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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2/27 07:30:56瀏覽1311｜回應0｜推薦0 | |
一部重新揭示華夏文明起源的驚世之作！ 此書徹底顛覆人們固有的華夏文明起源觀。 。 。 。 。 。 內容介紹 《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的起源》是一部從語言文化的角度論述東方文明起源的學術著作。 明確回答了這樣的問題：我們認作始祖的黃帝說什麼語言？夏商周秦的創建者們又說什麼語言？離我們並不遙遠的唐太宗李世民到底是說什麼語言的呢? 對此人們熟視無睹，從來沒有人特別關注或專門研究過。說什麼語言其實是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因為這就是民族背景，語言才是民族最為重要的標識，揭示歷史人物的語言背景就是要還原他們的民族背景。 本書以全新的視角嚴謹的態度去考證研究，力圖揭開一個已經存在了數千年的歷史謎局，作者試圖建立一個東方文明起源發展的歷史模型，一個好的模型能有效地推動學術研究，可惜沒有人著手做過這樣的工作。本書更直接的目的是要證明漢字漢字起源於阿爾泰語，漢字最初表達的是我們漢民族先民根本聽不懂的多音節匈奴語，古代阿爾泰游牧民族才是漢字最早的發明者，漢字在歷史上有過一種漢化，即單音節化的過程。 現代語言學指出不同語系的人不可能有共同起源，同一個語系的人才有可能同源。多音節的阿爾泰語分支眾多，少說也有三大類，細分則有幾十種之多，說這些語言的人可能有共同的起源。而漢語屬於單音節語言，方言更是眾多，分佈也極為廣泛，由於是同一個語系，說這些方言的人也可能存在同源關係。阿爾泰語和漢語分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語系，他們是不可能有同源性的，但我們從《史記·五帝本紀》中看到的卻是一種華夷共祖關係，就是說南方的農耕漢民族與北方的游牧戎狄竟有同源關係！有這種可能嗎？分屬兩種不同語系的族類怎麼會有共同的起源呢？如果他們確是共祖，豈不是顛覆人類學，語言學一般常識了嗎？ 當我們從華夏文明起源角度觀察思考的時候，儒家所指稱的同源共祖的本來面目就顯示出來：其實是一種奴役與被奴役關係，統治與被統治關係。這種真實的歷史關係早就被誤解和歪曲了，一方面是由於古人認知水平的局限，另一方面是儒家竭力掩蓋歷史真相的結果。 探求歷史之真，還原歷史之實，乃是時代賦予歷史研究者的科學使命，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描述出來的那種荒謬的共祖關係不應當被永遠默認，而80年前歐洲漢學家高本漢提出來的漢字“古音擬構”的設想，這個現代漢語音韻學研究的重要目標，也不應當讓它半途而廢化為烏有！ 描述久遠的東方文明起源史離不開想像和推理，漢字古音擬構同樣離不開想像和推理，這些都必須建立在人類理性之上，歷史已經證明，以儒家“人之初，性本善”人性觀出發是無法描述出真實的華夏文明起源發展史的，“遠古有聖賢”的思維方式不可能導向歷史的真實，這種虛偽的歷史觀與現代人文科學格格不入，且仍然是中華文明發展的最大障礙，而漢語音韻學的歷史表明，音韻學的突破必然以舊的文明起源觀突破為前提。 復旦大學現代中國人來源研究顯示，中國人確起源於非洲，華裔男性Y 染色體樣本全都攜帶著非洲人遺傳基因標誌。這項研究還從遺傳特徵上證明，北方操阿爾泰語的游牧民族和中國南方人分屬於不同的人類分支，雖然他們都被稱為蒙古人種，但有完全不同的民族起源，兩支人群遺傳特徵分界線在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之間。 現代分子人類學研究表明，東亞蒙古人種Y染色體種類的分佈，自南而北呈現不斷減少，不斷單純化的狀態。根據分子人類學理論，那裡染色體越豐富多樣，那裡的人群就更原始，那裡更有可能是人類的古老棲息地。就是說相比中國北方，人類出現在中國南方人的時間會更早些，但是為什麼華夏文明的中心地帶一直在北方而不在中國的南方呢？ 現代分子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已經為本書關於北方的游牧文化與南方的農耕文化交融匯合，從而孕育出華夏文明的觀點提供了科學依據，但直到該書稿基本完成之時，筆者事實上並未看到過復旦大學這一研究成果，本書的結論和觀點完全是從語言文化的角度研究得來，竟與分子人類學的結論不謀而合，這更加堅定了筆者的自信。 筆者堅信漢字最初表達的是多音節的阿爾泰語，乃是因為越是冷僻古奧的先秦雅言，越是對應著今天蒙古語日常口語詞彙，這不會是偶然巧合，最先創造出來的漢字必定是當時人們最迫切需要，最頻繁使用的詞彙，那麼漢字是誰創造的不就明白了嗎？ 漢字古音擬構就像哥倫布的探險，在茫茫大海上如果沒有正確的方向將無法到達理想的彼岸，把握正確方向乃是成功冒險的前提條件，筆者以為多音節的古代阿爾泰語就是漢字古音擬構唯一正確的方向，一部華夏文明起源發展史，如果從語文史方向描述的話，就是多音節的阿爾泰語最後消融進單音節百越語言中去的歷史，漢字古音擬構將要還原出一個人類文明起源真實直觀的歷史標本！ 徐江偉新書《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的起源》一書已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江偉是一位真正的民間學者，研究學術出於純粹的興趣，不以學術謀求學位、職稱、金錢和權勢。他下海經商上岸後，潛心研究華夏文明的起源，對於北方游牧先民和南方農耕先民的關係提出了全新的假說，並廣泛吸收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成果小心求證，此書文筆流暢，值得一讀。 2013.12.17 15:49 引 子 當有人告訴你：你祭拜的黃帝他不說漢語，也不是漢民族—— 你可能會大吃一驚，你可能會這樣想：說這話的人是不是已經瘋了？ 