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由盛轉衰，許多人歸咎於安史之亂。可是，細心審視玄宗朝的史跡，問題未必那麼簡單。

唐朝的崩壞，首在其無法維持胡人正直磊落的民族性。

據《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記載，渤海王大祚榮死，兒子大武藝襲位，欲出兵擊黑水靺鞨。武藝弟大門藝諫阻，反遭兄長迫害，投奔唐室。大武藝遣使入唐上表門藝罪狀，請玄宗賜死大門藝，玄宗竟對大武藝的使者說謊：「已流門藝於嶺南」，另派大門藝前往安西。謊言終被識破，大武藝發兵入侵，兩國兵戎相見。

這件事司馬光如何評價？他說：

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效小人為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洩，不亦可羞哉！

「顧效小人為欺誑之語」，致使威信蕩然，這完全和太宗單人匹馬見頡利可汗的光明磊落大異其趣，為一種墮落。

皇帝素質有變，宰相亦不見得好，最著者為張說。《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有以下兩條：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為御史大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為左羽林大將軍，丁巳，以隱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

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

此見張說無道德意識，好執持己見，結黨營私。

玄宗早年有賴姚崇、宋璟，成就開元盛世。至張說，宰相質素開始下降。韓休、張九齡雖剛正不阿，直言極諫，但繼之以李林甫、楊國忠，後二者皆為陰險小人，加上玄宗晚年越來越貪圖享樂，朝政焉能不壞？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

此見李林甫令玄宗不復納諫，偏偏善納諫言乃太宗開出的優良傳統。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心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

此見李林甫主以胡人為節度使，安祿山後來即乘此坐大於東北。

至於楊國忠，其對唐朝最大的打擊，是慫恿玄宗征南詔。

倘若唐朝兵力充實，征南詔本不成問題。奈何玄宗一朝，府兵制逐漸崩壞，錢穆說：

各地府兵都要到政府輪值宿衛，這些當宿衛的府兵，論其家庭經濟，都是很殷實的，平素的生活也都過得好，這因窮苦家庭的子弟根本不准當兵的。在唐太宗時，這種士兵到中央宿衛，皇帝自己也時同他們在宮廷習射。政府看得起他們，他們也就自覺光榮。後來天下太平，每常幾萬人輪番到中央，沒有事情做。皇帝當然也不再注意到他們了，於是今天某大臣要蓋花園，明天某親貴要造宅第，都向軍隊商量，借多少人手去幫忙。士兵變成了苦工，受人賤視。下次遇到上番值宿，便多逃亡規避。(《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又說：

在唐初，府兵出外打仗陣亡，軍隊立刻把名冊呈報中央，中央政府也馬上會下命令給地方，立刻由地方政府派人到死難士兵家裡去慰問，送他勳爵，給他賞恤。陣亡軍人的棺木還沒運回，而政府一應撫恤褒獎工作都已辦妥了。這等事關係極大，尤其在軍隊的精神上，有說不盡的鼓勵……到後來，軍隊和政府，還是犯了一個鬆懈病，疏慢病。軍隊士卒死亡，不一定即速呈報到中央，中央又不一定分頭轉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不一定特為此事到他家裡，戰事也結束了，軍隊也復員了，但死者家屬，還不見政府派來人。死的似乎白死了，人心便這樣地漸漸失去了。此外已經有了相當勳位的軍人，正因為勳位僅僅是一種榮譽，並不與實職官員一般，換言之，他還是一個兵。而於是政府要員，有時還要派他去服力役，給差喚。因此勳位在身，不為榮而轉為辱。倘使別人稱呼你勳位如中尉、上校之類，已不是一種尊敬，而成了一種譏諷了。武官的勳名被人看不起，軍人的地位也就墮落了。(同上)

