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九月，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厲行變法，史稱「慶曆變法」。

之所以有「慶曆變法」，跟宋朝政治、軍事、經濟出現一連串問題有關。

政治

宋朝優待知識分子 (旨在革除五代軍人專政的弊病)，進士一登第即授官 (唐代分禮部、吏部試，宋代只設禮部試)，此令官員數目大增。

另外，復有恩蔭，准許大臣「蔭子蔭孫，乃至於蔭期親、蔭大功親，甚至蔭及異姓親，乃至門客……沒有子孫近親，便只有鬻賣朝恩，把異姓及門客來充數」，這導致「官吏日多，俸給日繁」。

為了安置大批官員，官僚機構往往變得臃腫，架床疊屋，政出多門，影響行政效率。

結果，宋朝極力締造文治，竟太阿倒持，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包拯上疏仁宗：「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榜僅千人，復又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廕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又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

由此可見冗官問題之嚴重。

軍事

宋朝採輕武政策，軍隊組成非游手好閒之輩，即負罪亡命之徒，戰鬥力低。

又武人需在面上刺字，且無法如文臣般出任中央要職，士氣低落。

「定禁兵分番戍守郡縣」，三年一調 (即更戍法)，造成軍費開支龐大，且「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兵將之間缺乏溝通)，軍力大為削弱。

宋代兵士更無退役制度，「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餘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廩之終身，實際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宋朝經濟負擔沉重，卻無可用之兵。

經濟

真宗朝開始，土地出現兼併，史載「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為俗，重禁莫能止焉」、「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

稅收短絀，衍生兩方面的影響：(1) 無法完成修橋築路等基建工程 (2) 天災來臨時，政府無法對人民施以救濟。管治容易動搖。

尤其甚者，收入減少，宋朝將無力應付冗官冗兵的開支，入不敷支。

仁宗「銳意太平」，希望解決上述問題，他於是聽從諫官歐陽修等的建議，罷免「懦默不任事」的王舉正，起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副宰相)。

仁宗「數問 (仲淹) 當世事」，仲淹為其誠意所打動，遂上《十事疏》(即《答手詔條陳十事》)。所謂「十事」，即十項變法重點，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范仲淹靠諫官們推薦成為執政推動變法，本身就對變法不利，蓋諫官們與朝中保守派、既得利益者勢成水火也 (儘管呂夷簡慶曆三年春已病重)，夏竦即為其中之一。

在浮沙上築高塔，是注定要失敗的。「慶曆變法」僅維持了一年零四個月，就宣告失敗。

補充一點，「變法」有別於「改革」。「變法」是通盤的轉變，連根拔起。「改革」則是在固有的基礎上小修小補。

[主要參考資料]

1.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

2. 脫脫等，《宋史》。

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4.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