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仲友 (1136 – 1188 年)，字與政，浙江金華人，世稱說齋先生。

《宋元學案・說齋學案》：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也，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聲，先生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辭，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年豐，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鋤治奸惡甚嚴。晦翁為浙東提刑，劾之。時先生已擢江西提刑，晦翁劾之愈力，遂奉祠。先生素伉直，既處摧挫，遂不出，益肆力於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於心，稽之於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闢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嘗數百人。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申其意。陳直卿曰：「說齋恃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說齋不相下。」同甫遊台，狎一妓，欲得之，屬說齋以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尚不識字，如何為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按台。既至，說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為信，立索印，摭其罪具奏。說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淮在中書……晦翁疑其右之，連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爭閒氣耳。」於是說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此并詆魯公，非公論也。或曰：「是時台州倅高文虎譖之東萊，東萊轉告晦翁。」

案：東萊最和平，無忮忌，且是時下世已一年矣。同甫《與晦翁書》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則似亦未盡以晦翁之所行為至當者。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說人是非，與政乃見疑相譖，真足當田光之死。」則當時蓋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實矣。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於其手。然予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憝，而反覆於官妓嚴蕊一事，謂其父子踰濫，則不免近於誣抑……且蕊自台移獄於越，備受箠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為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為妄言，以污君子，有死不能也。」於是岳商卿持憲節卒釋之。然則先生之誣可白矣。又以在官嘗刊荀、揚諸子為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事。晦翁雖大賢，於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且魯公賢者，前此固力薦晦翁之人也……稍費調停，然謂其從此因嗾鄭丙、陳賈以毀道學，豈其然乎！丙、賈或以此為逢迎，魯公豈聽之？夷考其生平，足以白其不然也。蓋先生為人，大抵特立自信，故雖以東萊、同甫，絕不過從，其簡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卞急，兩賢相厄，以致參辰，不足為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異同者，則欲左袒先生，而過推之，皆非也。

先生之書，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良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稍淳，其淺深蓋如此。所著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祕府群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辯》三卷、《地理詳辯》三卷、《愚書》一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尚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經世圖譜》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指趣，為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於道者三十六篇，定為《韓子》二卷。

簡單講，說齋家學淵源，曾對孝宗「疏陳正心誠意之學」。

之後又「肆力於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有強烈的經世意識。

他「痛闢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可惜最後毀在朱子手上，書亦不盡傳。

全祖望說：

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為經制之學。考當時之為經制者，無若永嘉諸子，其於東萊、同甫，皆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東萊尤能并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試以艮齋、止齋、水心諸集考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僅一及其姓名耳。至於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於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將無說齋素孤僻，不肯寄人籬落邪？梨洲先生謂：「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和齋斟酌。」其說似未然也。

東萊、同甫、說齋似三足鼎立，而又互相發明。這究竟是不是真相？還需回到說齋的學說上找答案。

自古直道之行，本於正心誠意之間，顯於舉賢放佞之際。故伯益告舜，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繼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告湯，先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惟陛下防私如禦寇，存公道如護元氣。內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於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外察諸用人之際，勿使一職或出於左右之譽，而咈天下之公議，儻有，則斷而去之；既去，則敬而守之。(＜館職備封劄子＞)

「內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於嗜好之私」，說齋似認「嗜好之私」為惡之源頭。「儻有，則斷而去之」是去惡。「既去，則敬而守之」是「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這是孟子的義理間架。

荀卿有性惡之說，揚雄有善惡混之說，韓愈有上中下之說。性惡之說，為害尤大。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惡也。象之往入舜宮，鬱陶之思，以偽為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於言，愧形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偽之不可為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易》言天地之情則於《咸》，言天地之道則於《恆》，至言天地之心則必於《復》。蓋方群陰剝陽，而至於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於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之心始可見。人之誘於物也，陰之剝也，俄然而復，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性論＞)

此批荀子「性惡論」，兼及漢唐儒「善惡混」。

「欺形於言，愧形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偽之不可為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此見說齋即心言性。心能知偽，欺人時會有愧疚之情。心、性、情、理是一，是性情心，道德本心。