當有人繼續告訴你：夏商周秦的創建者們都不說單音節的漢語。漢民族是奴隸出身，為奴的歷史已超過五千年，他們原本不在黃土高原上； 蚩尤是金發碧眼的印歐人種，絲綢之路其實是一條文明之路； 漢字起源於多音節的阿爾泰語，甲骨文原本是多音節讀音，先秦古漢語是古人說的洋涇浜英語； 禮制的本質是奴役，造就根深蒂固的奴性，華夏文明是狂暴黃河的歷史投影，歷史的規律是野蠻戰勝文明…… 你肯定聽得越來越莫名其妙了，但當你看完本書的時候，你或許已經豁然開朗，你一定會掩卷沉思! 我們的文明史確實有太多謎團，太多耐人尋味的地方：我們的祖國幅員遼闊，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很多，為什麼華夏文明最早出現在了黃土高原上？華夏文明被稱為農耕文明，而黃土高原顯然不是最適宜農耕的地方。我們終將發現，中華民族的標識長城，其實是農耕定居漢民族屈辱被動的歷史縮影，恰如一個民族一串深重的嘆息…… 今天，漢民族的熱血青年為自己民族歷史上的多災多難憤憤不平：為什麼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成了漢民族與生俱來的惡夢揮之不去？為何落後總要戰勝先進，野蠻總能戰勝文明？ 所有這些其實都要從華夏文明的起源說起，本書就是還原並勾勒出真實的華夏文明起源發展史，並證明我們應該以更加理性更加寬容的情懷面向世界，面向我們的未來！ 假設：游牧民來到了不宜放牧適宜農耕的地區，並發展出了農耕技術，靠種地過活。上千年過去後，放牧人依然游牧著，種地的卻進化成了農民。一個祖宗發展出了二個派系的族群，還互相鄙視鬥毆了幾千年。以上假設，請專家認證可能性如何。科學論文，就是要得出排他的唯一結論，如果不把我以上假設或別人的其他假設令人信服的排除掉，作者的巨篇論著將可憐的化作廢紙一堆。 此貼已經被作者於2013/12/19 11:03:33 編輯過 回帖人：篤敬忠信 世界是一頭大象 如果發現“大陸漂移說”是依靠觀察南美洲的輪廓。那別的四大洲又是什麼？當你蓋住世界地圖上的南美洲，其餘四大洲的陸地輪廓是不是有一種形似某種動物的感覺？下加利福尼亞和佛羅里達是它的象牙，中美洲是它的長鼻，它是一頭大象，陸地之王，世界最大的亞歐大陸是它的軀幹，最大的島嶼群東南亞-大洋洲是它的前腿，非洲是它的後腿。五千年前，世界陸地的四大文明，中國在其胸，印度在其乳房，地中海沿岸的埃及和巴比倫在它的子宮，它是一頭母像。神奇的是：希臘文明，羅馬文明，伊斯蘭文明，文藝復興也先後在那裡孕育誕生，最重要的是大航海時代的開始，發現了北美陸地，並將基督教科技和藝術傳播到四方，開始了全球各大洲的聯繫。美國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作為世界頭腦的責任，引領世界潮流，這頭大象的頭腦在永不停息的帶領世界各地的前進。 綜上所述，世界歷史就是一部神蹟。 讚美主，阿門。 3 黃帝與獫狁的區別 我們認作“始祖”的黃帝到底是什麼民族出身？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有必要著重討論，其實他的名字已經把答案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了：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 “軒轅”就是黃帝的名字，而“黃帝”可能是後人加給他的一個諡號。游牧文化一大特徵是以族名為人名，人會死去，但部族不會消亡，這個名字就會在歷史上不斷出現，那麼還有誰以“軒轅”為名呢？ 先秦古籍中匈奴被記作“獫狁”（xian yun），與“軒轅”讀音相同，其實是同一個族名的異寫，由此可知黃帝與匈奴其實是同類。 《史記》曰：黃帝“北逐葷粥”，這個“葷粥”也是獫狁的異寫。在爭霸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的戰爭中，“軒轅”擊敗了本是同類的“獫狁”，勝利者入主中原成了“黃帝”，敗北獫狁留在北方草原上，成了史書中“戎”和“狄”，但他們說同一種語言，有共同的生存方式，還有相同文化習俗。 “獫狁”和“軒轅”的區別只是選用了不同的漢字去注音這個族名，史籍中匈奴還有許多異寫，如“獯葷”、“葷允”、“熏育”、“薰粥”等等，讀音是一樣的，不同人選用不同的漢字來注音翻譯同一個族名而已。之所以選用不同漢字，是因為時期不一，注音翻譯者立場不同，古人習慣以此表達著自己的好惡，且是儒家最為擅長的，用以貶褒歷史人物的手段。 黃帝是儒家理論中的聖人，便有了“軒轅”之名，與黃帝為敵者，都看成異類，必加上表示獸類的偏旁部首，就這樣通過選用帶有貶褒含義的漢字，遠古歷史人物全都被他們貼上了標籤，或者說儒家已按照自己的理論需要，給所有歷史人物重新取了一個名字，由於歷史上儒家思想處於絕對壟斷地位，再也沒有人敢對此辨析或者提出異議了。 如此這種例子在史書中可說比比皆是，如：“西伯”和“鮮卑”，實為同一族名的不同寫法，前者以族名為人名，後者以族名為國名。 “西伯”就是周文王，儒家理論中的聖人，之所以寫作“西伯”，當然也是有歷史事實可對應，“西”對應著他從西羌而來入主中原的史實，“伯”有尊貴之義，他原本就是殷商王朝一強大方國之君，就是說“西伯”是音譯與意譯的結合體。而“鮮卑”之國在整個西周時代自始至終與週天子為敵，他們長期盤據於黃淮大平原上，藐視週天子，常與楚人結成軍事同盟，“（楚）與鮮卑守燎” ，共同舉行燎祭大典，聯合對抗周王朝，總是與聖人，天子和正統為敵。 “鮮”古代漢語中是“少”、“不足”的意思，“卑”有“微小、低級”的意思，儒家的貶褒立場就這樣表達出來，但西伯和鮮卑本是同類，有共同的族名，說相似的語言，他們只是在爭霸中原的時候互為敵手而已。 “軒轅”字面上就有高大威武之義，但我們知道黃帝時代漢字還處於萌芽時期，當不會有這種形聲漢字的存在，這種漢字是後來才出現的。古人之所以選用這兩個漢字來注音，同樣有史實與之對應。對此古人有註曰：“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黃帝留給後人的形像是帽子特別高，有峨冠博帶習俗。