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父親唐高祖李淵，其父為李昞，北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封唐國公。李昞之父李虎是西魏八柱國之一，稱隴西郡公。由此可見李唐皇室非純粹漢人，而有胡人血統 (武川鎮入關中之軍人)。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六》記太宗之子李承乾：

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辮發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

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地，眾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剺面。良久，太欻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

此更可證明李唐皇室有胡人血統。

因為非純粹漢人，太宗的處事作風頗有別於歷代中原王朝的君主。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心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複製。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

太宗堅持單獨與頡利可汗面談，此在以往歷史從未出現過。太宗這做法，反映其性格豪爽、果敢，和他的胡族背景不無關係。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游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

大臣加以諫阻，太宗態度依舊，未有改變對武將的重視。《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群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入朝切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親自教諸衛將卒練習射術，不怕被人暗算，太宗胸襟何其磊落！

晚年他又汲汲於重返戰場，《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八》：

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驆山。

原來在太宗內心深處，「將」這個身份比一國之君更加重要。《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大概太宗對行軍佈陣確有一番心得，希望將此心得與他人分享，遂親自領兵打仗，亦不介意和將士們共處。

太宗情感流露也甚坦率，不好矯飾。《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

太宗作層觀以望昭陵，本來是希望安頓對妻子長孫皇后的思念。然而，魏徵本乎理性上之知見，加上忠臣對君主之直率，直言太宗「望獻陵若昭陵」，此做法雖無可厚非，然多少觸動太宗剛平伏的傷口。太宗終再度哭泣，「為之毀觀」。悲憤交雜，不能自已。太宗內心的坦誠，在漢人君主中很少見。

太宗一代英主，竟有一畢生遺憾，即在玄武門之變中弒兄囚父。《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

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出宣敕，眾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

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壬申，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

正史中李淵不尋常的鎮定，越見太宗是在發動軍事政變。

儘管東突厥滅亡後，二人關係一度恢復，《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托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

在太宗心中，仍有一根刺，存在於他和父親之間，揮之不去。《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京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又，王長通、白明達皆樂工，韋槃提、斛斯正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眾，正可賚之金帛，豈得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上深納之。

直至李淵去世，那條刺才消失，已經太遲。

上欲自詣園陵，群臣以上哀毀羸瘠，固諫而止。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

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群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床，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

太宗經歷玄武門之變，一直期望眾皇子能夠相親相愛，不再骨肉相殘。可惜承乾被廢、魏王李泰心術不正，期望落空，加上父親、妻子、大臣一個個去世，一時絕望，遂「自投於床」、「抽佩刀欲自刺」了。由此亦見玄武門之變為太宗一生的烙印，太宗欲避免歷史重演，奈何終不能夠。

太宗雖為胡人出身，但精通中原文化，《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

「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來自《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四端之心，人皆有之」的想法。

至於他和蕭瑀論及「渭橋之盟」的計策，提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顯然是老子《道德經》原文。

太宗以後，君主漢化的程度越來越深，胡人的那種直率、果敢、尚武、真情流露倒是慢慢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