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昱名／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http://whogovernstw.org/2015/07/02/yumingchen1/

自金融風暴以來，翻看媒體報導，對於希臘危機，幾乎都是一面倒批判高福利制度，多數台灣閱聽大眾所接收到的訊息都呈現希臘政府放任浮濫的公務員退休金政策和過低的退休年齡，彷彿希臘人人好吃懶做坐吃山空；再對比出希臘政府高達三千多億歐元的債務，直指希臘高社會福利政策拖垮經濟、削減人民勞動積極性與儲蓄意願，才留下了今日歐盟與自由世界經濟的最大未爆彈。但事實真是這樣嗎？

單從最直觀的社會福利的保障程度來看，希臘的南歐式社會福利體制在歐洲恐怕還遠遠落後於前段班，北歐諸普及式福利國家如：瑞典、挪威、芬蘭、丹麥，福利預算及對勞工的保護都遠勝過希臘，但北歐國家有倒債危機嗎？當然沒有！實際上的情況反而是：南歐從來就不存在什麼高福利國家，所謂希臘是高福利國家都是一種被偏頗形塑出來的刻板印象，純粹都是希臘財務危機這幾年來才被媒體廣泛炒作而連結。

希臘的福利其實不高

其實，世界主要國家的福利保障與公共財務支出程度在學術界的研究歸類上已有定論，那就是北歐國家普遍高於西歐國家，西歐國家又高於南歐國家，南歐的希臘在歐洲根本就不是什麼高福利國家，反倒是不折不扣的低福利國家。

讓我們來用數字說話，看看希臘的福利到底高不高吧，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的統計資料顯示，社會福利學界最常用來評估國家福利保障支出程度的就是「社會福利開支佔GDP之比例」，2012 年希臘危機正烈時也不過才是21.6%，低於OECD國家平均的22.1%，遠遠不及前段班瑞典的29.8%，更不用比丹麥的30.2%。

若衡量人民租稅 負擔的比例來看，希臘人承擔的也不算少，希臘含社會安全捐的「租稅負擔率」（即全體國民之收入有多少比例要拿來繳稅）在2010年也還高達30.9%，也只約略少於北歐高福利國家10%左右，換句話說，希臘人民承擔的是高出台灣人超過2倍的高賦稅比例（台灣的租稅負擔率近年都只有11~12%左右，在全世界來看是數一數二低），才得到約台灣2倍多的福利支出責任，希臘人民顯然負擔比我們重得多，看不到所謂的揮霍優渥。

若再從福利供給內容來看，希臘的社福狀況在歐盟則只能說是聊勝於無：希臘有超過100萬的失業人口，但用在長期社會力培育、對未來國民經濟生產有幫助的家庭、醫療、失業和社會救助等方面的資金只佔福利預算的3.2%左右。希臘的失業保險保障範圍更只能覆蓋極少數失業人群，失業方面的福利開支也一直很低，且只有長期、不間斷的失業者，才能申請失業救濟金，失業補助開支還不到GDP 的0.1%，僅僅為歐盟國家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希臘的問題：既患寡又患不均

那麼社會福利的支出都花去哪裡了呢？問題就出在無能達致橫向同代與縱向代間資源再分配的退休年金制度，9成以上的福利預算都花在這裡，但退休年金制度卻只有對少數中的少數——專業高階白領、公營部門僱員、固定職業人士等支持保守政府的票源——傾斜，而顯得過分優渥，普羅大眾稅賦負擔沉重卻又無緣共享，製造了社會嚴重的階級衝突與貧富差距，跟台灣過往偏頗的軍公教福利國家型態如出一轍，可說是既患寡又患不均，與丹麥、瑞典這樣的全民普及式高福利國家相比，顯得微不足道。顯然，要說希臘是個高福利低稅負國家，實際上是過於抬舉希臘了，更是莫名其妙讓希臘「被高福利」了。

事實上，希臘的外在危機與國家財政崩潰，是源自國家產業兢爭力對外資的過度依賴與前政府經濟決策的荒謬錯誤。諸如：

1．產業高度集中於旅遊業與造船業等高度仰賴外部經濟景氣的產業，只要外部經濟景氣不佳就會陷入窘境；

2．希臘長期依賴政府部門以大量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富人資產所得稅與企業營利稅率卻長期偏低，還無視許多企業大量逃稅，單是2011年逃漏稅的金額就佔國內生產總值4%，高達100億歐元以上，致使國家租稅正義與公信力崩潰，辛勤工作的升斗小民自然也群起抗稅。

3．更有甚之，為了鞏固選票把社會福利大量加碼到公營事業單位員工上，卻造就了社會貧富不均的階級衝突撕裂與相對剝奪感；

4．甚至，希臘為了加入歐盟，不惜由政府主導假造財報，把入歐盟前三年的財赤佔GDP比例修改至3%以下，以獲得更佳的信用評等大借其債，導致了國際金融信用的崩潰，自然會讓外部強權對借錢給希臘有所疑懼。

是故，深究希臘今日財政經濟困境之因，所謂的高社會福利絕非主因！

小結：社福的意義與功能

對於像台灣這樣高度依賴出口經濟並重視國際經爭利的東亞發展中國家，往往將社會福利視為洪水猛獸，認為必然助長人類惰性，是故在政府言論的教化形塑與媒體輿論製造上，總是忽略國家照顧人民、健全體制、維護財富正義的義務，把社會發展的責任都丟給人民自依，醜化了社會福利的意義與功能！

實際上，社會福利制度互助共濟的資源分配與理念，反而曾經多次在人類的歷史上扮演了停損再起的關鍵性角色。歷史前車之鑑不遠，二戰後的西德正是西方盟國財務援助方案的受益者，由於在1953年獲得債務減免、降低利率、展期還債，並搭配英、美大國協助出口的政策，西德才得以在戰後再度繁榮，當時的減債計畫也規劃還債款項來自出口盈餘，結構改革不應損及福利政策，以免動搖民主制度與社會人權尊嚴，當時的德國談判代表就明確反對「盎格魯撒克遜式的撙節」，看來反倒比較像是今日希臘所提出的「課徵富人以及企業稅」開源新改革方案，而非以德國梅克爾政府為首的債權集團傾向的削減退休福利以及公務員薪水的節流方案。

70幾年前二戰方休之際，誰料得到那當年接受各國援助扶植的戰敗國德意志，盡管百廢待興還是堅持人民福利與人權，今日竟會搖身一變成為歐盟最大的債權國呢？沒有國際互助和社會福利安定社會內部，就沒有今天安康的歐盟，社會福利政策實在不該被汙名為希臘危機的代罪羔羊！

（本文原刊登於蘋果日報即時新聞，作者授權菜市場政治學編輯以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