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截稿後不久，我的B B Call又響了。我撥了電話過去，是那名神祕男子。他又約我出來，我們在一家咖啡廳裡碰了面。我趕到咖啡廳時，他已經到了。我看到他坐在咖啡廳最不起眼的角落裡，神色依然很緊張。他不等我坐定，馬上就低聲的問我：「范先生，資料看過了嗎？」

我點點頭。

他又問：「有沒有報導的價值？」

我還是點點頭。

他繼續說：「你有什麼不懂的地方，你現在可以問我。」

其實，我第一個想問的問題，就是「你是誰？」第二個問題是，「你從哪裡弄到這些資料的？」

但我不會真的笨到去問這些問題。

我很快的切入重點：「這麼嚴重的事，調查局怎麼沒去辦？」

這問題一定問得很好。因為，我看到他一聽到我這麼說，臉上馬上出現憤怒的表情。

他咬著牙說：「誰說調查局不辦的？」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影印的公文。那是一份列為密級、重要、速件的函文。發文日期是七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公文字號是北肅調字第０一四號，發文單位為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受文者是古亭區公所。公文主旨寫著：「本處因案情需要借調紅十字分會有關募款及帳冊等有關資料案卷，欲派員持函趨洽，請查照惠允。」

他怕我看不懂，還解釋說：「這是我們向古亭區公所調卷的公文。」

哈哈！他露了餡。他在無意之間說了「我們」。這下子，我知道了，原來，他是調查局的人。

他一脫口，馬上也知道自己失言，他眼神一閃，觀察我的反應。我相信，他也看出來我聽到這個破綻了。於是，他乾脆主動表白：「對！就像你想的，我是局裡的人。」

我馬上問：「你怎麼敢把這些資料給我？你不怕出事嗎？」

他很沈著的說：「我查過你的背景，我相信你不會出賣我。」

我沒接話，他繼續說：「這個案子，是我們局裡的一個小兄弟發掘出來的案子。一開始，他發現紅十字會的經費運用有問題，所以就寫了個簽呈要調查。局裡批准了，他開始調卷查，結果愈查愈大。最後發現，台北市十六個區都有問題。」

他把聲音壓得很低：「算一算，涉及這件案子的人，最少也有一百多人。如果這案子成案了，台北市十六個區的區長都要換人。」

我默然的聽著。

他說：「承辦人員原本以為這件案子可以辦下去的，可是沒想到，當他寫了簽呈，表示要發動約談、搜索行動時，上頭卻壓下來，不讓他辦，還跟他說，這件事不涉及犯罪，要他寫個預防專報就可以結案了。」

他很氣憤的說：「構不構成犯罪，是上頭說了就算呀！處長、局長又不是法官，可以由他們說是什麼就是什麼嗎？」

我問：「後來呢？」

「這案子辦了一年，但是局裡就是不准他去約談人，他寫了好幾次簽呈都被打回來，最後，他氣不過，就辭職了！」

我嚇了一跳，說：「是嗎？有這麼嚴重嗎？」

他湊近我耳邊說：「你不知道紅十字會的來頭很大喔？我告訴你，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長是當今總統李登輝先生，祕書長是陳長文先生。局裡惹不起，這案子就只能擱著了。」

「既然惹不起，那麼，你把資料拿給我，是什麼意思？」我反問他。

他咬牙切齒的說：「在局裡工作的人，不是每個人都是貪生怕死，只想升官發財之輩。那些長官不敢辦，但可沒辦法讓我不說。」

他凝視著我：「范先生，我把希望放在你身上。我希望你能好好運用這些資料，如果能夠透過輿論造成壓力，或許，這事還有轉機。我不知道這件案子在媒體報導之後，會不會死而復生，讓我們有重新偵辦的機會。就算不行，至少，把這件事公布給社會大眾知道，那些貪官或許會收斂一點。」

我還沒有同意。我不能只聽他一面之詞就作報導。如果他拿假資料騙我，我豈不慘了。

我提出要求：「你說，這件案子的承辦人已經辭職了，那麼，我要見他，我要親口聽他說。他說了，我才信，我才會報導這件事。」

他猶豫了一會兒，最後還是跟我說了一個電話號碼、一個地址還有一個名字。

於是，我匆匆趕到民生東路的勞委會勞資關係處，我告訴門口的警衛，我要找一個叫做「李文良」的科員。我們見了面，我也把來意表明的很清楚。看得出來，他嚇了一跳，他沒想到這件事會讓記者知道。他想了一會兒，終於同意接受採訪。

