱盤聽搖滾樂，就是最大的享受。

這個習慣，幾十年沒變。

變的是，我聽得進耳的樂手愈來愈少。這麼多年來，我的唱片或音樂碟片、影碟，從最高峰的四千多張一路丟捨到現在不足一百片，樂手或樂團也只剩下狄倫、尼爾。楊（Neil Young）、艾瑞克。克萊普敦（Eric Clapton）、Talking Head、King Crimson、Roxy Music、Blind Melon、Santana、Alvin Lee、 Mountain，以及一些黑人藍調歌手。

很久了，我也已經不再買新的碟片，因為我對搖滾樂的愛好一直停留在那個年代，新世代的音樂對我沒有任何吸引力。

我不確知到了最後，會不會連一片都不留，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有那麼一天，狄倫將會是最後一位被我刷掉的。

狄倫？該怎麼說他呢？

也許就借用一下克萊普敦的說法吧，「我當初認為他（狄倫）也不過就是個民謠歌手，而且他的吉他彈得簡直沒救了，但奇怪呢？所有的東西（指狄倫不但怪異而且有時走調的嗓音、幾至隨意地步的節拍，當然還有他那在克萊普敦眼中幼稚園等級的吉他…）放在一起，就全對了」。

是的，狄倫有如流行樂界的畢卡索，畢卡索的作品，五官、四肢全不在該在的位置，但湊在一起，就全對了，而且還是愈陳愈香的曠世傑作。狄倫也是，他的作品百聽不厭，愈聽愈喜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冷得要命的一天，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瑟縮在南京西路新光百貨前擺地攤，結果一單生意都沒作到，這是前所未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