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回望1929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5日 13:27  國際先驅導報

　　在華爾街之前經歷的數次危機中，警惕“大蕭條”重演都是市場極易發生的聯想。幸運的是，此前的聯想從未真正發生。這一次，類似的擔憂仍舊是多慮嗎？

　　    研究“大蕭條”的著名學者本·伯南克也許不會想到，有一天他會在美聯儲主席的位置上，與另一場可能發生的“大蕭條”作戰。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將此次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看作是1929年至1933年“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以來華爾街遭遇的最嚴重危機，百年一遇。

　　“將結束於1929年的投機風潮與現在的房地產泡沫做比較十分誘人，卻是誤導。”10月4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家》如是評論，不過，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多家西方媒體仍將“大蕭條”與當前的金融危機作對比，美國《時代》週刊乾脆將當前的危機稱為Depression 2.0。

　　其實，在華爾街之前經歷的數次危機中，警惕“大蕭條”重演都是市場極易發生的聯想。幸運的是，此前的聯想從未真正發生。這一次，類似的擔憂仍舊是多慮嗎？

　　危機表像似曾相識

　　銀行破產，保險機構告急，貝爾斯登、“兩房”、雷曼兄弟、AIG這些曾風光無限的華爾街巨人接二連三倒下，對未來的恐慌充斥華爾街，這一幕與70多年前的“大蕭條”何其相似。

　　在美國《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羅伯特·撒母耳森看來，兩場危機的相似之處在於，美國人在危機前都債臺高築。他在評論《是1929年再現嗎？》中寫道，上世紀20年代人們向銀行借錢購車、買家電，而在過去十年，人們則瘋狂舉債購房。這直接引發了金融體系的動盪，而金融系統的動盪也正是兩次危機的共同表像。

　　“大蕭條”始自1929年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當天，道鐘斯工業指數暴跌，在28日的“黑色星期一”，股指更是狂瀉13%，29日再跌22%。在接下來的3年裏，美國股票市場縮水89%，在1932年7月到達歷史低谷後，直到1954年才回到了1929年的最高水準。當時，絕望的儲戶們狂敲銀行的大門是常見的街景。

　　2008年的9月29日，美國眾議院否決布希政府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的當天，道指也重挫778點，創歷史最大單日跌幅。10月6日，道指自2004年10月來首次跌破萬點關口。

　　此外，經濟增長放緩與失業率上升等表像也是兩場危機共有的特徵。1929年至1933年，美國的GNP下跌三成，CPI下降1/4，失業率從3%升至25%，1931至1935年的淨投資實際增長率也持續為負。現在，美國經濟增速放緩以及失業率的升高也是不爭的事實，但資料遠不及當年慘烈，目前市場關心的是，失業率會不會由6%上升至10%。當然，當年的25%還是一個不可想像的數字。

　　熟悉的危機根源

　　兩場危機的成因也有相似之處。

　　對於“大蕭條”的成因，經濟學界至今仍存在不同觀點，但基本可以達成這樣的共識：需求匱乏導致了危機的發生，而與實體經濟脫節的金融市場則成了問題的爆發點。

　　吉伯特·菲特在其著作《美國經濟史》中寫道，在上世紀20年代初，經濟的不利因素就已出現：農業始終未從一戰後的蕭條中恢復，農民貧困，所謂工業部門工資水平較高的說法也摻了水，因為新機器把大批工人排擠掉了。在1920至1929年，美國工業總產值增加了50%，而工人數量卻未增多，工農作為消費主力，其收入降低必然導致國家總需求減少。而在1924至1929年，分期付款銷售售額從20億美元增至35億美元，這已經大大超越了社會的購買力，銀行註定將嘗到資金鏈崩潰的苦果，而政府出臺對策過於滯後則加劇了危機。

　　此次次貸危機的爆發有著類似的根源：實體經濟出了問題，問題在金融市場暴露並擴大，不同的是今天金融市場的威力比“大蕭條”時期更為強大。本世紀初，遭遇互聯網泡沫破裂以及“9·11”事件的重創後，美國將房地產市場作為經濟引擎，這其實暴露了美國經濟缺乏實際增長點的問題。作為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更是以連續降息的手段刺激經濟增長，為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繁榮提供了溫床，高杠杆率的金融衍生品層出不窮地被發明出來，在缺乏有力監管措施的情況下吹大了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房貸機構甚至借錢給明顯沒能力還貸的顧客。同時，大量廉價外國商品、尤其是“中國製造”的湧入使美國經濟長時間內沒出現明顯通脹，緊盯CPI的決策者們便輕信了天下太平的假相。