我先問他，什麼時候進調查局的？什麼時候辭職的？為什麼原因辭職？和這件案子有沒有關係？他回答的很保守。

他說：「我是調查局查核班第三十期結業，七十八年九月一日被派到台北市政府人二處第六科服務，業務是政風調查，七十九年三月十七日辭職。我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法律人堅持崇法，依法辦案的精神。但是，調查局在某些時候，會顯得糢糊，和我的個性不合。我辭職前，的確參與偵辦紅十字會的案子，但我的去職是否直接因為此案，我不方便說，但多少有關吧！和上級長官意見常不相同，是我求去的主因。」

我問他：「紅十字會的案子辦不下去，原因是什麼？」

他說：「原因當然很多。我們辦肅貪案件，對象都是公務員，而公務員的身分又是要盡辛苦才能取得，所以，偵辦時自然要特別慎重，以免毀人名節；另外，上級長官也有他們的考量。辦或不辦，是上層的決策。」

我追問：「上級長官是誰？你有受到壓力嗎？」

他說：「在我之上還有專員、科長，最高到肅貪處的處長程泉先生。如果有壓力，也不會直接壓到我這一級。至於誰是決策的上級長官，很抱歉，我不方便說。」

「案子不能辦，你沒有表示抗議嗎？」我再問他。

「依照公務員服務法，我們對長官的命令有服從的義務，如果有意見，也只能陳述，不能抗命。不過，在不能憑藉法律作正義公平的判斷時，辭職，也許不失為一個好的方向。」他說完之後，隨即表示還有公務要忙，就很客氣的把我送到電梯口，目送我離去。

這是我和李文良唯一見面的情形，不過，這次短暫的交談，卻讓我對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十幾年後的今天，他已經貴為高雄市政府建設局局長了。日前，我特別到高雄市政府的網站去看看他的資料，我發現，他在「國家考試」這一欄裡，填的是「七十七年法務乙等特考及格」，當然，不知情的人，是看不出來所謂的「法務乙等特考」指的就是「調查局查核班特考」，而他的經歷欄上，也只寫著他曾經擔任過台北縣勞工局主任、課長、宜蘭縣建設局長和高雄市建設局長等。調查局那半年的公職生涯，不知是不是被他刻意給隱匿了。或許，那是他人生裡不堪回首的一段記憶吧，所以也不願再提及。相關的資料查證完畢之後，我再打了電話給調查局，查證他們是不是真的在壓力之下而停止偵辦紅十字會的案子。

在我連番追問下，他們承認，手上的確有這件案子，但他們不承認案子已經歸檔了。他們說，還在查！還在查！可是，對於一件資料已經蒐集的如此完備的案子，為什麼拖了半年，還不行動？調查局沒有人可以給我一個答案。

八十年三月三日，我在報紙上披露了這件事。

當天，紅十字總會祕書長陳長文就作了回應。他說，他不了解這件事，但他認為一切都該依法處理。他也解釋，紅十字總會只管「政策」，而各分會所勸募的款項如何運用及執行，是由分會自行處理，總會並不介入。

對於這樣的答案，我當然不滿意。於是，我連續作了五天的報導，到後來，我把李文良辭職的事件也揭露出來，同時更點出，連學校裡義賣的紅十字會郵票所得，也被瓜分。一波一波的報導，我深信，一定對紅十字會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壓力，而且，幾天之後，其他的媒體也都紛紛跟進追蹤報導，紅十字會的壓力更大了。

最後，陳長文終於再度出面，這回，他做了很清楚而明白的宣示。他承認，紅十字會各分會、支會的經費運用情形，可能確有不當之處。他也保證，在這些弊端沒有能夠有效的防堵之前，紅十字會決定無限期的停止義賣，連以前每一年都會委託學校教師代售的紀念郵票，也停止推出。

有了這樣的保證，我知道，我所想要的目的達成了。我把所有的資料小心的藏放好，讓該過去的一切都過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