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社社員徐世榮教授因大埔陳情事件遭警方以現行犯之名立即逮捕後，接連引發爭議。平心而論，徐教授因為在總統出現的街頭和平呼喊抗議口號而遭逮捕，既非空前絕後，也非意外，或許只因其教授身分而受到較多社會關切，然而，此事件起碼告訴我們：近二十多年來，即使稱頌台灣民主化成果的口號高唱入雲，但台灣現行法制根本未曾真正對街頭解嚴。

此一街頭戒嚴現象，隨著修訂警察職權行使法而賦予警察更多監視街頭抗議活動的職權，及二○一二年特種勤務條例賦予國安單位執行特勤的部分，更是雪上加霜。陳雲林事件中因憲警濫權而受害的抗議者控訴無門，未曾受到社會大眾重視；徐世榮教授在義務律師協助下對高階警官和國安局長而非基層員警提出自訴，除具凸顯檢、警、國安長期以來對街頭運動執法失當弊病的行動價值外，更有呼喚大家共同思考台灣目前管制街頭活動的「廣義」集遊法制之荒謬的深層意涵。

集會、遊行和呼喊抗議口號，在任何正常民主國家裡，都是弱勢者藉以組織和發聲向其他社會大眾傳達訴求和向政府施壓的卑微手段，這不僅是呼喊口號的言論自由，也是組織群體的結社自由，更是民主體制內人民對抗政府的最終手段。因此，動輒以「公共危險」入人於罪，自然是街頭戒嚴，同樣地，倘若放任政府一方面死守戒嚴遺緒的集遊法當做政府甚或政商聯合勢力的共同護身符，他方面不斷以公共秩序向人民洗腦，那麼，難道大家就只能永遠受制於政府鋪天蓋地傳達的單一意識形態，只能在目前以限制人民自由為最終目的的集遊法制架構下，享受「有限的自由」，在任何違背公益和正義的事件發生時，也只能期待抗議發起者每次都有能力動員足夠參與人數，並能符合各種不合理的活動申請要求，讓政府真正感受到壓力和恐懼？然而，當遭到摧殘的公益和正義無從等待時，這應該不是你我樂見的民主荒謬劇。（作者為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