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端：錢越多稅越少

境外世界是不斷變化的生態系統，每個司法轄區都提供一種以上的境外專業服務，吸引特殊類別的金融資本；每個轄區都發展出由高明律師、會計師、銀行家與企業主管構成的特定基礎結構，迎合大家的需要。經營境外業務的很多公司幾乎都默默無聞，你很可能聽過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中的安侯（KPMG），勤業（Deloitte）、安永（Ernst & Young）和資誠（Pricewaterhouse Coopers），但是你聽過境外魔法圈（Offshore Magic Circle）嗎？這個圈子包括在多個轄區註冊的法律事務所，如Appleby、Carey Olsen、Conyers、Maples and Calder、Mourant du Feu & Jeune，and Ozannes和Walkers等公司。這些都是備受尊敬的業者，屬於規模大很多、由衣冠楚楚會計師、律師與銀行構成的全球民間基礎結構，這種結構再配合秘密轄區中形同俘虜的立法機構，推動整個系統的運作。

境外服務涵蓋從合法到非法的事項。就稅務來說，非法的部分叫做逃稅，嚴格的說，避稅是合法的事情，但是根據定義，避稅也涉及逃避民選立法機關的意圖。稅務是不明確的議題，逃稅和避稅之間，有一個非常龐大的灰色地帶，經常要靠漫長的訴訟，才能知道多國公司的避稅手段屬於法律的哪一邊。在合法事項方面，有一個重點跟雙重課稅有關，假設美國一家多國公司在巴西投資製造工廠，也在巴西賺到所得，如果巴西和美國都對同樣的所得課稅，不因為另一國的課稅給予稅務抵減，這家多國公司相同的所得就要課兩次稅。避稅天堂協助企業消除雙重課稅，卻不見得有必要，因為雙重課稅可以用適當的條約和租稅抵減消除。避稅天堂消除雙重課稅的問題時，造成了雙重不課稅，企業的相同所得不但避免遭到兩次課稅，而且完全避免了稅負。碰到這種情形時，境內轄區很可能會逐漸出現境外的特徵，在大型經濟體內，租稅負擔也會從流動資本與企業身上，轉移到平民肩膀上。1950年代時，美國企業繳交的所得稅，大約占美國所得稅收入總額的五分之二，現在這個比率已經降到五分之一。美國頂尖0.1%納稅人的所得飛躍增加，有效稅率卻從1960年的60%，降為2007年的33%。如果這些最富有的千分之一納稅人照1960年代的稅率繳稅，聯邦政府2007年內應該會多收入2810億美元。億萬富翁巴菲特調查公司內部狀況時，發現自己負擔的稅率是公司員工中最低的，甚至比公司接待員還低。整體而言，稅負並未普遍降低，實際情形是富人繳納的稅減少，其他人必須為富人收拾殘局。

境外金融結構通常利用一種叫做「戴帽子」的把戲，這種作法的法文說法是切香腸，意思是把東西像切香腸一樣，切成一片一片。境外金融結構經過切割，分散在好幾個轄區後，每一片都會為通常放在其他地方的資產，提供新的法律或會計「包裝」。1970年代時，開曼群島一位律師解釋說，他的客戶擔心鄰國古巴的卡斯楚，堅持要訂出如果卡斯楚入侵時，客戶會得到賠償的特別條款。他說：「我必須解釋說，卡斯楚在保險箱裡，一定找不到什麼錢，錢其實全都放在紐約或倫敦。」戴帽子強化了秘密性與複雜性。例如，一位墨西哥毒販可能在巴拿馬的銀行帳戶裡，存了兩千萬美元，這個帳戶的戶名不是他的名字，而是在巴哈馬群島設立的一個信託，受託人可能住在根西島，受益人可能是懷俄明州的一家公司，即使你能夠找到這家公司董事的名字，甚至拿到他們的護照影本，你還是無法更深入了解，因為這些董事是職業人頭，擔任幾百家類似公司的董事，他們透過公司律師，跟層層結構的下一層建立關係，公司律師卻受到律師與當事人特權的限制，不能洩露任何細節。即使你突破了這種障礙，你可能會發現，這家公司由特克斯開科斯島的一個信託持有，這個信託訂有逃避條款，在發現有人調查時，整個結構可以轉移到另一個秘密轄區。即使某個轄區配合調查，調查可能拖延幾個月或幾年。最近才從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卸職的Robert Morgenthau說：「即使他們配合取締詐欺，也要經過非常久的時間，到了最後，門才會關起來，這時馬匹已經失竊，穀倉已經燒光。」

