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故事  徐承恩  2015-08-29

香港的管治之所以能夠於十九世紀末漸入佳境，其中一個因素乃外來文化之傳入，為本來以海洋族群為主的香港華人文化注入新元素。一方面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文化逐漸傳入清帝國，不少西化華人因被故鄉排擠而選擇於英國管治下的香港定居。另一方面清帝國政治動蕩，令不少商人及遺民遷居香港。

前者將陸上族群的結社傳統引入香港，使香港華人精英能組織起來治理社區事務，並成為香港政府的管治伙伴（Sinn 2003）。後者則因政見與中國政府不合，選擇避居香港。太平天國遺民王韜即屬此類。他們以香港為基地宣揚政見，同時使香港社會接觸到種種新思潮（Cohen 1974）。

鴉片戰爭前夕，基督教宣教士已於澳門開辦西式學堂，提供免費寄宿教育，希望能替教會培育一批華人宣教士。華人士紳及精英階層卻希望子弟能參加科舉，對西方教育缺乏興趣。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華人多來自珠江口的海洋族群。他們被陸上族群排擠，一直與科舉無緣，西方教育為他們提供前所未見的機遇。此外，香山縣（今廣東省中山市）的居民常與澳門的葡萄牙人打交道，對西方文化及洋行的工作機遇略有所聞，亦樂於讓子弟接受免費的基督教教育。鴉片戰爭後，西方於中國的活動日趨頻繁，華人接受西方教育的情況日趨普遍。不少華人接受西方文化、歸信基督教，卻令他們無法再參與各種維繫華人社會的祭祀活動，很多時只能遷往租界生活，或是選擇移居香港。成立於1862年的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乃華人子弟接受西式教育之官立學校。

西方教育培育了一群處於中西之間的買辦階層。他們熟悉西方的文化及禮儀，能夠與西方人打交道，使他們畢業後多受聘於洋行，擔任西方人老闆與華人員工及客戶的中介人。基督教教育使他們受到新教倫理的薰陶，放棄儒家重農輕商的倫理，產生進取的企業家精神。買辦們引入了西方的科技及管理技術，令他們能在進行現代化的中國創一番事業（Smith 2005）。

在政治上，買辦階層善用其處於中西之間的特性，不論中國官府及西方殖民者均能合作。兩次鴉片戰爭後，清廷展開洋務運動。買辦們憑着對西方技術的認識，在中國現代化的嘗試中擔當重要的角色，有部份甚至成為洋務派官員重要的幕僚（胡波2009）。他們亦憑着與西方人的關係，得以避過腐敗官僚的敲詐，能較順利在中國商場大展拳腳。居港的買辦階層由於懂得用英語溝通，因而得到香港政府青睞，納入其行政吸納政治的體制中較高的位置，比如太平紳士及立法局等（Chan 1991）。他們面對清帝國官僚時，會強調他們的西方連繫；面對香港政府時，則會強調他們的華人身份，以華民代表的姿態於行政吸納政治的體系中力爭上游。這樣他們就能夠在英清兩個帝國的夾縫中，為自己謀求最大的福祉（Carroll 2007）。不少西化華人就在這種時代背景中，成為第一批視香港為家的華人（Smith 2005）。

1850年代，清廷與太平天國爆發內戰，歷時14年的戰事蹂躪了清帝國最繁盛的地區，使這場戰事成為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血腥的戰爭。與此同時，廣東的客家族群與本地族群之間亦爆發械鬥。不少從事沿岸南北行貿易的商人紛紛到香港避難。1860年代美國廢奴，香港因其自由港地位而成為旅美華工出入境的中心，隨即而來的貿易及匯款生意（金山莊貿易）吸引不少商人來港尋找商機（Sinn 2013）。這些華商在清帝國本來就有結社的傳統。他們成立行會、商會，透過成立自治組織訂立行規、調解同業紛爭，甚至會籌款管理所屬社區的民生福利事宜（喬素玲2008）。