當我們看到忽必烈皇后畫像中那高高的帽子的時候，我們就會想像出“軒轅”的來歷，其實北方游牧民族全都有帶高帽子的習俗，就是說“軒轅”也是音譯與意譯的結合體。 這種貶褒手法不是司馬遷發明的，古以有之，漢字的象形表義特性決定了這種手法將被儒家代代相傳，有《魏書》為證： 晉末，匈奴的一支，鮮卑拓跋人自北而南入主中原，與他們同時入侵中原的游牧部族很多，在中原地區先後建立的戎狄之國多達16個，史稱“十六國”。後來通過大浪淘沙的過程，這些小方國被後起的鮮卑拓跋一一兼併。十六國的創建者大多有鮮卑背景，他們說大體相同的語言，有的還有明確的血緣關係，但鮮卑拓跋人寫的《魏書》給這些失敗者命名時，一律選用貶義漢字。如同樣出自拓跋部，後來創建了“南涼國”的拓拔，被寫成“禿髮”，記作“禿髮·保週”（“保週”可能是蒙古語“巴圖魯”的漢字注音）。他們實是同宗同祖之人。 《魏書·列傳第二十九》記載，魏世祖會見“禿髮保週”時這樣說：“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由此可見“禿髮”只是拓跋的異寫。 “軒轅”和“獫狁”就是在同樣情況下產生的，或者說是儒家布下的歷史迷霧，切不可讓它遮擋了我們考察中國文明史的視線！中國古籍《山海經》中黃帝記作“軒猿”，也說明“軒轅”兩字是後來才確定下來的，早先寫法比較隨意，黃帝不可能是一種猿猴。 黃帝從何處來？ 《史記》沒有記載，但《魏書》給出了明確的線索： 《魏書·序紀》追敘自己遠古祖先時說，先祖出自黃帝最小的兒子，曰：“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徒，射獵為業”。 古代漢語中少與小是同一字，對黃帝有二十五個兒子，少子名“昌意”，古籍多有記載。阿爾泰游牧民族的繼位習俗並不是長子繼承，而是“少子守灶”，父親最小的兒子在蒙古語中叫做“斡赤斤”（“斡赤”是蒙古語“灶”的讀音，“斤”是人的意思），只有“斡赤斤”才有繼承父親故土家業的資格，其他兒子會早早地被父親打發到遠離故土的地方自行創業發展，因此“昌意”所封的地方應是黃帝的故地。昌意在“大鮮卑山”，即大興安嶺，這已為史家所公認。至今大興安嶺深處還有個“鮮卑洞”，洞壁上至今還留有北魏皇帝祭祖文殘跡。黃帝自北而來明矣！ 此外還可以從古地名上考證黃帝從何而來： 大興安嶺南麓，呼倫貝爾一帶古稱“秀榮”，而《史記·三代世表》記載：“黃帝號有熊”，古代的“號”都指國名，黃帝國號曰“有熊”，與“秀榮”讀音相似，這個地名應是黃帝活動留下的歷史痕跡。 《魏書》中有“爾朱榮列傳”，有言曰：“爾朱榮，字天寶，北秀榮人也”，又曰：“秀容界有池三所……清深不可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 也。” “秀容”顯然是今天的呼倫貝爾，那裡確有三個清澈的高原湖泊，《蒙古秘史》也稱之為“天湖”。 《史記》記載匈奴語把“天”讀作“祁連”。所謂“魏言”即鮮卑拓跋語，也就是匈奴語，古代阿爾泰語。古代的呼倫貝爾湖既然叫“天池”“天湖”，流入其中的河自然是“天河”了，查一下地圖，流入呼倫湖的河至今還叫“統格里溪”，那是蒙古語天的讀音“騰格里”的異寫。 爾朱榮屬部是鮮卑拓跋軍事聯盟中的一大強部，他們“世居秀容川”，“家世豪擅，為秀容第一領民酋長”，其先祖名“代勤”（台吉），他曾“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魏世祖）平晉陽，定中山”，戰功顯赫，為此魏世祖立他的胞妹為皇后，並“詔割（秀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北魏後期，在葛榮百萬大軍殺奔京師的危急時刻，爾朱榮帥部擊敗了葛榮，他於北魏確有再造之功。 《魏書》又曰：“（爾朱）榮潔白，美容貌，幼兒神機明決”，“號令嚴肅，眾莫敢犯”，“榮性好獵，不捨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迴避，虎豹逸圍者坐死。”游牧軍隊的戰鬥力就是從這種狩獵中鍛煉出來的。從爾朱榮身上我們確可以看到黃帝遠去的背影。 黃帝從北方來，還有其他證據，《禮記》記載，周武王滅商後，“追思黃帝，封黃帝之後於薊”，古代的“薊”在今北京以北一帶，包括呼倫貝爾地區。如果那裡不是黃帝的故土，武王是不可能把黃帝后裔封在薊地的。如此看來黃帝和成吉思汗發跡於同一個地方，或者說生長在同一個搖籃之中，這已經註定他們將有同樣的行為方式。 黃帝說什麼語言？ 《史記·封禪書》中也有線索，文中有關於黃帝最後的事蹟： “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塞門者，谷口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鬍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君臣后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鬚，龍鬚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鬍鬚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鳥號。” 注意“弓曰鳥號”四字。什麼語言把弓箭讀作“鳥號”？正是滿洲女直語！讀作niru，常常譯作“牛錄”，本義是大弓，牛錄既是滿洲女直亦軍亦民的社會結構，也是游牧社會的固有特徵，黃帝把弓箭讀作“鳥號”（牛錄） ，他說古代滿洲女直語明矣！ 如果你對三皇五帝的民族背景仍然存疑，那麼讓我們再來看看古曆書上傳遞出來的歷史信息： 漢王朝建立之初，社會積貧積弱，暫時沒有精力去更新曆法，於是劉邦“襲秦正朔”，仍沿用前朝舊曆法。舊曆名《顓頊歷》，傳說為黃帝始作，顓頊修訂，至帝堯進一步完善而成，已經沿用了幾千年。直到漢武帝時代，漢興已過70餘年，朝廷才決定修改曆法。 當時舊曆法也已到了非修正不可的地步了。