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09 新境界智庫資深研究員

台灣需要素樸但主動突圍的戰略觀

二○○八年那場由美國次級房貸風暴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其實預示了極其重大的時代轉折。首先是在國際政治領域，美中勢力消長的態勢從此更加明顯。危機後中國無論是在經貿或外交政策，顯然都因更有自信而日益高調，特別是在東海與南海等海域爭端，更屢屢造成區域緊張。

美國則在二○○八年加入ＴＰＰ擴大談判並主導議程。從二○一一年起更陸續提出「再平衡」與「重返亞洲」戰略，透過軍事部署和經貿結盟，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而中國不在其內的ＴＰＰ，最後也獲得日本等盟友大力支持，在川普時代來臨之前，更一度成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支柱。川普的對外經貿戰略主要是準備揚棄區域規模的ＦＴＡ，回到以美國內部產業政策和就業為核心的經貿雙邊主義。

從政治經濟到社會經濟

這場危機也宣告了經濟不安時代的來臨，全球經貿成長趨緩和所得分配不均相伴而生。二○○三至二○○七年這段期間，全球仍處於繁榮局面，危機後全球景氣陷入低迷，至今仍未完全恢復。二○一三年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推出《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並立刻成為全球暢銷書。這本書旨在駁斥「經濟決定論」（政策難以改變什麼），所要傳達的訊息很清楚：政府的角色相當重要，面對財富和所得分配不公平的趨勢，絕對不能雙手一攤。

除了全球共同的挑戰之外，台灣在二○○八年適逢第二次政黨輪替，兩岸關係也出現一種非比尋常的熱絡局面。一方面，中國經濟持續繁榮，二○○八年左右剛好到達高峰，市場商機的誘惑殊難抵擋；另一方面則由於馬英九政府強化對中連結的戰略思維使然，在兩岸事務監督程序並不完備的情況下，仍和北京簽署了包括「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在內等一共二十三項協議。

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力從此直接入門而來，不再僅僅止於國際外交場域。加上對外簽署ＦＴＡ受挫，內部則產業轉型遲緩、薪資成長停滯，台灣相對於中國的經濟優勢逐漸流失。我們的不安並不亞於世界其他地方，而且還要加上被國際社會長期孤立的悲愴。二○一四年台灣爆發「三一八太陽花學運」，又何嘗不是年輕世代對這些不安的吶喊和壓抑的反撲。

借助被邊緣化壓力 形成內部改革議程

繼外交困境之後，本世紀以來更由於ＦＴＡ與區域主義的盛行，不僅讓台灣對外貿易面臨不公平競爭，內部也因為長期缺乏外在刺激而逐漸流失政策改革的節奏感。台灣從一九八○年代末期開始申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ＧＡＴＴ）」，一直到二○○二年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的一員，這段期間的經貿談判和內部準備，對台灣那個世代的經貿、法律、國際關係各領域人才的養成，貢獻相當大。

然而，隨著ＷＴＯ的沉寂、台灣在ＦＴＡ簽署風潮中被排擠，加上中國崛起後影響力與日俱增，那個世代的那種機遇，如今已不復見。缺乏國際正式連結當然不足以致命，但對台灣的傷害可說遍佈各個層面，包括對食安等國際規範日益陌生、年輕人的發展機會嚴重受限。日積月累，甚至讓我們對這些後遺症失去警覺，也因此缺乏主動彌補和突圍的戰略觀。

少了戰略觀和在其背後支撐的核心價值（筋疲力盡時召喚你再度爬起來的那種力量），讓台灣在許多國家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往往難以擺脫各種同位階價值的糾葛，以致裹足不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針對國際專業人才的引進，至今仍然束縛重重。

台灣當然必須積極爭取國際參與空間，但恐怕也到了應該思索另一個努力方向的時刻：如何和被邊緣化的壓力共存，理解並克服其後遺症。更重要的是，能否把被邊緣化的困境和壓力化為助力，形成一份內部改革議程，涵蓋教育人文、社會經濟與政府效能等層面，並藉以召喚各世代、各階層，希望國家治理獲得改善的那種使命感—哪怕內容素樸、過程緩慢，應該才是台灣擺脫外在束縛的最大憑藉。

摘自「邊緣戰略：台灣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虛與實」，允晨文化出版（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