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四月，杜衍出任樞密使。

樞密使一職，仁宗本來安排夏竦出任，但因諫官歐陽修、蔡襄等先後反對：

「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眾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為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竦挾詐任數，奸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協。夷簡畏其為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

加上侍御史沈邈指夏竦與內侍劉從願暗中有勾結，御史中丞王拱辰亦言：

「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 (指抵禦西夏無功)，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

仁宗卒之改變決定，「罷竦而用衍代之」。

夏竦在蔡州 (自河中府徙判蔡州) 聞朝廷召他返京，不敢怠慢，瞬間已抵汴京。

右正言 (諫官之一) 余靖認為：

「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解釋，則聖聽惑矣！」

覺得夏竦會動搖仁宗心志，令仁宗自我推翻，故堅持不讓夏竦見仁宗。

蔡襄甚至視夏竦為「奸邪」，把一眾直言極諫者 (包括他自己) 視作「賢人」、「良醫」：

「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史載「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其基本上為一知識分子，只是不純粹以儒學為宗。

出任襄州知州時，適值大飢荒，夏竦曾「大發公廩，不足……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救活四十餘萬人。「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覡 (能運用超自然力的人) 惑民，(夏) 竦索部中得千餘家，敕還農業，毀其淫祠以聞」。

以民為本，重視農業生產，破除迷信，夏竦怎會是「奸邪」？

「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眾人之言」，此乃文人不知軍事之正常反應，有什麼值得苛責？

退一步，就算真的「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這不過反映夏竦做事不夠主動，不能以「奸邪」目之 (何況「十策」極有可能是洋洋灑灑的東拼西湊)。

夏竦不知軍事，勉強要討論西北邊防問題，就唯有「列眾人之言」了。他更「雅意在朝廷」，希望在朝廷做高官，「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盡量避免丟失性命，何足怪哉？事實上，夏竦「數請解兵柄」，他是知道自己不擅軍事，不勝任抗擊西夏的工作。

做著自己不擅長不喜歡的崗位，鬱鬱不得志，於是有「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有利用手中權力撈取個人利益……這些皆是人生的無可奈何，應該體諒的。

一味冠以「懷詐不忠」之惡名尚不止，還要仁宗不任其為樞密使、不讓其有機會見仁宗，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的做法未免有點兒過份，對夏竦不公道。

至於自稱「賢人」、「良醫」，尤其失於傲慢。

夏竦也是聰明人，仁宗即日要他離開，他自請還節鉞 (符節與斧鉞，古代授與官員或將帥，作為加重權力的標誌)，未幾「徙知亳州」。

至亳州，夏竦從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的彈劾奏疏中 (由仁宗封存好，於夏竦離開時交予)，知道誰令他無法進入中央權力核心，誰令他夢碎。夏竦於是「上書萬言自辯」。

有一石介，「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眾」。他支持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作《慶曆聖德詩》，斥夏竦為「大奸」，「夏竦怨 (石) 介斥己」，決意報復。

石介「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為蠹」，偏偏夏竦「以文學起家」、「多識古文，學奇字」，且通曉佛老 (此實際是宋代新儒家跟傳統知識分子的矛盾)。

補充一點，「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奸邪。當 (劉) 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為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為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

原來夏竦是透過依附宦官張懷德、結交奸相王欽若發跡，而且見風轉舵，難怪歐陽修、蔡襄、余靖等那麼敏感了 (歐陽修、蔡襄、余靖等跟范仲淹聲應氣求，而仲淹大體接續寇準、王曾一系之處事作風，其自然視王欽若一系之人物如仇敵，不予同情)。

呂夷簡在仁宗甫親政同意罷免「后黨」(支持劉太后的官員)，夏竦在「后黨」之列，二人因此不和 (從出身、學問、處事等看，二人其實無本質上的分別)。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 脫脫等，《宋史》。

3. 畢沅，《續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