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29

      前往屏東的路上，我斷斷續續地讀《原鄉人》，作家鐘理和的傳記。一本薄薄的小書，封面是一張憂鬱面孔的素描，出版於民國六十九年，印刷與裝幀都帶著那個時代的樸素與抒情。

      書是從臺北小巷的一家舊書店買來的。書店裡滿是泛黃的紙頁與霉味，老闆娘卻性感嫵媚，嘴角掛著撩人的笑容，像是從費里尼童年記憶中的義大利小鎮裡走到泰順街。

      鐘理和出生在日本占領期的台灣，一心要成為一名中國作家。他是個富裕家族的少爺，愛上的卻是風俗禁止結婚的同姓戀人。他帶著她逃離台灣，來到北風與白雪的東北，移居到故都北平。他做司機、開煤炭店，學習做一個父親，最重要的是，他要掌握那些漢字，把它們排列在一起，表達出一個「白薯人」的感受，他苦悶、感到被遺棄，卻總是不知如何表達。曾經，中國是他的「原鄉」，代表著自由與歸屬，在這裡，沒人用異樣的眼光打量他的婚姻，他不用再受日本人的屈辱。但一切並非如此。

   「白薯站在地球的一邊！見證歷史像游牧民族，在遼闊的大草原上彷徨著。祖國——但一陣西伯利亞風吹來，什麽都不見了，都沒有了。」他在《白薯的悲哀》中寫道。那是抗戰勝利之時，狂喜迷漫在整個中國。他卻發現，住在北平的台灣人是這喜悅的局外人。五十年前，形狀像白薯的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日本人的侵略，激勵著很多台灣人，正是這種反抗讓祖國變得如此美好，它像是另一個烏托邦。如今，祖國的懷抱，卻讓他感到幻滅。在北平人眼中，台灣就如朝鮮，有著鮮明的日本色彩，或許它們不激起直接的仇恨，卻也是輕蔑、排斥的對象。「然而我們能夠說什麽呢？祖國——它是那麽偉大的。它不但包括一切善，並且它也包括一切惡。」他這樣感慨。

     他又回到了故鄉。在山腳下，他飽受貧困、病痛與失敗的折磨，繼續寫作，死在了書桌前。在某種意義上，他仍是個局外人。在山間與鄉村，沒人分享他的文學理想、傾聽他的苦悶，而在戰後的台灣，隨著大批大陸流亡文化人的涌來，他這樣的台籍作家仍是局外人，他們的中文怎能與這些真正的「原鄉人」相比。他能仰仗的唯有堅持，血液與淚水成為了墨水，生命本身則成了燃料。

     我沒讀到他的代表作《笠山農場》，倘若不是這本偶然的小書，恐怕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我熟悉的台灣文學是五四傳統的延續，是蟄居在島嶼上的大陸人對於故土的鄉愁。而至於鐘理和，還有比他更富才華的賴和、吳濁流等人，卻像是掉進了時代縫隙的一代人。他們的奮鬥是那麽的孤立無援，被吞噬進更宏大（或許也更空洞）的歷史敘述中。這種掙扎不僅是政治上的——他們夾在日本人與國民黨之間，更是思想、審美與日常生活的，他們該怎樣艱難地在日語、漢語、台語間轉化。他們曾那麽渴望說出一句標準的「北京話」，但「北京話」旋及又變成了外來壓迫的新象徵。

     屏東的一個小村裡，我聽了一場原住民的演唱會。這是十多年來台灣的新潮流，每個群體都在宣稱自己的獨特性。威權政治結束後，所有被壓抑的情感都爆發出來。「中國認同」也被視作國民黨統治的象徵，理應被拋棄。新的「台灣認同」正迅速的形成，對於新一代人來說，「原鄉」再不是中國大陸，而是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傳統，是這排灣族、泰雅族，是幾百年來「過唐山」的閩南人、客家人共同造就的土地與傳統。

     鐘理和的身後命運則有了戲劇性的轉變。距離他逝世超過五十年，他變成了台灣獨立精神的某種象徵。後來者略去了他對於中國的鄉愁，而把他豎立為本鄉本土的熱愛者。我去了他的家鄉美濃，除去嘗嘗久負盛名的板條，我更想看看以他命名的文學博物館。但這一天，博物館閉館，在一家餐廳裡，我聽到鐘鐵民剛剛去世的消息。七十歲的鐵民，正是出生在冰天雪地的東北，是鐘理和投奔「原鄉」後的第一個重要收獲。逝世前，鐘鐵民像他的父親一樣，在中學教書，業餘寫作，也飽受疾病困擾。但他們的方向又不同，父親曾吃力地教授台灣學生北京話，兒子致力於恢復客家文化。

（作者電郵：edmund.z.x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