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于光遠老先生常說的一句話，這句話強調的是歷史對未來的意義。于老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在諸多學科方面的造詣和成就，人們大多都很熟悉。不過，對於老在歷史主要是中共歷史方面的研究，人們可能所知不詳或關注不多。其實，他在中共歷史方面的著述還真不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於老先後寫出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文革中的我》、《我的編年故事（1935-1939）》、《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我憶鄧小平》等結合親身經歷回顧和研究中共歷史的著作。他的《細雨閑花》、《窗外的石榴花》、《東方赤子·大家叢書·於光遠卷》、《我的故事》、《跨越世紀門檻》、《朋友和朋友們的書》（兩冊）等多部集子，也收入了多篇關於中共歷史事件、人物和問題的文章。近些年，于老還在一些報刊發表了不少有關中共歷史的文章。粗粗算來，上面這些作品已經超過兩百萬字。

    研究中共歷史，於老兼有雙重身份：既是當事人，又是研究者。作為當事人，從一九三五年參加“一二九”運動直到如今，于老經歷了中共在這個時段裏所經歷過的風風雨雨，或置身歷史的潮流，或廁身“漩渦的邊緣”，有時還處於“漩渦”之中。他以自己的經歷，提供了許多歷史史實和史料。作為學者，於老對中共歷史作了透徹的觀察和深刻的分析，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這些觀察、分析和見解形成了他關於中共歷史的史論，給人以啟示和智慧。

    于老關於中共歷史的那些回顧和見解，大家可以去讀他的著述，不再贅述。這裏想特別介紹的，是他關於中共歷史研究的三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就是本文題目說到的那句話。于老說：“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就把握不了未來。”他說，這是從人們熟知的列寧的一句話“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套改過來的（順便說一句，這話出自蘇聯的一部話劇《曙光照耀著莫斯科》中列寧的一句臺詞，《列寧全集》裏並沒有。這一點，我也是從于老的書中得知的）。這個“修改”強調了“過去”對“未來”的意義。不知出於什麼目的，有人總是想“淡化”歷史。于老認為，歷史上發生的許多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在人們的記憶中淡化。這種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淡化是一回事，通過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使得不該過分淡化的東西淡化得慢一些又是一回事，而有意使某些歷史事實在人們頭腦中淡化起來則又是另一回事。歷史上的有些東西在現實生活中還在起作用，而且是在新的條件下起作用，也可以說事實上並沒有淡化。于老主張，該淡化的東西就讓它淡化，不該淡化的還是要通過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讓人們記得牢固一些。于老說過，一位歷史學家曾經對他說，衡量一個國家的政府當局是否願意看到社會進步，有這麼一條，就是看它是否支持歷史學家研究這個國家的歷史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他很贊同這位歷史學家的意見。他說：“人是不能不懂得歷史的。一切科學判斷都是從歷史研究中總結出來的。就是當前現實問題的研究，考察的物件也都是過去了的東西，是發生在此時此刻這個時點以前的事件，嚴格說來也已經是‘歷史’。而離開現在較遠的那些歷史，因為有的可能是後人所不知，更有對之進行歷史研究、歷史教育和做好歷史傳播工作的必要。”

    第二個觀點，用科學的態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歷史。作為學者，于老常常強調，理論工作者必須具備理論的徹底性，理論如果不徹底，就喪失了理論研究的科學精神。四年前，于老曾經說：“我對中共黨史的研究一直有興趣。由於我在中國共產黨內已經生活和工作了六十四年，經歷的事情也真不少，還有一些經歷是很少人甚至沒有人知道的。同時我是一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有嚴肅的科學態度，嚴格的科學精神，嚴密的科學方法，有能力取得有價值的科學研究成果。我認為自己有責任把自己應該寫的文章寫出來。”“嚴肅的科學態度”、“嚴格的科學精神”、“嚴密的科學方法”，突出了“科學”的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于老認為，中共歷史的研究是社會科學工作的一個重要領域。既然對它作這樣的“學科定位”，就意味著在這個領域沒有什麼“禁區”，一切都必須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來研究。對中共的歷史，中共中央曾經作過兩個決議。于老認為，歷史決議是對歷史作過研究得出的結論，但是有了這個結論並不意味著不需要再對歷史作進一步的研究。

    第三個觀點，歷史研究的本質就是“算舊賬”。有人認為歷史已經過去，何必要去“算舊賬”。于老認為，歷史研究的本質就是“算舊賬”，算歷史舊賬是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只要歷史上存在著賬，歷史學家總要去算一算的，世界上不存在“不算舊賬”的歷史學。他特別強調對“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研究。他說，沒有“文革”十年的教訓，就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的改革，因此中國決不能忘記“文革”的教訓。中國絕不能沒有關於“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正科學的研究，不能沒有關於“文革”的科學的著作。為此，于老不僅多次呼籲展開“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研究，而且還寫出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經歷的回憶錄。他贊同建立“文革”博物館，還提議成立“三種人”研究所，儘快搶救“文化大革命”的活資料，並且詳細列出了三類需要搶救“活資料”的物件。一九九九年溫濟澤先生去世，他生前致力於研究瞿秋白，積累了大量史料。于老頗有感慨，他覺得像溫濟澤這樣保存和積累史料的老人還有不少，應當對這些人的史料加以搶救。為此，他致信《炎黃春秋》雜誌，建議有關雜誌開闢“故紙堆”的欄目，專門發表當事人保存的各式各樣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