由於地球圍繞太陽公轉一圈不是一個整數日，需要通過閏年閏月來調整盈餘，如果長期不校正，到夏至日日昝投影線就會出現很大偏差，“改正朔”，就是重新計算並調整盈餘，這自古被認為是新王朝創建者的專利。古人視曆書為神聖，占卜祭祀都要依據曆書。改正朔時除了校正日期之外是不會隨意更改專用名稱的，故曆書會保存久遠的歷史信息。 漢武帝的新曆書名叫《太初歷》，新曆書不過是把舊曆書中的閏年閏月作了修正而已，《顓頊歷》中的專有名詞依例原封不動承襲下來。 《史記·曆書》詳細記載了太初歷的紀年紀月法，這是一種以甲子編排，分配了閏年閏月的循環往復程序，每一年都有古老的專有名稱： 第一年 焉逢攝提格 太初元年 第二年 端蒙單閼 二年 第三年 遊非執徐 三年 第四年 疆梧大荒落 四年 第一年 徒維敦祥 天漢元年 第二年 祝犁協洽 二年 第三年 商橫涒灘 三年 第四年 昭陽作鄂 四年………… 這些莫名其妙的專有名稱來自遙遠的三皇五帝時代，也就是顓頊們說的語言，不過是古代阿爾泰語的漢字注音。要特別注意其中的“端蒙單閼”“疆梧單閼”，“祝犁單閼”。 “單閼”就是“單于”（閼是於的異寫字），匈奴最高首領的稱呼，由此可見黃帝，顓頊，帝堯本來就是單于，就像忽必烈皇帝本來就是可汗一樣！ 中國上古史研究的嶄新視角——讀《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起源》 （節選） 我從友人丁東處見到徐江偉先生的書稿《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起源》，一看各章節標題，立即讓人產生一睹為快的慾望。通讀之後，此書果然讓人耳目一新，遐想聯翩。 徐江偉先生從語言學的考證入手，結合古代文獻和人類學成果，掃視人類歷史上不同種族到東亞、北美的遷徙歷史和當代分子遺傳學對中國漢民族的基因圖譜抽樣測試的成果，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提出了對中國上古史的各種難題的新解說，讓我們從更寬泛的角度來讓審視華夏文明起源。 作者用阿爾泰語詞彙，重新解釋古漢語中的一些詞，是一個大膽的嘗試。胡適先生主張，“大膽設想，小心求證”，這一原則對研究中國上古史也是適用的。 以前讀蒙森的《羅馬史》，常嘆服西人通過語言考據歷史的能力。徐先生是我見到的又一個用語言、讀音來考證中國古代歷史的人。清末民初，古漢語音韻學代有傳人。章太炎有門生黃侃等人，民國還有“史語所”，後來遷台。 歐洲的文藝復興，民間修纂歷史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時，一批民間歷史學者剔除神話和虛假的傳說，還原歷史真相。近年來，中國民間探討歷史真相也出現了一批力作。徐江偉先生曾多年從事語文教學，對語言學特別有興趣。後來下海經商，衣食無憂以後，又上岸一心治學。這讓人想起19世紀的考古學家德國人海因里希·施里曼。他家境貧寒，14歲輟學在雜貨店做學徒，後經商致富，自學了多種語言，懷著對荷馬史詩的深情，追尋自己的文化夢，改行考古，根據荷馬史詩和希臘歷史記載，自己投資對古代特洛伊城進行考古挖掘，取得了舉世震驚的成就。所以徐先生作為一個自外於官辦學術體制的獨立學者，對中國上古史進行獨立的研究和探討，正是中國文化復興的努力之一。將來很可能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話。當然，他的一些立論，還需要繼續討論與充實。書中說農耕民族沒有祖先崇拜，缺乏論證過程，似乎說服力不足，其實農耕民族有祖先崇拜，不妨礙本書的基本立論。 他在書中對古代漢語的阿爾泰語釋讀，只要有50%，甚至40%、30%能成立，中國古代史就得重寫。我希望語言學專家能對此書進行認真研讀、鑑定。這是一本開啟人們對中國上古史思考的書，應當引起學界的關注。當然，徐先生的一些觀點還有待更充實的論證。能夠跳出傳統模式，用全新的視角來審視歷史，這本身就是令人讚嘆的思維之花！ 山西省委黨校教授 趙誠 2012年2月19日於太原 黃帝之黃 由於黃帝是儒家理論中的聖祖，至今還是一年一度的“公祭”對象，黃帝的一切也就有了深入探究的必要，例如，黃帝之“黃”從何而來，含義何在？ 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歷史上由漢人建立的朝代中，你找不出那個皇帝是以某種顏色為名號的，以各種顏色為名號的怪俗在農耕漢民族中並不存在。 那麼，什麼民族有以各種顏色為名號的習俗呢？正是阿爾泰游牧民族！ 古代阿爾泰游牧民族幾乎都姓“金”，而金是黃色的，很自然地，黃會成為金的代名詞。金在阿爾泰語中有數個讀音，黃帝有金姓曰“公孫”（應讀作“愛新”），只是其中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黃帝”就是“金帝”。 在游牧文化中，金是神聖的代名詞，是單于、可汗的專有之物。古代匈奴都以“天之驕子”自居，成吉思汗後裔則以“黃金家族”自稱，乃是同一種民族背景使然。 如唐代法律嚴格規定，只有王室貴族才能擁有金器，普通人最富有也不能使用金器，否則就是越軌犯罪，大逆不道。但宋代就完全不同，宋時民間富戶也可以大量擁有金器，只要你買得起，用得起。乃是因為唐是突厥人建立的，宋是漢人建立的，農耕漢民族並沒有那種“金文化”、“金心理”和“金觀念”。 “黃色”在蒙古語中讀作“敕勒”（Sire），元代《至元譯語》：“黃，昔剌”，是為異寫。 歷史上，在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方國中，以黃為號的情形其實是在不斷出現的，如10世紀的契丹遼國，帝族姓“耶律”，後族姓“述律”，就是“sire ”的漢字擬音，意為“黃”。當時契丹史家作如此漢譯是要與“耶律”對應，從而暗藏他們的“青牛白馬”起源故事，契丹帝族後族的軍事聯盟屬於“珠聯璧合”。漢字“述”有跟進、隨從之義，可見在“禮制”上兩者還是要分出高下的，後族“述律”之身份等級明矣！ 但以黃為號兵不是遼後族的專利，以黃為號屬於古老的游牧文化，遼帝國是在原生態游牧文化中產生出來，遼帝族有時也以黃為號。