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為了人民大眾的福祉，新中國60周年慶典過後，是我們勇敢地正視“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的時候了。本著十七屆四中全會勉勵我們“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的精神，我想探討一下黨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來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問題。不同利益集團的分化和相互競爭，不僅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正常現象，而且是市場體系發育成熟的一種標誌。但是，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權力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出現和日益壯大。

    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在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中，在房地產業、礦山資源產業、金融證券業以及能源產業等領域，政商勾兌尋租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進入新世紀，伴隨“國進民退”和普通民營企業受到貶抑，部分國有壟斷企業，以及不少具有官員背景的強勢民營企業，以公權力為靠山和保護傘，肆無忌憚地賺取超額利潤，甚至尋求非法資本回報。

    先來看看大家經常詬病的國有壟斷行業。國有壟斷企業不一定都是特殊利益集團。對部分壟斷性企業的批評，集中在壟斷市場定價和利潤分配兩個環節。它們總能以不容消費者置喙的方式，挾持國家的價格政策，攫取著市場“超額利潤”；與此同時，每年數以千億計的國企利潤游離於預算之外，既不用上繳國庫，也沒有兌現轉化成國民福利。有人呼籲：應考慮從壟斷型國企中提取分紅，再分配給國民特別是弱勢群體。

    再看看民怨沸騰的房地產行業。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與民爭利產業，而且是腐敗高發領域。從征地拆遷、土地出讓、調整土地用地性質、規劃審批，到專案選址、施工監理、工程驗收、調整容積率、產權登記等環節，充斥了權錢交易。近來，各地相繼曝出了一批身價越來越高的“地王”，紛紛囤積級差地租最高的地塊，已經引起各方面的強烈關注。由於房地產收入是地方財政增長的最重要來源，在世界金融危機中，一些地方政府頻頻出現房地產救市的聲音和土政策。當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遠遠背離實用價值和國民收入水準的樓市大降價的時候，地方政府卻能從扶持、提振房地產行業中收穫GDP政績，而一些官員則可以繼續中飽私囊。 

    還有個民營（私營）經濟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問題。一些公有特別是國有企業、具有權力背景的強勢民營企業，對普通民企經營空間的擠壓，政府職能部門對民營經濟的市場准入限制和利潤盤剝，其嚴重的後果將是扼殺社會經濟活力。國務院早在2005年就制定了“非公經濟36條”，承諾凡是競爭性產業，都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凡屬已經和將要對外資開放的產業，都允許對內資民營經濟開放；並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四年過去，這些政策落實得並不理想。有人甚至斷言：各行業主管機關實施的審批制度或許可制度，成了扼制民營資本流向的無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個民企被限入的領域，都是民企和全體國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團輸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權力配置資源的格局不改變，民營經濟要發展，像黃光裕那樣的商人就會選擇買通權力，為自己獲得某種特權，同時向權力所有者輸送利益。強勢資本精英與強勢權力精英合謀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鯨吞國有資產，佔據和揮霍本應屬於全民所有的公共資源，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團”。

    “特殊利益集團”的勢力坐大，不僅表現在他們對自然資源的“盤踞”，如壟斷性國企和少數權貴對全國礦山資源的瓜分，而且表現在收買專家為其壟斷行為辯護，製造話語權。最為嚴重的一點，在於“特殊利益集團”對政法系統的滲透。有人說過，官員的腐敗國際上常見，但被稱為社會良心的法官腐敗少見。中國現階段由於法律規範的不完備，給了法官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而現行體制對公檢法機關和法官的監督力量十分薄弱，給貪贓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間。另一個危險的跡象，是“特殊利益集團”在尋找政治代言人。在社會資源從權力配置向市場化配置轉型的過程中，官場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團”所裹挾，甚至被拉下水。今後，政府應主要靠制度和民主程序來協調利益關係、調控利益矛盾，讓各利益主體在同一平臺博弈的基礎上達成共識，而決不能成為“特殊利益集團”的橡皮圖章。

    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一書中，對所謂“分利集團”或“特殊利益集團”作了嚴肅的探究。他認為，利益集團是客觀存在，並不是所有利益集團的作用都是消極的，一種是“廣泛性利益集團”，在追逐個人或集團利益的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總收入的增長；一種是“特殊性（亦稱狹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團”，它們孜孜以求的不是競爭而是瓜分，不關心增加社會生產率只希望坐收漁利，本質上是一種寄生性質的“分利集團”。“特殊利益集團”阻礙了資源的流動與合理配置，阻礙了技術進步，卻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與官僚主義從事討價還價等活動的報酬，可以說是提高了社會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會經濟效益。有人形象地稱他們不是要從社會經濟成長中“分蛋糕”，而是在從事有破壞性後果的“搶瓷器”。“特殊利益集團”在當下中國社會的高調擴張，不僅破壞了市場公平和社會公正，而且嚴重打擊了中國社會的創新衝動，扭曲年輕人的價值取向，毒化社會風氣。只要看看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往往削尖腦袋報考公務員和其他掌握豐厚公共資源的企事業單位，而少有人願意到民營企業打拼或自己創業，就可以證實奧爾森的判斷：“增加生產的動力減退了，而企圖多佔有一些產品的動力則增加了”，進而會“改變社會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團”的擴張，已經成功地給自己塗抹了一層意識形態合法色彩。它們對上打著保衛“國家經濟安全”“產業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號索取政策保護，對下則以“國際慣例”和“中國特色”這兩手盤剝消費者。它們對社會公平和普通民眾的傷害，對黨的執政宗旨的踐踏，對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嚴重後果。據稱，社會主義的優勢是將重要的資源和資本都掌握在自己手裏，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這也帶來很大的風險和問題，就是權力、資本和資源結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敗，將會導致權貴集團粗暴地壟斷經濟增長成果，放肆地侵佔平民百姓的利益。這恰恰又容易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

    在“特殊利益集團”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的弱勢群體。據統計，1999年至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翻了一番還要多；但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全社會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老百姓被住房、醫療、教育、養老“四大難題”壓得喘不過氣來。2007年12月1日，世界銀行在北京發佈《貧困評估報告》初步研究結果，顯示在2001年至2003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接近10％的幅度增長，而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群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中國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幅低於高收入群體，導致收入不平等加劇。與改革初期貧窮人口主要在農村不同，目前，貧窮人口蔓延到城市。特別是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就業壓力增大，弱勢群體的生計更加艱難。

    今天，黨內外有識之士莫不對“特殊利益集團”尾大不掉而深感憂慮。這個問題不解決，再高的經濟增長也難以給民眾帶來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會帶來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剝奪感。不公平的增長甚至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甚至社會動盪的導火索。當前，迫切需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大力推動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和民營經濟的發展，縮小壟斷行業的空間，減少官商勾兌的機會，嚴肅法制和政紀，堅決阻斷和嚴厲打擊強勢資本精英與強勢權力精英之間的交易與合謀，特別是給普通民眾的就業、創業提供寬廣的市場空間和有力的政策後援。

〈作者曾任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