又說：

政府刻意開邊，開邊需要防戍邊疆的軍隊。本來府兵打完仗就復員，現在變成沒有復員了，要你長期戍邊。最初去戍邊的，還可交替輪番，後來後方不上緊，第二批新的不送出去，第一批舊的要想復員也復不成。於是兩年三年地繼續，而這些兵本都是殷實之家的子弟，他們的衣服、馬匹、兵器，都是自己置備製造隨身攜帶去的。因為他們田地不要租，又不要向國家當差服役，所以有力量自備武裝，長短肥瘦當然稱身，刀槍輕重，也能配合他的體力，馬的性格也懂得，他的生命要靠這些的，前途立功，也要靠這些，所以一切衣甲、兵器、馬匹都很好，很講究，很精良，這也是府兵之不可及處。而且那些府兵，仍恐國家薪餉不夠用，隨身還要帶點零用錢。唐代用絹作幣，大家攜帶絹匹，到了邊疆，邊疆的營官說：你們的絹匹該交給我，存放在儲藏室，待需要時再領取。於是故意叫士兵們作苦工，一天做八點鐘的，要他們做十點鐘，吃睡都不好，處處折磨他，希望他死了，可以把他存放的財物沒收。(同上)

彍騎制代之而起 (張說提議)，雖能救一時之弊，但終無法維持。錢穆說：

「彍騎」制始於玄宗時張說之建策。(彍騎之興，在開元十一年，初名「長從宿衛」，至開元十三年始有「彍騎」名。)

以當番衛士因貧弱逃亡略盡，請一切召募強壯，不簡色役，優為條例。逋逃者爭來應募，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系諸衛，更番上下，以實京師。此即以後所謂彍騎。

其實彍騎與府兵還是大同小異。一樣的於農家中挑募富強。(既以強壯募，又優為條例，則富強仍兼有之。) 一面授田耕種，一面輪番宿衛，惟與府兵制不同者，府兵遍及全國，彍騎則只在京師。府兵兼負征戍，彍騎則專於宿衛。

彍騎只是府兵制之縮小範圍，正因其精神不夠推行之故。

因為彍騎還只是府兵制之縮小範圍，故至天寶以後，連彍騎亦不能存在。(在上者精神不貫注，則經歷相當時期，折衝府依然無兵可交。以前召募的，現在仍然逃亡。)

自此唐代只有所謂「方鎮」的邊兵，(開元二十五年始募丁壯，長充邊軍。) 與中央的禁兵。(《國史大綱》)

從經濟一面看，玄宗朝的均田及租庸調制也出大問題，影響稅收。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

租庸調法以人丁為本，開元後久不為版籍，法度廢弊。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為戶口使，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法遂大弊。

均田、租庸調、府兵三制乃互相依存，三位一體，共同支撐起整個帝國。今竟先後敗壞而不復挽救，唐朝至此，實已陷入外強中乾的境地！

適值「怛羅斯之戰」高仙芝受重挫，唐室在西北的軍事力量大減，要壓制東北日益坐大的安祿山，兩京兵馬是最後憑藉。

可惜楊國忠堅決唆使玄宗打南詔，不惜掩鮮于仲通敗狀，「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結果是造成兩京、河南、河北地區徹底空虛。唐室全無國防可言。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可見徵兵時民間彷如人間煉獄。

杜甫作＜兵車行＞、李華作＜弔古戰場文＞，都是有感而發，對徵兵甚表不滿。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

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大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一句「卿勿言，朕徐思之」，道盡玄宗內心之感慨。那時他已是六旬老翁，如何有能力回天？

安祿山起兵，不過將炸彈引爆。以為安史之亂一件事足以令唐室轉衰，這是把問題簡單化。

關於安史之亂，有一地方尤其值得注意，即所謂先取范陽，抑或先取兩京之爭。

先取范陽的計策，出自李泌。是時唐室盡用西北軍事力量勤王，李泌於是說：

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九》)

可惜肅宗不聽，以「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拒絕。明儒羅整菴後來評論說：

且如唐安祿山既犯東京，眷留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范陽以覆其巢穴，此真識形勢者也。肅宗急於收復，不從其策。河北之地，由此失之，終唐之世而不能復。(《困知記》)

「河北三鎮」在中唐以後成為獨立王國，不受中央政府節制。兩京為兵鋒所及，殘破凋零，都是肅宗的愚孝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