如《契丹國志》曰：“至阿保機變家為國，始以王族為橫帳（又寫作黃帳），所居之地名曰'世裡'，著姓。世裡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遼史·營衛志》：“世裡，皇族也。” 這“世裡”就是“sire”的漢字注音。從中可知，在契丹人的觀念中，帝族後族都是居於“黃”帳中，游牧在“黃”原上的王族、黃人。並且，遼帝還有以“述律”為名的，《遼史·穆宗》：“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諱璟，字述律，太宗皇帝長子。”從名號本義上看，遼穆宗就是一個“黃帝”！ 在東北地區，歷史上以“黃”為國號並見諸史書的有漢代的“索離”（索倫）國。對此《史記》、《漢書》、《三國志》都有記載。筆者以為“索離”也是“sire”的漢字擬音。他們屬於女直系遊獵民族，建國於公元前100年左右，建都於松嫩平原上，大約存續了600餘年。吉林肇源縣的白金寶遺址現已被考古學家認定為古索離國之遺存。此遺址不遠處今有“少陵”河，此河在清史稿中有許多異寫，如：索倫、碩羅、索柃等等，滿洲女直語本義都是“黃”河。 並且史書記載，索離國也有祖先源自鳥蛋的說法，曰：“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後徙於馬欄，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令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後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鱉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渡，因夫餘而王之焉”。 （《後漢書》） 這個起源故事與週人始祖“棄”的傳說是同一個版本。週人以黃帝為源出，索離以黃為號，應不是偶然巧合，而是他們有相同的民族背景的反映。 古代阿爾泰游牧民族不但有以黃為號的傳統，還習慣把心目中神聖的地方賦以“sire”之稱。如此地名在蒙古高原上是很多的，且都曾是草原帝國斡爾朵之所在，例如： 《嘎達梅林》歌曰：“北方飛來的大雁啊，不落黃河不起飛！”此“黃河”指“西拉木倫”，乃是蒙古語對遼河上游的稱呼，此河自古就被草原民族視為神河。這一帶也是紅山文化遺址最為密集分佈的地區。 “西拉”即“sire”；滿洲語河又讀作“木倫”。史書中把此河記作“潢水”或“湟水”，地名顯示，這是一個一不小心就要出“黃帝”，從而釀成大禍的地方！ 但人們最耳熟能詳的可能還是陰山下的那個“敕勒川”，因為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鮮卑歌謠，已家喻戶曉。 “敕勒”就是“sire”，蒙古語意思是“黃色的草原”。這裡自古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前用作屯駐、窺探，跳板之地。 《遼史》中的“金蓮川”，在灤河之源，今屬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在遼金時代，皇帝每年都要到此“奈缽”（圍獵）數月，並以此威懾北方。 “金蓮川”已經是漢譯名稱了，蒙古語叫做“失剌·塔拉”，意為黃色的原野。元代這裡成了蒙元皇帝的陪都和專屬狩獵場。 世界文化遺產元上都遺址就在這片“黃色原野”上 史書記載，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之孫蒙哥登基，隨即命其胞弟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準備伐宋。 《蒙古秘史》記載，當時忽必烈的“昔剌·斡爾朵”（黃色宮帳、黃金大帳）就駐紮在這裡。但此地《元史》記作“薩里川”。並非那片草原顏色總是黃的，而是因為那是可汗的專屬之地。 此外河套地區的“薩拉烏蘇”也很有名，那一帶有蒙古族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 “薩拉”即“sire”，“烏蘇”是突厥語“水”的讀音，當然也是漢字“水”的原始讀音，本義是河。就是說這又是一條“黃河”。薩拉烏蘇引人矚目，還因為上世紀50年代，人類學家在這裡發掘出了3萬年前的古人類骸骨，一顆完整的兒童門齒，幾個成人頭骨的殘片，現已被命名為“河套人”。 蒙古高原上叫做“薩里川”的地方遠不止上述幾個，如成吉思汗蒙古人的發祥地克魯倫河上游草原，《元史》就記作“撒阿里草原”，也是“sire ”的音寫。據《畿輔通志》記載，北京昌平之“龍虎台”，元代叫“失剌·迭克禿兒”，蒙語意為“黃色的平台”，其曰：“去京師百里，當居庸關之南，地勢高平如台，廣二里，袤三里，元時車駕幸上都，皆駐蹕於此。”因為那裡是可汗駐蹕之處，蒙古人便以“黃”相稱了。 其實蒙元時代的屬國可汗也有自己的“黃川”，如窩闊台可汗的第二個兒子叫“闊端”，其封地在甘青地區。闊端把黃金大帳駐紮在武威涼州雪山下的大草原上，那裡從此就變成了“黃川”，《涼州府志》寫作“西拉·塔拉”，《蒙古政教史》譯為“莎勒·塔拉”，都是“sire”的音寫，意為高貴，並非那片草原顏色總是黃的。 在蒙古高原深處，有一條往北流入貝加爾湖的大河叫“色楞格河”，河邊台地上有許多匈奴留下的大塚。大興安嶺西麓有一大河叫“石勒喀河”，那裡也是蒙古族的發源地。這兩河名其實只是異寫，都是“黃河”的意思。都由詞根“sire”後綴“+g”而來，這後綴沒有特別的含義，屬於阿爾泰語一種發音習慣。我們知道，高原氣候寒冷，那里河水中的藻類和微生物難以繁殖，因此高原上的大小河流都是清澈見底的。之所以冠以“黃”名，並不是因為河水都渾濁發黃，而是游牧文化以黃為貴，認為河中有神靈，黃是“金”的代名詞的緣故。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直接以“sire”為名的帝王也是有的，如五胡十六國時代，後趙開國之君就叫“石勒”（公元274--333 年），又記作“世龍”。