　　當房地產價格上漲時，非理性的市場還僅僅表現出其悅人的一面，但當2006年起房價開始，越來越多的人發現自己償付的貸款比房子本身的價值還高，違約率便開始攀升，問題逐漸暴露，高杠杆率的金融產品更使危機面擴大。

　　政府處理方式迥異

　　不過，與“大蕭條”時期不同，當前美聯儲以及美國政府應對危機的反應更快，力度也更大。在過去的13個月，聯邦基準利率已經從5.25%降至1.5%，美聯儲共向市場注入了1.1萬億的流動性。雖然評論這些手段的效果為時尚早，但不可否認，這是提振市場信心的必要方式。

　　其實，伯南克和財長保爾森確實是將“大蕭條”的遺產學以致用了。

　　在今天看來十分荒謬的是，“大蕭條”時期，胡佛政府採取了貨幣、財政雙緊縮的政策。當時，財政赤字仍是不被接受的概念，胡佛政府還在試圖艱難平衡財政赤字，並推行了貿易保護政策。胡佛政府不顧千名經濟學家的聯名反對，於1930年6月17日簽署了《斯慕特-霍利關稅法案》，將應稅商品的平均關稅提高到前所未有的53.2%的高度，對瀕臨崩潰的經濟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

　　而當時的美聯儲也沒有出臺任何刺激市場流動性的方案。用美國經濟史學者約翰·S·戈登的話說，就是國內經濟快被通縮凍斃時，美聯儲還開著治療經濟過熱的退燒藥，貨幣供應量在“大蕭條”期間減少了1/3。

　　直到羅斯福上臺後，開始推行與前任政府相反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強調了創造需求和國家干預對自由市場的重要性，這才擴大赤字，投資基礎設施，創造就業，美國經濟重新振作起來。

國際影響今非昔比

　　儘管70多年前的全球化格局仍未完全形成，不過“大蕭條”還是對世界經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與今天金融危機對世界的影響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大蕭條”主要是重創了西方經濟。首先，來自於歐洲各國的投機資本都在蕭條中蒸發，極度依賴出口貿易的國家都明顯感受到了美國需求下降帶來的寒流。澳大利亞在1932年的失業率達到創紀錄的32%。加拿大的工業生產也開始萎縮，1932年的工業產值僅僅相當於1929年的58%，國民收入也在這三年間降低了45%。而依賴美國貸款維持重建的德國，也無法再從美國那裏借到錢。

　　今天美國的金融危機波及的範圍比當年廣得多，國際資本從未像今天這樣能夠如此自由、快速地流動。不少中國人吃驚地發現，搖搖欲墜的“兩房”，其1/5的債券都由中國持有。美國的危機還使得冰島的前三大銀行瀕臨倒閉，不得不由政府接管，冰島甚至面臨國家破產的危險。而對實體經濟而言，中國出口產品增速放緩也和美國經濟形勢不佳有著直接關聯。

　　眼下，各國政府對金融危機的處理方式更是充分彰顯了全球化在如何改變一國的經濟決策：“大蕭條”的年代，美國政府關起門來悶頭解決問題，而今天，美國則將流動性輸往全世界，讓世界為其埋單，同時召集各國決策者坐在一起共商解決之道。

　　創新與監管的永恆博弈

　　對兩次危機而言，貪婪和欲望都是可以被指責的物件，與其一起被按在靶子上的還常常有監管者——他們的失職被認為是導致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

　　其實，貪婪與欲望是推動經濟進步的動力之一，而氾濫開來則具有毀滅性。監管是維持市場秩序的必要手段，而過了頭的監管也會遏制市場活力。從大蕭條到次貸危機，投機者一直與監管者在進行一場博弈，在博弈的過程中，也留下了不可忽視的歷史遺產。

　　大蕭條的發生改寫了美國金融監管的歷史，在羅斯福宣誓就職後不久，他就請求國會支持銀行業立法，法理基礎是“古老的真理”——那些經營銀行、公司和其他管理或使用他人錢財的機構是代表他人利益的託管人。1933年5月，羅斯福簽署了美國歷史上第一部規範證券交易的法律《聯邦證券法》。它要求所有的新股發行都必須在聯邦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而且必須披露特定的資訊。6月，國會取消了金本位制度，16日又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根據此法，美國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對5萬美元以下的銀行存款提供擔保，以避免擠兌的發生。目前美國大部分銀行都是FDIC成員，這一法案也要求美國銀行業必須存儲、投資分業經營。1999年，這項法案被廢除，美國國會通過了以金融混業經營為核心的《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