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陳亮 (龍川)、葉適 (水心) 的思想，還需要回到他們的文字上。

《龍川集》：

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

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

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

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

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當富貴底人……亮以為，纔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潔淨。

驟看第一條，道氣不離，似屬程門遺教。

可是，細審第二條，就知道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千塗萬轍，因事作則」，即理非「理一」，而為「理萬」。只有形構之理、條理義之理能講「理萬」，由此可知陳亮的理非存在之理、造化原則，而拋落為氣之條理。

第三條「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這是唯物論！唯事論！理只是物事之合宜，超越義盡失。

第四條「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相當於清儒戴震的「以情絜情」，情表現得恰當就是理，背後是形而下的血氣心知在起作用。

第五條陳亮似認求利欲之滿足為人之天性，其性為氣質之性，正面看待情欲亦與戴震講「達情遂欲」沒有分別。

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

這是要將儒家還原為眾多思想派別其中之一。

正欲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為主耳。

這是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

陳傅良評陳亮之學：

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

是很準確的。

清儒顏元亦將理解成氣之條理，批評「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講究實用。可是，他從未說「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要跳出儒門。戴震甚至把孟子解成同意「以情絜情」，以傳承孟子學自居。

陳亮都算狂妄，但亦算坦白。至葉適，則更清楚表露。

葉適說：

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有止，道無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於物，不使散流。(《習學記言》)

上古聖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於器數，其通變在於事物。(《水心別集》)

道原於一而成於兩。古之言道者必以兩。凡物之形，陰陽、剛柔、逆順、向背、奇偶、離合、經緯。紀綱皆兩也。夫豈惟此，凡天下之可言者皆兩也，非一也。一物無不然，而況萬物皆然，而況其相禪之無窮者乎？(《水心別集》)

第一、二條見道在器中。第三條見道為氣之條理，葉氏主唯氣論。

對於理學家信奉的「道統觀」，葉適不以為然，嚴加批判：

古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至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賦耳目之說。然則辯士素隱之流固多論心，而孟荀為甚焉。(《習學記言》)

此批孟子、荀子講心講性，遠離「古之聖賢」。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 (十哲) 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於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案：曾子之學，以身為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於大道多遺略，未可謂至。又案：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為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總述講學大旨＞)

此批子思、曾子不傳孔子之學。

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眾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以來，聖賢繼作，措於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違越。

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人各為家。孔子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

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予考詳，始明其不然。

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總述講學大旨＞)

此把孔子變成「蒐補遺文墜典」的文獻家、檔案家。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於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於身，必待施之於人，措之於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為微眇難見。學者，自古以為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予嘗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於一貫之理果合否？曾子又自轉為忠恕。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於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為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於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告之，使決知此道雖未嘗離學，而不在於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曾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於近世之學，但誇大曾子一貫之說，而子貢之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測也。(《習學記言》)

此批孔子言「一貫之道」。

志學至「從心所為」限節者，非所以為進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由後世言之，祖習訓故，淺陋相承者，學而不思之類也；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思而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途。(《習學記言》)

此疑孔子自道為學經歷，即「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置疑、批判不算錯，但去到連夫子自道都要懷疑，就未免有點過份，難怪牟宗三斥其為狂妄。

人有什麼工夫好做呢？葉適指出：

按＜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為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於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為首。……然後世學者盡廢古人人德之條目，而專以心性為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交相成之道廢矣。(《習學記言》)

人應盡量擴充自身的聞見之知，「自外入以成其內也」，「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為首」。

古人多識前言往行，謂之畜德。近世以心性通達為學，而見聞幾廢，為其不能畜德也，狹而不充，為德之病矣。(《水心文集》)

「多識前言往行」，增廣見聞，不復以「心性通達為學」。

此為智識主義。心為形而下的血氣心知，認知思慮心靈。

沿此途而往，可成就專家學者、靈活變通的政客，建立種種事功，卻不保證有道德，成就出賢人君子 (即使成就，也只是他律道德)。

這仍是「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的繼續發揮。

除了擴充見聞之知，還要懂得以功利為道義：

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耳。(《習學記言》)

此批西漢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力主「以利為義，以功為道」，同於陳亮「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

這一個立場，繼承伊川學的陳傅良，又怎會不批為「跳踉叫呼，擁戈直上」？

總之，陳亮、葉適都是反理學的急先鋒，為明儒王廷相、清儒顏元戴震的先驅。後者還不敢非孔批孟，前者卻肆無忌憚，大批特批。可是，就客觀義理來說，雙方是一致的，竊以為此是「氣學」一系的傳承。

朱子與陳亮辯王霸，亦應該放在「理學、反理學 (氣學) 陣營對壘」的脈絡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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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陳亮在「王霸之辯」中的說法 (＜復朱元晦書＞)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著手處。此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即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為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諭乃謂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勇如此之詳，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知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祕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

此陳亮主張「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反對「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

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為萬世法程。禹、啟始以天下為家而自為之。有扈氏不以為是也，啟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於南巢而為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為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眾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為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為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古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煩辭，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跡皎然不可誣矣。後世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跡未明也。故亮常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為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舍天地則無以為道矣。夫「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為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為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人為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為倫也；惟王為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而射者之不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為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為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為己任，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於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為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是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汩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於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餖飣輳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辯此見。祕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蜂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為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為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為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為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汝為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為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為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為主耳。亦非專為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祕書重德，為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強者斥之矣。願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墨，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嘗以為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為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

此陳亮論「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

某大概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閼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為，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霸，孟子歷論霸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謂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為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祕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名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不當以不盡者為法」，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為欺罔，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為真心乎？

值得注意是陳亮引王通語「《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立論，王通為隋代大儒。

亮大意以為，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祕書必謂漢、唐并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祕書便以為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著，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為，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為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為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為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汩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涴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灑落，閎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為古今祕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妝景足矣。若知開眼只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祕書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當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潔淨，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為，纔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潔淨，《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潔淨。祕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涴，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祕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為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

此陳亮論漢、唐不是在「利欲場中走」，只是「有本領，無工夫」。他又指「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當富貴底人」不合事實，「纔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潔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