他與鮮卑結盟而得勢，得勢後殺人如麻。史書明確記載他是羯人，兇殘而善戰，為匈奴之遺種。那麼他必定是說古代蒙古語的。 “後趙”曾一度擁有整個黃土高原，大有一統天下之勢頭。 此人之所以被訛傳為姓“石”，筆者以為，是因為蒙古語“黃色”與“石頭”兩詞讀音完全相同，但同音不同義。作為匈奴背景的帝王，他只能以“黃”為號，不可能以“石”為姓。筆者沒有發現歷史上有那個可汗或單于是以石頭為號的。有此種訛傳，也不排除是史家故意為之，為貶損此人，防止他與儒家理論中的黃帝發生關係。 但我們從後趙開國君王以“sire”（世龍）為名號看，此人就是“黃帝”再世。 古代阿爾泰游牧民族的活動範圍非常廣闊，以“黃”為號的現像也出現在了新疆伊犁河流域，《史記·西域傳》中的“疏勒”是也。疏勒是個神秘古國，因為它時大時小，時強時弱，綿延不絕地長期存在，影響波及中亞廣大地區，最後又不知所終了。人們至今不清楚其民族背景，起訖年代及疆域範圍。而新疆近代考古顯示，疏勒古國早期可能是使用漢字的。但筆者這裡要指出的只是：“疏勒”是“sire”的音寫，本義為黃色。 《遼史》有這樣的記載，說契丹後族祖上是唐代回鶻汗族的一支，他們先是西遷去了伊犁河地區（健陀羅），後來從那裡又東返遼河流域。筆者於是豁然開朗：既然如此，他們祖上從“疏勒”之地帶回一個“述律”稱號就是很自然的事。 奇怪的是，當遼王朝行將覆滅時，一個叫做“耶律大石”的契丹王子，帶著部分契丹人再次西遷，結果在新疆到阿姆河流域建立起巨大的“西遼”王朝。可以想見，遠古以來，阿爾泰游牧民族如此這般，在東西方之間來來去去的情形，已經無數次發生過了，只是沒有被記錄下來而已！ 此外甘青地區的“撒拉”族（又寫作撒拉爾、撒喇、撒魯爾）也值得注意，他們說一種烏古斯突厥語方言。他們自稱祖先從中亞阿姆河流域東遷而來。元代他們隨蒙古人東征西討，地位很高。筆者懷疑這個族名也是“疏勒”的異寫，他們也屬於“黃”人。 筆者還懷疑古代女直的另一個稱呼“挹婁”本義也是黃色，因為英語的黃色yellow，就如此讀法。遼人先帝中便有個叫做“耶瀾”的可汗，正是在此人的率領下，契丹遼人擺脫了回鶻汗國的統治。筆者以為，“耶瀾”不過是“挹婁”的異寫而已。 此外夏禹也可能是姓“挹婁”的，因為《史記·夏本紀》有言：“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夏禹既然是黃帝后裔，他就完全可能姓“黃”。 據司馬遷記載，夏王朝傳至帝孔甲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於是天下大亂，所幸有“劉累事孔甲”，最終平定了叛亂。為獎賞這個功臣，“帝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筆者以為，這是夏禹姓“挹婁”（御龍）的佐證，這是一個音譯與意譯的結合體。把帝姓賜給有大功之臣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傳統習俗，屬於最高獎勵。 “御龍”（挹婁）必定是夏王朝的帝族私姓。況且後世並沒有“御龍”之姓存在的記載。 我們還應當注意，以黃相稱的現像還波及到了遙遠的南俄草原，俄國人正在努力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撤萊”古都是也！ 伏爾加河邊的金帳汗國撤萊古都 伏爾加河是一條流經莫斯科，注入里海的汪洋大河，在其下游西岸邊上，有一個並不起眼的小鎮名叫“撤萊”，它在歐洲歷史上卻是大名鼎鼎，因為那裡是成吉思汗長子拔都建立的金帳汗國“失剌·斡爾朵”駐紮地，在近三百年的時間裡，俄羅斯各地的大小王公每年都要到這裡來朝拜他們的蒙古可汗。這“撤萊”顯然是“sire”的異寫，意為黃色。 筆者曾思考過這樣一個問題：古代西方人所指的“黃禍”從何而來？真的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來自“黃種人”之黃嗎？筆者以為，這根本就不可能！ 如以膚色深淺而言，所謂的黃種人，如我們漢人，許多人的膚色比所謂的“白種人”還要白些，如四川姑娘的膚色就非常白淨。反而是許多印歐人種，膚色很深，一點也不白。並且，古代西方人並沒有遠東人是黃種人的觀念，黃白人種劃分直到近代才產生，因此“黃禍”與“黃種人”有關的說法是不能存立的。 筆者以為，西方觀念中的“黃禍”只能來自“疏勒”這種國號，“撤萊”這種地名。因為它們的本義就是黃色。可以想見，早在遠古時代，就有以“黃”為號的亞洲游牧民族不斷入侵歐洲，他們的入侵總是伴隨著血腥屠城和瘋狂掠搶。這些入侵者無一例外地嗜好獻祭和殉葬，場面非常恐怖。古代歐洲人聞之色變，視而膽秫。久而久之，西方人便以“黃”為災難的代名詞了，“黃禍”就這樣產生了！ 既然阿爾泰游牧民族的傳統族名“韃靼”能在西方文化中變成“地獄”的讀音，既然西羌的尊貴名號“燒當”能在西方神話中變成“魔鬼”（撒旦）的稱呼，阿爾泰游牧民族以“黃”為號的傳統習俗也終將不可避免地演成可怖的黃禍。 並且“疏勒”這個讀音，在古希臘神話中也是大惡魔的名稱，如西方電影《魔戒》中的大惡魔就叫“索倫”。西方文化中還有一個典故叫“索倫之眼”，意為歹毒之心。最近，在摩洛哥，又有一種長相怪異的掠食性恐龍被發掘出來，已被西方學者命名為“索倫之眼”。正是世事難料，滿洲故地的索倫人肯定預料不到，他們金貴的族名會被西方人如此這般惡搞不休！ 其實古代西方人稱呼遙遠的東方，除了有china，桃花石，契丹，還有一個極似“疏勒”的稱呼，叫做“賽里斯”（Seres）。公前五世紀時的古希臘人是這樣的描述的：東方有賽里斯人，身體高大，紅發碧眼，聲音洪亮，壽命能超過二百歲。 ”筆者推測，這“Seres”來自阿爾泰語，只是“sire”的複數讀法，本義是黃色。至於有學者稱，賽里斯是“絲綢”的意思，筆者不以為然。因為英語絲綢讀作“silk” ，與“Seres”毫不相干，且古希臘人的描述中也沒有提到絲綢。 據《滿文老檔》記載，清太祖努爾哈赤早期名號叫“淑勒·貝勒”，滿洲語意為“黃色的大弓”，其最初的國號叫“淑勒·昆都崙汗”，意為“黃色的恭敬汗”。名號中都有“淑勒”，即“sire”，意為“黃”。 