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傳＞有以下一段文字：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幸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蔭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這裡透露出幾個重要訊息：

(a) 范仲淹之所以被宋仁宗重用，原因有二：陝西用兵有功、獲知識分子擁戴。

(b) 變法剛開始，仁宗、中央及地方官員皆對仲淹抱有期望。而仲淹亦為一無私為國之賢臣。

(c) 變法推行過於急進，缺乏循序漸進的變革。

(d) 變法牽涉範圍甚廣，內容流於空洞不具體，保守派因此不太看好。

(e) 變法中限制恩蔭、嚴密磨勘等，令既得利益者有所損失，紛紛反撲。

(c) 至 (e) 可視作「慶曆變法」失敗的主因，保守派大臣及既得利益集團則為窒礙變法進行的兩股阻力。

我們過去講過，「慶曆變法」是在一不穩固的基礎上展開。

范仲淹和呂夷簡雖然已經和解，但范仲淹派系內的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仍與夏竦 (讀音：慫) 等勢成水火。他們的直言極諫、嫉惡如仇、好言變革，尤其令朝中守舊因循不願變的大臣反感。諫官不代表朝中大多數聲音，偏偏范仲淹是諫官推薦出任參知政事，其力量有多大，變法可以做得有多徹底，可以想像。

范仲淹唯一的靠山，是仁宗的信任，這亦是傳統帝制下的無可奈何 (余英時：「皇帝所擁有的是最後的權源，任何帶有根本性質的變法或改制都必須從這個權力的源頭處發動，所以皇帝個人的意志是一個決定性的力量」)。

可惜仁宗對「朋黨」非常忌諱。仲淹有「前科」，加上部份變法措施彷彿衝著既得利益集團而來，既得利益集團一旦利用仁宗的心理弱點，藉重提「朋黨之論」以脫困，此等於制仲淹於死命，也制變法於死命。

果然，慶曆四年 (公元 1044 年) 夏，仁宗「與執政論及朋黨事」。

儘管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為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歐陽修撰＜朋黨論＞重申「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仁宗逐漸對變法失去興致。

不久，夏竦命家中女奴模仿石介 (作《慶曆聖德詩》，贊揚范仲淹、歐陽修等，斥夏竦為「大奸」) 筆跡，偽造了一封石介給富弼的信，信中指革新派陰謀廢掉仁宗，另立新君 (「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

仁宗初時不相信，但范仲淹、富弼等心裡恐懼，內不自安，先後請求外調。保守派及既得利益者乘機加強輿論攻勢，肆意誣陷、抹黑，仁宗信心慢慢動搖。

慶曆五年 (公元 1045 年)，「慶曆變法」宣告失敗。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