在人為道德本心，在天為天地之心。

天地之心「或幾乎隱」，「人之誘於物也」，但其非不可恢復，「復則不妄，至誠之道」，可見天地之心為「即存有即活動」的心體，以無妄、至誠為內容。

孟子書七篇，荀卿書二十二篇，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專以明王道，黜霸功，闢異端，息邪說，二書蓋相表裡。以吾觀之，孟子而用，必為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不可同日語也。王霸之異，自其外而觀之，王者為仁義，霸者亦有仁義，王者有禮信，霸者亦有禮信；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於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於詐，故假仁以為利，利勝而仁衰，仗義以率人，人從而義廢，湯、武、桓、文由此分也。荀卿之書，若尊王而賤霸矣，乃言性則曰本惡，其善者偽也。夫善可偽，則仁義禮信何適而非偽也？四者既偽，何適而非霸者之心？吾以是知卿而用必為霸者之佐也。李斯之學，實出於卿，蓋卿有以啟之。或曰：「卿之言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又曰：『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卿豈不知王道之出於誠哉！」曰：「子以為誠者，自外至邪？將在內邪？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道，非二物也。以性為惡，則誠當自外入。外入則偽……吾觀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又其言辯，幾與孟子埒。至於以義為外，以性為猶杞柳，故孟子力詆之。荀卿化性起偽之說，告子之儔也。」(＜荀卿論＞)

這完全是以孟子為宗。

「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道，非二物也」，然則心、性、情、道、天、理是本體地自一，這是「一本論」的立場。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其端則始於至誠力學。後世求其說而不得，流入釋、老。以為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於聖人之域，相與用心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為之功幾於盡廢，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人。(＜顏曾論＞)

說齋雖主「一本論」，但也強調「至誠力學」，反對標榜自己之學為「心學」，以「一本論」的義理間架消化經史、經世致用之學，與呂東萊的學問路數是相同的。

說齋撰有《愚書》，說：

1. 人君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輔相之臣。

2. 大臣正君，其次謀國，其下謹身。

3. 正君之難，在制其欲，不窒其源，如決流何？不翦其根，如滋蔓何？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 正是此意。

2 言大臣以匡正君主為首要責任。如何匡正君主？即在制其私欲，見 3。這和其心性論是一致的。

4. 防微消萌，力少而功多。

5. 位尊難安，德盛難全。

6. 怯不勝勇，勇不勝敬。

7. 謂道為難，若塗若川；謂道為易，若天若淵。謂之易輕而失，謂之難畏而止。勿畏勿輕，學而已矣。

4 至 7 條以戒慎恐懼言敬，持敬存養本心，作為工夫，效用最大。

8. 避世非君子之心。

9. 善為教者反諸身。

此見君子不出世，時刻反躬自省，同於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10. 古之為兵者，教之以孝弟忠信，惟恐其不君子也。後之為兵者，教之以權謀變詐，惟恐其不小人也。

說齋以孝弟忠信消化為兵之道。

11. 順命如順親，保性如保子，養心若養苗，馭氣如馭馬，防欲如防川，待物如待寇，一言蔽之曰誠。

此言以誠養心。

12. 鏡固瑩，塵則昧之；水固清，風則濁之。塵去鏡明，風息水止，外物不干，天性乃見。

本心盡去私欲，即可與理為一。

13. 德莫先於孝，孝莫難於保親之所與。庶人有身，推之天子有天下，有而保之，孝莫大焉。

同於孟子「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14. 陰陽之說勝，則禮經廢；形相之說勝，則心術喪，錄命之說勝，則人事怠。失之己，求之天，君子不由也。

反對宇宙論中心，以及「氣成命定」，即漢唐魏晉之學說。

15. 文以明道，或以蔽道；傳以通經，或以亂經；學以知性，或以汩性。說日益新，理日益昧。

撰文、讀傳、為學旨在明道、通經、知性。若撰文、讀傳、為學反而蔽道、亂經、汩性，不如不撰、不讀、不為。

此完全是橫渠、明道、五峯、東萊學問的延續。

謝山三足鼎立說固然不當，「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亦不盡準確，說齋是以「一本論」消化、融解經術史學。

至於王淮指說齋主蘇學，更屬胡說、混扯。唐乃以關、洛為宗，非蘇學也 (筆者撰＜以《宋史》和《宋元學案》為基礎考究朱熹的生平及其時代＞一文時，曾說「唯治學路數上，仲友傾向舊儒學 (經史之學)，反對新儒學 (心性之學)」、「『蘇學』駁雜，從不輕視《荀》、《揚》、《文中子》、《韓文》，仲友印四書，某程度上也是『蘇學』的體現」，今天看來，全不成立！說齋實為新儒學之正宗派、主流派，他看不起朱子，不排除是看到朱學之歧出。由筆者判斷錯誤，亦見治史之不容易)。