至於下令改“金”為“清”，改可汗為皇帝的清太宗皇太極，本號“黃·台吉”。因為他是努爾哈赤最寵幸的兒子，在眾“台吉”中地位最尊。 當“黃台吉”登上帝位後，便轉黃為皇，居“太極”了。如此看來，如果他當時改稱“黃帝”，亦是順理成章、名至實歸的事。 總而言之，當我們考察過阿爾泰游牧民族傳統活動區域中的黃川、黃水、黃甸、黃台、黃城，黃人之後，應當能夠知道黃帝之“黃”緣何而來，我們應當能夠看到黃帝的本來面目了！ 曰： 一個祖宗發展出了二個派系的族群 你說的就是儒家的傳統觀念，但分子人類學和現代語言學已經予以完全否定！ 北方的阿爾泰人與南方的百越後裔並不存在共同的祖宗，他們是人類演化歷史中出現的兩個分支。 基督教在現代文明進程中的作用確不可低估！ 你說的我以為大體上，原則上是能成立的。因為你的“神”能與現代文明同義互通。 20 匈奴的原始讀音 《史記·匈奴傳》中的“匈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個統稱，並非單獨指阿爾泰游牧民族某個族類，從記載的族名中可以指認出後來分屬於突厥、女直和蒙古的不同游牧部族，幾乎囊括了以後將稱霸蒙古高原的所有族類，司馬遷時代的“匈奴”就像後來的“韃靼”，“蒙古”一樣，只是一個泛指。 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據《史記》記載，夏商周秦的祖先都有“或在中國，或者夷狄”血緣支系，但我們知道，貓生下來都是貓，兔生下來都是兔。豈有貓生下兩崽，一隻是貓，一隻為兔的可能？豈有生在“中國”的成了兔，一出“中國”就變成貓的可能？兩大族類有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主食，無法混淆。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夏商周秦的創建者不過是入主中原的“匈奴”而已！ 《史記》曰：“（匈奴）時大時小，別離分散，尚矣！其傳世不可得而次雲，然而至於冒頓單于而匈奴最疆（強）大，盡服北夷。” 注意，司馬遷以“尚矣”兩字指稱匈奴歷史，意思是說這些戎狄的歷史已經無比悠久了，悠久得無法追溯了。這是事實，那是人類一種生存方式的歷史，比華夏文明史要悠久得多。 《史記》中有兩處出現了“尚矣！”的感嘆，一次是稱三皇五帝，另一次就是稱匈奴。 歷史上的草原帝國永遠處在“時大時小”的演變中，因為是一個軍事盟邦，他們互相征戰不休，有聚有散。他們能驟然而起，也能轟然倒塌。秦漢之際，北方草原上的匈奴再次建立起遼闊的單于帝國，先是成為秦始皇的心腹大患，而後又成了漢王朝的嚴重威脅。 這些匈奴是如何長相？他們是不是蒙古人種？令人奇怪的是，為匈奴專門立傳的司馬遷竟沒有描寫過匈奴的形象。合理的解釋是：匈奴長相實在太普通了，長得與中原漢人沒有什麼區別，一模一樣，如此司馬遷才會熟視無睹，忘記了去描述一番。 但稍後公元四世紀的古羅馬人描述了他們所見到的匈奴，其曰： “渾人(古代西方人用hun指稱匈奴)穿著長袍，袖口紮緊在手腕上，褲子寬大，頭戴皮帽，腰間扎著皮帶，腰帶兩端垂在腹前，他們腳蹬皮靴，箭筒子系在腰帶上橫在胸前，箭尾朝右手方向。渾人剃掉一部份頭髮，餘下的頭髮辮成辮子垂下來，他們耳朵上都帶著大耳環。” 上述描寫與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形象基本一致，也與努爾哈赤後金人打扮相似。史書記載，成吉思汗養子、蒙古汗國大斷事官“失吉忽禿忽”，以及努爾哈赤的弟弟“舒爾哈赤”，都帶明晃晃的大耳環。他們都有剃髮習俗。至於“袖口紮緊在手腕上”那叫“箭袖”。 司馬遷記載，匈奴帝國的政權結構是這樣的：單于之下有左右“諸耆”，還有左右“谷蠡”，左右“大當戶”。這是阿爾泰游牧文化的特徵，他們總是面南背北，分左右兩翼，作扇形佈局。單于左右有“諸耆”，相當於週天子身邊的“左史”“右史”（“諸耆”其實是蒙古語“歷史”的讀音）。 游牧帝國始終是以盟邦形式存在的，單于之國是為核心，左右是輔佐之國（“谷蠡”是女直語“國”gurun的漢字注音）。兩翼各有大單于（大當戶）統領，大單于之下還有許多小單于。 而冒頓單于則是單于中的單于，全稱為“棠犂孤塗單于”。 “棠犂”是“騰格里”（蒙古語天的讀音）的異寫，“孤塗”突厥語是“兒子”的意思，全稱即“天單于”，也就是“天子”。 司馬遷也沒有描述過匈奴的語言特徵，但我們可以從匈奴稱呼中窺見一斑，如單于的妻妾叫“閼支”，而“閼（於）”在古代有“和”這樣一個讀音，這個“和支”正是滿洲語妻妾“福晉”的讀音。匈奴單于可能是說古代滿洲語的。 朱學淵先生曾在他的《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中指出：“匈奴語可能比較接近後世蒙古語，其中通古斯份額會遠比突厥語多，而匈奴的核心部落可能更偏向通古斯語”，筆者對此表示贊同。 匈奴是一個草原軍事聯盟，古代阿爾泰游牧民族總是通過強強聯合來穩固統治地位，匈奴內部尊貴姓氏有“呼衍氏”（兀顏）、須卜氏（鮮卑），地位僅次於匈奴單於本族，單于與這兩部族世代通婚，屬於“後族”。就是說匈奴國中“國舅”由呼衍，須卜兩族擔任，就像遼代的“國舅帳”，地位尊貴，僅次於帝族。 匈奴顯然不是一個單一的族類，《漢書·西域傳》稱匈奴是“百蠻之國”。匈奴名下包含了許多操不同方言的游牧部族，他們圍繞核心部族結為軍事同盟。游牧部族各級首領都由世襲而來，部族之間存在很高的獨立性，並且越向外擴展便越鬆散。 據司馬遷記載，其時臣服於冒頓單于的有：月氏、氏、羌、且渠（女直）、渾瘐（呼延）、屈射（女直）、丁零（鐵勒）、鬲昆（喀爾喀）、薪犂（耶律），這是一些大部族，大部族之下還有許多小部族，這個軍事盟邦就像一個“株式會社”。 匈奴逐水草冬夏遷徙，漢代匈奴有兩個“斡爾朵”，一個在蒙古高原中心，現烏蘭巴託一帶，即帝堯的“幽都”，為夏駐地，另一個在戈壁以南的翁金河流域，又稱“龍庭”，為冬駐地。匈奴有“三歲會盟龍城”的習俗，就是每三年在冬天駐地召開一次“庫裡台”大會，並登記人口。 漢高祖劉邦親率三十二萬大軍北擊匈奴，被冒頓單于誘入今山西北部一個名叫“白登”的地方，被圍七天七夜，差一點丟了性命，從此不再提北擊匈奴，漢初60餘年朝廷基本國策是忍氣吞聲“和親”。 