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故事  徐承恩  2015-09-10

有異於定居香港的華人精英，開埠初期的華人勞動階層不少都只視香港為暫居之地，大多希望賺夠一定積蓄後返回在中國的故鄉。不過隨着香港經濟日趨工業化，臨時的外判工種逐漸為長期僱用的工作所取代，勞動階層居港的年期亦越來越長。他們不再只視香港為旅居之地，不再認為香港社會的種種問題與己無關，漸漸學會為此時此刻的社會議題勇敢抗爭。

早於1887年中法戰爭爆發時，華人勞工已經懂得在發起反法運動時，順道提出勞工權益的訴求。1920年的機器工人罷工以及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華人勞工階層亦為本土的權益團結一致。這兩次工潮的論述，均與中國國族主義無關，訴求亦只限於香港內部的社會公益（Chan 1991）。

戰前華人勞工階層之所以仍未有本土意識，主要原因在於他們仍然留有退路、在於他們仍然有衣錦還鄉的盼望。即或如此，觀乎他們為本土議題而進行的一連串抗爭，他們已經習慣香港特有的生活方式，至少會視香港為第二家鄉。而他們集體抗爭時，亦容易產生命運共同體的意識。這與完全的本土意識其實只有一步之遙。

1949年中共奪權後，港中邊界已不再如昔日般開放。中共政權按照社會主義理想，從上而下改造中國社會，共產黨的科層架構取代了昔日的士紳及宗族體系，維繫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及宗教都遭到否定。華人勞工階層的家鄉，已經不是那曾經令他們朝思暮想的家鄉。他們回鄉的路斷了，自此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只剩下唯一一個選擇：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香港人。

中國赤化前後，不少研究國學的知識分子既抗拒中共對傳統文化的摧殘，又不願接受國民黨政權的高壓統治，決定遷居至相對自由的香港。這群南來文人視中國赤化為中華文明的淪喪，而受到英國保護的香港則是中華文化的最後堡壘。他們寄望能在香港靈根自植，在中共那墮落的「新中國」以外，重新建立華夏文明。如此則成為一種大中華文化主義，即是一種熱愛中華文化卻抗拒中共的國族主義（羅永生 2012）。

這種中華遺民心態，或能與日本學者林春勝、林信篤1732年撰寫的《華夷變態》之意識形態相比。林氏父子認為清兵入關後，中原只剩下蠻夷，令日本成為獨一華夏正統。南來文人則寄望華夏文化能在殖民地的庇蔭下，免受中國的文化浩劫，於香港傳承下去。

在冷戰的氛圍下，香港政府擔心親共勢力滲入香港的教育體系，煽動青年人衝擊政府管治。政府於是像戰前與學海書樓的前清御史合作那般，拉攏南來文人加入香港的教育體系，期望他們反共的文化保守主義能令莘莘學子免受激進思潮影響。新儒家學人創辦的新亞書院之所以能壯大，並且日後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創始成員，乃是這種冷戰思維教育政策的結果（周愛靈 2010）。南來文人那套熱愛文化中國卻抗拒政治中國的大中華文化意識，成為了香港學校中的主流論述。

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香港人，自小就成長在一個與中國相對隔絕的城邦，既不像上一代那般有衣錦還鄉的選項，對中國的歸屬感亦不如上一代那般自然而有。他們接受的教育主張大中華文化主義，這令他們易於認同中華文化，卻又使他們同時視政治中國為陌生的他者。到六十年代，這群本土一代長大成人，開始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而誘發的九龍暴動，正好標誌着青年本土運動的開始。他們對香港的殖民地體系感到不滿，不再願意成為被殖民的二等公民。青年團體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中文運動中積極發聲，着重本土文化的身份政治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主要議題。

嬰兒潮一代對中國國族主義有着自相矛盾的表現。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令他們難以對中國國族主義說不。在六十年代末的火紅年代，西方社會的大學生對左翼思潮趨之若鶩，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反美抗蘇的中共政權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西化的香港大學生亦受此風潮影響。與此同時他們亦目賭中共國力日漸強大，部份大學生因此投入親共中國國族主義的行列，主張唯有中共能使中國現代化成功，被後人稱為國粹派。

1971年美國決定將釣魚台連同琉球群島撥歸日本，掀起全球華人大學生的反日國族主義風潮。香港的大學生亦有響應，發起多場示威集會。1972年7月5日，保釣學生在維多利亞公園和平集會時遭武力鎮壓，威利警司瘋狂棍打示威者的畫面被傳媒廣泛刊載。是次集會使市民對學生起了憐憫之心，開始認同市民應當享有和平示威的權利，長遠而言令香港社會運動的氣氛熾熱起來（Lam 2004）。

不過，我們絕對不應該過份高估當年大學生對中國國族主義的支持。這群大學生所謂的愛國熱情，不過建基於左翼思潮在頭腦上的認知，以及對中共宣傳一廂情願的盲信。他們與同期的中國人有着不一樣的生命歷程，即使部份人曾經造訪中國，見聞亦不過是預先安排好的樣版。1976年四人幫被捕，這群學生的中國想像不攻自破，國粹派的學生運動無以為繼，迅速崩潰。此外，國粹派學生對中國國族主義的追求，並未能代表所有大學生的想法。1969年一篇刊登在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的文章，即批評國粹派「自己生於斯、長於斯，在香港大學念書，用香港納稅人的錢，卻只空談愛國。對於香港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孰視無睹；（對）香港四百萬同胞，漠不關心，其實又談什麼愛國？」不少大學生的焦點，亦放在本土的社會公義問題，羅湖橋以北之事反而比較次要。他們同樣受左翼思潮影響，批判香港政府的殖民統治，卻堅持反殖必須由本土開始（羅永生 2012）。

於全香港的層次，這群學生參與了反貪污、捉葛柏的運動。此運動催生了廉政公署，自此香港政府逐漸由壓在港人頭上的殖民者，演化為替市民服務的公僕（Lam 2004）。而在地區的層次，一群被稱為社會派的學運人士則走到各基層社區做社會服務，並組織基層市民為種種社會問題發起抗爭。這些遍地開花的本土抗爭日趨政治化，演變為八十年代的民主運動（So 1999）。

對於無緣參與學運的一般市民，六七暴動乃他們本土意識的轉捩點。由於當時親共勢力的恐怖主義行為，街上遍佈土製炸彈、電台名嘴慘遭殘酷燒死、連街上嬉戲的兒童亦遭炸彈炸死。香港人雖然不滿殖民統治，但更不能容忍中共及其在港黨羽的暴行。在中共與香港政府之間，香港人大多選擇後者（張家偉 2012）。此後香港政府痛定思痛，擴展了對社會基層的行政吸納政治制度，令政府回應民意能更有效率（King 1975）。英國方面亦察覺主權前途談判在即，需要以經濟發展及社會改革大幅改善市民的生活，提高政治認受性作為談判籌碼。港督麥理浩便在英國支援下推出一連串改革（李彭廣 2012）。社會派等社運人士於各社區的抗爭，反倒為改革中的政府提供表現機會，弔詭地令市民產生政府聆聽民意的假象。香港普羅大眾開始將殖民地政府視為服務自己的公僕，北方那政治中國與他們的距離越來越遠。

與此同時，香港亦已發展成一個以粵語為主的社會。粵語的潮流文化於七十年代興起，為香港人帶來不少文化自豪感。到七、八十年代之交，香港人在政治上、文化上，都確立了一種有異於中國的本土國族身份（Matthews et al 2007）。只可惜香港國族方才正式成形，早已變得陌生的中國已經決定要將香港併入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