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下面我繼續要談的是我的小論文「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這篇文章雖然公刊於1970年，收錄於「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三卷（日本東京勁草書房），但成稿卻是早在1967年夏天。

仁井田陞博士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他是中國法制史的權威。1956年我在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科碩士、博士班聽過他的課。他在東京大學的受業學生和他後期同學們（他們多在日本國、公、私立大學佔有重要的教席），大概在1960年代中期，為了紀念他的退休（東京大學是60歲退休，因為東京大學是國立他們叫退休為「退官」）而籌備公刊「紀念論文集」三大冊。但退休不久的他很不幸地得病於英倫（他退休後受聘於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送到東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開刀，藥石無效謝了世。因而書名才改為追悼論文集。

很幸運地公刊了我生平第一本書後，得到了好評，籌備仁井田陞博士紀念論文集的委員先生們知道我是仁井田陞先生的受業門生，故邀我寫一篇論文紀念他的「東京大學退官（休）」，並祝賀他的「還曆」，60大壽。鄉弟說了這麼長的「多餘的話」為的是對歷史要說個明白，所以如此嘮嘮叨叨的。請各位多包涵。能夠在「仁井田陞博士紀念論文集」發表論文，當然是光榮同時也是難得碰上的良機。這裡所謂「良機」含有公私雙重的意思。有關「私」的部分我不必「點睛」，但有關「公」的重要意義我非得詮釋一番不可。

先前我已經稍微提過仁井田陞先生是位中國法制史研究的世界性權威。紀念他的論文集很可能也可乘他的權威受學界注意並將收藏於各權威圖書館，如此的話當然附帶地也可給我們帶來好機會。我們可以藉這個良機來向日本以及世界來揭開，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一部份真相。我開始擬稿準備詮釋，為何日本帝國在台灣能夠「留下」較有規模的「殖民地遺產」。我開始整理日本治台前期，也就是清末期的社會經濟概況。

一般日本人大多數都不知道，我們台灣早在日本侵台以前就有了鐵路、煤礦的開採，與對岸福建之間已敷設有海底電線等等。日本學界，知識界向來不甚注意台灣。他們認為台灣只不過是大中國大陸的一個「小盲腸」而已，可有可無，無關緊要。加上他們所普遍尊重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文物大可在大陸尋找，不必在「國內殖民地」（明清時期的台、澎兩島可當中原大陸王朝的國內殖民地、邊陲之地來看待）的台灣來撈。人人都瞭解，國內「
殖民地」是不會存有或者是很少存有古色古香的文物和文化的。

日本人打敗了帝俄，乘機向「滿洲」侵透，隨著日帝擴張它在大陸的勢力圈後，他們逐漸消失對台灣的好奇和興趣。日本人已認為台灣是他們的不沉航空母艦，對他們來說，台灣篤定是屬於他們控制的，不可能變更其既定「存在」的。如此一類的念頭普遍存在於日本人的思考裡頭。這種思考當然不會促進他們的學界去研究台灣史，尤其是去研究日本治台以前台灣的的確確有過的「前史」的。

我寫「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來詮釋這個「前史」。讓人人能知道，日本人帶進台灣的資本主義，一些現代化的設施等等並不是從空中飛下來的，憑空創造出來的。我用了甚多的資料，包括日本人在未治台前所發表的有關台灣的報告文章之類，來證明台灣並不是人云亦云的「不毛之地」。的的確確治台十年以後的日本人，居心不良，為保持既得的利益，為了自誇其成就，為了向第三者討回其花在治台的「血汗」功勞，而盡其所能醜化台灣為「化外之地」、「瘴癘之地」、「三年小亂五年大亂」的難治之地的一些假象。

後藤新平治台的神話

我盡力排除後藤新平治台的神話。我說，難道後藤新平是「孫悟空」嗎？好！就讓你一萬步，我也來個肯定吧！那麼為何日本政府不學後藤新平的一套在朝鮮半島來試一試，明治政府對外一直是相當團結，相當有其高效能的政府，為何日本人在朝野半島得不到你們所肯定的「成果」。我主張，殖民地是由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合為一個整體的。每一個殖民地不但有其前史，另外還都具有其當為被殖民的「客體」的條件。我們台灣島民雖被逼當了「客體」，飽嚐了不少的苦頭，但我們的父祖輩早在日本侵台之前已在台灣樹立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不然，如何做合情合理的解釋，為何腐朽不堪的清朝會在「邊陲之地」的台灣敷設鐵路，搞了劉銘傳的新政？我向學界，我向我自己的同胞，尤其被日本人的價值觀念體系迷了心靈的台灣知識界提出了問題，投了一個小小的「炸彈」。

但這個「炸彈」好像效果不甚大，在這個時候還有位高伊哥先生寫出「後藤新平－－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生根第八期）一文，我發覺到我們台籍知識份子病入膏肓與問題的嚴重。俟後我們再給高文來一下論評。

繼「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我連續發表了「日本人的台灣研究－－有關『台灣舊慣調查』的札記」、「戰後日本人的台灣研究」、「清末期台灣農業的實貌」等等，以及參加了「台灣經濟與日本資本的進出」等座談會，繼續我對日本和台灣關係史的詮釋。現在時間已不多，有關我個人的研究心得報告暫時就此結束。