台州一案，有謂東萊學問與說齋不合，東萊與朱子友好。可是，根據上文分析，加上拙文＜呂東萊學述＞所指陳，二人之學本無分歧。台州案始於 1182 年，東萊 1181 年已經離世，東萊又如何對朱子講說齋不是呢？

據胡適 1953 年 8 月 22 日致楊聯陞信：

朱子劾唐仲友一案，在當時陳龍川 (亮，唐的同鄉) 已有「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之說，見《龍川集》卷二十。此書甚長，似值得老兄一翻看。晦翁答書見《朱集》卅六＜答陳同甫＞第三書。同甫書中有「物論以為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盡。秘書豈為此輩所使哉？為其陰相附託而不知耳。」朱子答書也有「附託之戒，敢不敬承」之語。但同甫書中又說，「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 (即仲友) 乃見疑相譖！」可見此案受疑「相譖」者，不止高文虎一人。而主要的告訐者似多是婺州人！(《論學談詩二十年》)

說齋似行為處事有見疑的地方，被婺州人群起告發。

《象山全集》有以下一條：

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眾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

這可視為朱子劾說齋是深得當地民心的佐證。

然而，「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朱子做法確實也有過激處。孟淑慧＜朱熹及其門人的教化理念與實踐＞：

他一向疾惡如仇，實在難以忍受在災荒人民流離死亡時，官員們還瞞上欺下不顧人民死活。他此次救荒，沿途所見，令他觸目驚心，官員們的失職枉法更令他憤怒不已。或許是在這種激動的心情下，使他的舉動更激烈而失去平衡。此時，他的兩個諍友呂祖謙與張栻都已過世，缺乏朋友的勸戒，也使他更難控制怒氣。淳熙十年 (1183) 陳亮寫信給朱熹，用《易》的「震之九四」來比喻他彈劾唐仲友。陳亮認為朱熹的原意在震動而「使其道光明」，然而在過程中，已被某些小人暗中利用來報復唐仲友，失去平衡，所以並未實現「使其道光明」的原意。

孟氏的話，結合胡適的觀察，就知道說齋有不是，朱子亦有性格缺陷，易為怒氣所驅，結果給人有機可乘，借朱子之手，將說齋扳倒。

朱子易為怒氣所驅而失理智，以下兩條可以為證：

舜功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做，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語類卷一百二十四》)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即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尚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概以議論意見為可去也。」(《語類卷一百二十四》)

《呂祖謙與浙東明招文化》一書的主編、主筆王文政說：

根本的真實原因，朱熹當然沒有寫入狀子。當時，浙東學派勢頭很好，浪頭很高，與朱熹的觀點很衝突。呂祖謙活着的時候，朱熹拉不開架子。呂祖謙剛死，恰好台州高文虎等人煽動一些土豪劣紳攔路告官，想整倒給他們不利的唐太守。朱熹覺得既然唐氏是一個與前面幾個一樣的贓官污吏，不能容忍，而且又是一個機會，殺殺浙東學派的盛氣，就拿唐仲友先開刀。接着再開始批判呂祖謙的弟弟呂祖儉經史並用，接着再批永康陳亮的事功思想，接着再批永嘉事功學派。

又說：

據全祖望說，就算沒有挾私報復，朱熹彈劾不都是冤枉，但難免過於偏執急躁；就算加給唐仲友的罪名不都是恰如其分，但唐仲友在管束子弟、行政運作、待人處事等方面也「失於檢點」。唐仲友是一個高傲的被封殺的傳奇儒官。被朱熹彈劾罷官，這是唐仲友人生遇到的一大困扼，總的困扼。從此閉門致力於經史百家，專心講學育人、治學終老。要是僅此而已，那也是唐仲友的不幸中的大幸。可是隨之而來，還有六種困扼。

又說：

是啊，以上六大困扼的後果，也許不是朱熹初衷，卻使唐仲友的畢生著作所剩無幾。(＜廊道上的文化記憶 – 智者對話之悲欣才子唐仲友＞)

一個讀書人，最重要就是他的作品，竟因為朱子的激憤，弄得體無完膚！

慶幸全謝山仍留有一說齋學案，吾人從學案所記，可以斷定說齋為兩宋理學之主流，同於五峯、東萊，他是金華學派一重要代表人物，而金華學派則與湖湘學派並立，同代表南宋初期理學的主流。與朱、陸相比，朱、陸二人的學問猶有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