對策：土地增值稅

需要改變的領域是境內租稅改革。其中有無數可能性，我們只把重點放在幾乎完全受人忽略的兩個很有希望的解決方案上。第一個是課徵土地增值稅。因為土地不能移動，這種稅保證不會逃到境外，又可以鼓勵與獎勵土地的最妥善應用，壓低原本應該會比較高的地租。金融業的獲利當中，有極大的部分最後是來自不動產業務與土地價值，針對土地的地租價值課稅，你就可以掌握這種金融業務的一大部分，不管這種業務在境外經過多少次的一再操作都一樣。1911年，匹茨堡面對富有地主激烈的大規模反對，變成世界少數採行這種稅的地方之一，獲得驚人的有利效果：美國其他地方在1929年股市大崩盤前，持續掀起驚人的土地投資風潮，匹茨堡的地價只上升20%。德國漢堡在1975年採行這種稅，造成成果驚人的內城更新。這種稅很容易管理、進步（窮人納稅較少），對開發中國家特別有用。第二種備受忽視的解決之道和礦產豐富的國家有關，遭到劫奪或不乾淨的石油資金浪潮持續流入境外體系，扭曲全球經濟。實施激烈而有爭議性的建議，把國家礦業暴利中的大部分直接公平分配給每一個居民，會徹底改變這種情形。只有阿拉斯加之類的少數地方採用這種方法，但是在很多礦產豐富的國家、甚至是貧窮的礦業國家，這種方法都可行。這樣做會從境外中心，吸走數千億來自礦場、失竊或遭到搶奪的資金，立刻造福相關國家的人民。

境內租稅改革需要領袖與片面行動。2001年09月11日美國遭到攻擊後，美國國會議員在愛國法中，加入比較有力的反洗錢條文。國會議事廳中禮貌頓時失去，銀行主管和國會幕僚之間爆發口角，銀行業為境外空殼銀行辯護，空殼銀行躲在人頭和受託人背後，沒有人知道銀行的真正業主和經理人是什麼人。領導透明化改革的李文參議員提出的法案，遭到葛蘭姆參議員11次阻撓，未能成案後，堅持到底，在9.11之後的環境中，終於達成心願。清楚的新規定指出，美國任何銀行不得接受外國空殼銀行的匯款，外國銀行不得把從外國空殼銀行收到的資金匯入美國。結果像貝克所說的一樣，「數千家過去不受控制的空殼銀行減為大概只有幾十家，立法的大筆一揮，對經濟誠信的重大威脅幾乎從全球金融體系中完全消除。」在這種案例中，國際協定通常是好事，但是領袖精神也可以創造奇蹟。

企業如果碰到過高的稅率、遭到過於嚴格的管理，或是碰到加強透明化的要求，或是要他們受制於刑法，經常會威脅要移到境外，政府官員經常讓富有的金主予取予求。不止這樣而已，努力關閉造成弊端的境外漏洞也會碰到同樣的威脅。最新的危機清楚顯示，有一大部分的金融業務其實是有害的活動，因此如果金融業的若干部門要離開，情況會變的更好。不論你們國家是否有很多外國金主，優秀的計畫總是會找到資金，本地銀行更適於供應資金，因為本地銀行了解自己的客戶。根據經濟的實際需要，對金融業課稅和管理，不理會資本和銀行家會跑到境外的威脅，通常會把有害的部門趕走，留下有用的部門。領導精神是關鍵，片面行動可以產生優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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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ά�>�在紐約上市的真正香蕉公司年報指出，「公司目前並未創造美國聯邦應稅所得，公司的應稅盈餘大部分來自外國業務，在淨有效稅率低於美國法定稅率的司法轄區納稅。」這段話大致的意義是：我們目前不在美國納稅，因為我們透過避稅天堂，操作移轉訂價。

       多國公司通常發現，要利用境外把稅負降為零很難，因為各國政府會採取因應措施，但是政府在這場戰役中是輸家。英國審計部2007年的研究發現，英國七百大企業中，三分之一在前一個景氣熱絡的會計年度裡，根本沒有在英國繳稅。《經濟學人雜誌》1997年進行調查時，認為梅鐸龐大的新聞公司只繳納6%的稅。能夠運用移轉訂價，是多國公司成為多國公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通常也是這些公司成長速度高於規模較小競爭者的原因，凡是關心全球多國公司力量的人，都應該注意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