移居香港的華商很快便成立了一批商會、行會，到1868年，香港的南北行商人組成了南北行公所，除了負責協調業內各種事宜，還着力解決華人社區的種種問題。公所自行籌辦了一支現代消防隊，部份商會亦自行聘請保安，維持社區治安。後者顯著改善困擾香港的治安問題，最終政府於1866年合併各治安隊為華商籌款、政府管理的團防局。

華人精英在1870年，成立了由政府撥地撥款、由華商籌募經常性開支、並由選舉產生的董事局所管理的之東華醫院。該院為香港首個獲政府確認的華人自治組織，其職能很快超越醫療的範疇，成為華人社區自治機關、華民議事之廟堂、以及香港政府與普羅華民之間的非正式橋樑（Chan 1991, Sinn 2003）。

新來港的華商很快便學會遊走帝國邊緣的本領。他們會在中國捐官，亦會鼓勵子弟參加科舉考取功名。他們面對香港政府時，常身穿官服，自詡為朝廷及華民的代表。香港普羅華人亦常誤將他們視為朝廷命官。然而當華商在清帝國遭到不公對待，其香港殖民地子民的身份又會成為救命草。1886年2月，東華醫院主席到廣州公幹時，遭到廣東司庫威嚇。事關早前東華替廣東水災籌款賑災後尚有三萬両餘款，官府認為東華總理們已被朝廷視為縉紳，應當識趣地上繳餘款予官府，用於水利工程。英國駐華大使向清廷總理衙門投訴，指東華醫院為英屬香港的慈善組織，只須遵守香港法律，廣東司庫之舉有侵犯英國在港主權之虞。最終兩廣總督張之洞責成廣東司庫莫要再犯，風波方告平息（Sinn 2003）。

香港的精英處於帝國間的夾縫，其身份認同亦遊走於香港與清帝國之間。何啟的政治生涯正好反映這種時而自相矛盾的身份認同。何啟乃何福堂牧師之子，曾負笈英倫修讀醫學及法律，乃典型的西化華人。他踏足政壇後，先後擔任潔淨局及立法局的議員，期間成為香港華商階層利益的代言人。他反對政府增加福利開支，亦反對改善罪犯的待遇。這固然反映他的階級偏見，但他亦表示擔心香港的福利會吸引清帝國的遊民到香港白吃白住，對植根香港的納稅人不公平。

在何啟眼中，定居香港的華人精英已經是有別於其他中國人的命運共同體，有權優先享用香港政府的服務。來自清帝國的移民，則是這座城市的他者，是本土利益的潛在掠奪者。除此以外，何啟亦與華人精英爭取建立華人永遠墳場。當時華人普遍堅持落葉歸根，大多會將靈柩運返家鄉安葬。建立永遠墳場的訴求，反映當時已經有一批華人精英視香港為自己的家鄉（Carroll 2007）。

縱使何啟視香港為家，但始終對清帝國未能忘懷，曾經撰寫多本評論清帝國時政的著作，包括批評曾國藩之子曾紀澤的《曾論書後》及回應甲午敗戰的《新政論議》。在1896或1897年，他一度前往上海，很可能是要在洋務派官員底下謀求一官半職（Choa 2000）。他希望清帝國能夠成功現代化，走上富強之路，卻矛盾地同時支持英國擴展其在華勢力。他認為清帝國有強大的保守勢力堅拒現代化的世界潮流，而英國的帝國主義有足夠力量打開清帝國的門戶，引進英式的立憲政治。

何啟這種對仁慈帝國主義的幻想，未免流於天真，卻側面反映其身份認同。他自覺是生於英國殖民地，接受西方現代化文明薰陶的中國人，因為見識過天下大勢，所以比其他人更懂得中國應該怎樣繼續走。何啟與同期的華人精英自視為中國人，卻不是界限街以北的那種中國人：他們都是走在現代化潮流尖端上的中國人（Carroll 2007, Law 2009）。

何啟的政治評論，出版時沒有引起太大迴響。但是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全軍覆沒後，中國掀起了一場國族主義風潮。香港本身亦為風暴的風眼，把包括何啟在內的香港華人精英捲入其中。

註：四邑指新會、開平、恩平、台山，五邑指上述四地加上鶴山，而六邑指再加上赤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