漢武帝時，曾經強盛的匈奴因內亂已衰敗，而經長期休養生息的中原王朝變得富庶而強盛，加之漢武帝策略得當，將領得力，匈奴被各個擊破，這個草原帝國疆域大幅萎縮，於是“幕南無王庭”，匈奴勢力向北退去了千餘里。匈奴左翼（東胡）在內鬥及漢武帝的追剿中無法立腳，在“郅支”（女直的讀音異寫）單于率領下，越過匈奴右翼領地，向西方遠徙而去。三百年後他們成為羅馬帝國的心腹大患。 從《漢書·匈奴傳》可知，匈奴的繼位習俗是兄死弟繼，曰： “復株·纍若鞮（兀者）單于立十歲，死，弟立，為搜諧·若鞮（蠕蠕）單于”，“搜諧單于立八歲，死，弟立，為車牙·若鞮（居延）單于”，“車牙單于立四歲，死，弟立，為烏珠·留若鞮（兀者）單于”，如此等等。 “鞮”是蒙古語常見的人名後綴音–ti的漢字注音（如“唐兀”，蒙古語就讀作“唐兀惕”）。 與漢民族長子繼位觀念不同，兄死弟繼是阿爾泰游牧民族普遍的繼位習俗，唐代的回紇，突厥都是如此習俗，這種繼位方式還出現在遼，金和蒙元時代，其實是一種民族特徵。 整個漢代，常常與匈奴單于為敵的是東胡，《史記·匈奴傳》： “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毆脫。” 這裡的“棄地”應是指東部戈壁灘，一片無法放牧的荒漠，匈奴和東胡占居著戈壁灘兩方邊廣袤土地，並互相為敵。 要注意這個“毆脫”，那是“斡爾朵”的異寫，可汗宮帳的意思，也是漢字“都”的原始讀音。匈奴和東胡都把“都”讀作“毆脫”，並分別設在戈壁灘的東西兩則，他們應是說相似語言的人。 冒頓單于曾相東擴展疆域，併吞東胡故地，勢力盛時達到朝鮮半島，其時東胡人便以匈奴自稱了。時來運轉，到了東漢桓帝時，西邊的匈奴帝國日益衰落，東胡則在“檀石槐”可汗統帥下崛起，反過來吞併了整個匈奴，曰：“（檀石槐）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之地，東西萬四千里，南北七千餘里。”其時，匈奴部落開始以東胡鮮卑自稱了。曰：“匈奴餘者十餘萬落，皆自稱鮮卑。”由此可知匈奴，東胡，鮮卑其實是完全的同類。 可以想見，蒙古高原東西兩方游牧民族互相吞併融合的情形早就開始了，且是持續不斷發生著的，阿爾泰游牧民族間的民族界限始終是模糊不清。我們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去刻意區分。 那麼，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統稱的“匈奴”原始讀音如何？先秦古籍中匈奴有多種寫法，如：葷粥，葷允，熏育、獫狁、薰育、薰粥、熏鬻等等，寫法雖有差異，讀音卻驚人一致。為什麼到了司馬遷的《史記》中，忽然變了名稱，讀音也變了，變成“匈奴”了呢？應知任何族名都有久遠的歷史，族名是不可能隨便改變的，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個古老族名突然改變了呢？ 我們發現，北方游牧民族從來沒有人以“匈奴”自稱過。古希臘人古羅馬人的記載中，也沒有這個稱呼，他們記作“渾”hun。古代藏文把匈奴記作hor，兩者讀音近似，可以互證。 筆者以為，匈奴讀音的改變是一個重大歷史問題，可惜從來沒有引起史學家們的注意。由於歷史上《史記》的崇高地位，再也沒有人敢於懷疑了。筆者推測“奴”字在漢代曾有過“又”這樣一個讀音，只是後來人為地消失了。 “奴”，形聲字，“女”為形，“又”為聲，如果曾有過“又”這樣一個讀音，很自然，很正常。如果讀作“匈又”，就豁然開朗了，其實是“軒轅”的異寫！ 歷史的真相就這樣被掩蓋了數千年！ “軒轅”就是匈奴，儒家為避聖人黃帝的戎狄嫌疑，故意把這個奴字的一個讀音遺失了，他們用心良苦啊！ 筆者以為“匈奴”名稱在《史記》中突然出現，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司馬遷是為皇家在撰史，取名必須體現皇家“正史”的嚴肅性，如果繼續沿用那些帶有反犬旁的族名如“獫狁”，就不夠嚴肅了，因為這些異類畢竟還是人，不是真獸類。但這些可惡的人確是漢王朝最嚴重的威脅，漢武帝早就恨之入骨了。如果採用古籍中“熏育”之類的稱呼，貶義就不夠強烈，無法表達漢武帝的好惡。應知司馬遷只是為戰敗迫降的漢將說了一句好話，就被憤怒的漢武帝處了宮刑。那麼他怎麼可能繼續沿用這種無貶義，甚至有些褒義的名稱呢？ “匈奴”兩字顯然是司馬遷精心挑選的結果，“匈”以“兇”為腹裡，可謂形神兼備，他們確是以殺掠為生的族類，非常兇殘。奴者，卑也，被征服者是也！征服這些游牧強戎，消除北方威脅，正是漢武帝最迫切的心願。而這也是司馬遷撰史取名必須堅持的基本立場。 換言之，當我們把“匈奴”這個族名放在當時歷史背景下思考的時候，它的出現就不再是突然的了，乃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至於後世儒家刻意遺失奴字一個讀音，乃是因為儒家理論的立論根基在此，他們的軒轅必須與獫狁脫去嫌疑，事關根本。那麼還有什麼手段不能使用呢？但中國歷史的真相就這樣被他們深深掩藏起來！ 回帖人：gdqwe 一派胡言。 看看基因遷移圖即可知道，炎黃祖先是有科學依據的。 回帖人：滄桑故事 [手機綁定用戶] 引用回复：第 14 樓 轉至第13樓第13 樓gdqwe 2013/12/19 15:21:03 的原帖：一派胡言。 看看基因遷移圖即可知道，炎黃祖先是有科學依據的。 炎黃是什麼基因誰也說不定，誰也沒見過，但炎黃的游牧習俗卻是明白無誤地見諸史書的。 徐江偉新書《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的起源》一書已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江偉是一位真正的民間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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