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所處的年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轉衰、弊病百出、社會問題迭起的時期。鴉片以及鴉片背後所隱含的問題，無疑是其中最棘手的。
在道光朝以前，清政府的禁煙動機，多從道德出發，以鴉片足以淫蕩人心，消彌意志；而到了道光朝，除了道德原因外，更由於白銀外流，不得不從經濟立場來考慮禁煙問題；並且在煙毒的侵染下，國民體質下降，軍隊戰鬥力衰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道光帝才成為推出林則徐上演了虎門銷煙時代壯舉的禁煙皇帝的。
道光帝對鴉片的態度是有個過程的。實際上，他是繼明神宗之後的又一個吸鴉片的皇帝，正因為如此，他對於鴉片的危害有親身的體驗。在鴉片流毒泛濫天下時，他意識到：“此物不禁絕，使流行於內地，不但亡家，實可亡國。”因此，繼位後決心禁絕鴉片。道光二年(1822)他就嚴諭廣東及各省督撫查禁銀兩出口及鴉片進口，次年發布《失察鴉片條例》，以後每年連連下達禁煙上諭。20年代，盡管鴉片流毒日廣，但對國家的財政收入還沒有暴露出咄咄逼人的威脅，白銀出洋雖有，臣下多認為是“夷人”用洋錢套換所致。道光帝對粵海關的百萬銀兩的歲入和種種報效十分看重，而且每年稅課是有盈無損，
所以在道光前朝，清廷對鴉片的禁止是流於形式的。1830年後，各地奏疏開始揭露鴉片對國家財政的危害，白銀的嚴重外流，引起了道光帝的高度重視。
1831年他加強禁煙的法律力度，嚴定賣食鴉片煙罪名，禁止販運及私種罌粟但次年輸入的鴉片不僅未減少，反而增加了9000箱。1832年，廣東連州瑤民起事，兩廣總督李鴻賓率兵鎮壓，但由於兵丁吸食鴉片，失去戰鬥力，幾乎全軍覆沒。御史馮贊勛就此事上奏，指出：兵丁吸食鴉片，“若不嚴行禁查，將來日甚一日，不惟一兵不得一兵之用；竊恐一省並無一兵之用，其為患貽不可勝言。”因此，馮提出必須嚴禁兵丁吸食鴉片。僅管道光帝主張嚴禁鴉片，但鴉片的入口仍有增無減。怎樣才能徹底解決這個煩惱不已的問題，又依靠誰來力挽狂瀾，道光帝心中尚無定計。1836年弛禁論提出後，道光帝發動朝臣進行議論，直到朱樽、許球鄧上奏批駁，淋漓盡致地描繪了“民窮財困”的可怕景象以及英國利用鴉片“毒害中華”的野心，道光帝更堅定了嚴禁的決心，不久他又發出上諭：“著步軍統領衙門及各直省督撫嚴懲販煙吸煙人犯。”1838年6月，黃爵滋上《請嚴塞漏危以培國本折》，痛陳鴉片耗銀為國病之憂，指出鴉片販子與官吏、兵丁勾聯一氣，“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呼籲必須重刑嚴禁，“必先重治吸食”，引起朝野的震動。道光帝即要求一些督撫各抒己見。9月各地督撫的29件複奏到達朝廷，除貴州巡撫看法特殊以外，湖廣總督林則徐、兩江總督陶澍、湖南巡撫桂良、護理湖北巡撫張岳篙、安徽巡撫色卜星額等表示支持，而大部份人對黃爵滋的建議進行了補充和修正，顯然道光帝的禁煙主張影響了內外大臣們，而這場討論的結果基本決定了清廷的禁煙政策。

下圖為  : 道光皇帝

參考資料˙大清國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