「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

諸位大概已經過了目吧！我在櫃臺上展覽的『台灣近代現代史研究』第一集到第四集的全套和鄉弟編著的「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另外一本是我的第一位學生若林正丈君的「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這三部刊物可以說是我們在日本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同仁的小小成就。可惜的是統統是以日文書寫，不能提供給鄉親們做為參考。

有關我們研究會的緣起，我已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的末頁「補白」上道出一些。我們的研究會創始於1970年初夏，本來沒有正式會名，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會長，只有輪流義務承擔的「事務局」以及年報的編輯委員會。我們的會一貫保持公開，我們沒有會章，但我們有共同的默契三項。

第一，我們同仁不能作假，不做虛，不做「排場」。

第二，我們主張不受「正統」和既存的「框架」的束縛，對學術研究的進展願能保持相對的自由，我們同仁願能驅使富有彈性的思考。

第三，我們反對任何人給研究會帶進「政治」。

同仁們，曾經要我寫創刊詞，但我力主排除形式主義，反對「排場」而改用「補白」塞了責。我們沒有接受任何個人，任何團體的資金援助，每一個月開一次「月例研究會」，除了每年八月休一次暑假外，差不多沒有間斷過。事務局每個月還出通訊頒佈給會員，有一些台籍同仁出了一次席，交了通訊郵資以後不曾出席，當然不做報告和不參加討論。但他們可藉我們的通訊所載的「學界情報」來向台灣或者我們同仁少有機會見到的中文刊物發揮他的「文才」。最近我察覺到其中的奧妙。

我們不反對有關學界情報的廣泛傳播，但我們覺得那些「不參與」的台籍同仁，如此下去是很不易樹立他們自己在學術上的風格的，因而惋惜和憂慮。我們得老老實實做學術研究才有前途，抄襲和騙個學位的作風，我們應該盡快把它丟進垃圾桶裡才對。抄襲日人著作，改譯、改編日人著作等並不是真正學術工作人士應該採用的正途。別再企圖瞞住台灣後生，以為他們不諳日語，不通日文資料而來嚇唬。我們可以預料到，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後生會站出來，大大地給「你」來個當頭一棒的痛擊。

對不起，話亦離了一點譜了。我們再回頭談正題。我們的研究會，有種種行業的研究家，有醫生、有小學教員、有商人、有文學家、有搞物理的、有出版社的編輯，但大多部分是在研究所、大專、高等學校服務的老師與研究員。

「霧社事件」的研究

因為同仁行業的多元，我們常常選出同仁能保持持久關心的共同研究題目。第一個是霧社事件，第二個是後藤新平。第一個題目我花了十年，收集了不少日方的機密資料，包括一些不曾公布過的殘酷照片。我們等一下再用幻燈機把它放大並加以說明。

這一部「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很是大部頭，加上照片、資料的排版花了甚多精力和成本因而定價很貴。是日圓一萬三千圓，折美金等於50多塊。出版社早期認為難銷，只印了一千部，沒有想到銷得很好，據東京來信說，最近能出第二版（補記，1984年07月30日已出第三版）。出了這一本書，我雖然曾經受到日本右翼、國粹激進派的恐嚇，但我還得提一提，日本人裡頭畢竟仍有他們的良知的。不然的話，這一本書不可能售完了第一版。他們看了這一本書當然會很難過，不過我相信，我們這本專著對日本人而言是一部「苦書」。藉「良藥苦口」來比喻的話，屬於他們的「苦書」當能成為日本朋友的「良藥」，也就是正面的歷史教訓才對。鄉弟亦希望這一本書將來能譯出來，同樣地變成我們自己的歷史教訓，我們同胞間的「苦書」。

我在此還得特別表明，我沒有意思揭發日本朋友的瘡疤，我始終是保持「可恕不可忘」的態度來對待中、日兩民族間在近代史所扮演的一切「悲劇」。鄉弟認為揭發瘡疤一類的行徑是屬於低層次的。那一種作法不但不易說服對方，同時亦不易創造出更高層次的「精神糧食」。但很可嘆的是，我們同胞間很多人把批判和謾罵混在一起，始終沒有能夠把學術上的互相論評，互磋互勉，接受批判以提高研究水平的一種學風樹立起來。這一點，我們同仁和鄉親們以後還得加緊努力。第二個共同研究題目的後藤新平研究，我們同仁雖然已陸續有過他們個別文章的發表，但我們還沒有編成為一本書。這個得等我明春（1984年）返日後再重新籌畫。

我們同仁除了對共同研究題目下功夫外，個個同仁，各有各的研究題目。其中已印成書的算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究出版刊行）為第一冊。若林君為了寫這一本書訪台多次，目前他是東京大學的「助手」（等於美國的assistant professor），我來美後，不久他到大陸廈門大學去做半年的有關台灣學術研究。明年以後，我們的同仁將陸續公刊他們的有關台灣文、史類的著作。敢請諸位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