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識形態的準備
　　第一種理論從意識形態上來解釋民主制在中國的失敗，這種理論認為，民主不是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主流。雖然較晚的政治運動幾乎都打著民主的旗號，但所設想的民主一般都意味著國家和人民的某種神秘團結，究其實是某種權威主義。一場政治運動越是強有力，它就越不以民主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途徑。總之，大多數人不認為民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答案。
　　儘管當今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可以為、甚至已經在為民主在中國的制度化提供適當的空間，但它並不能保障民主制度化的成功。民主制度必須表明它能解決中國人求生存的問題，否則它就只是在理論上富有吸引力而已。
　　二、國家安全的考慮
　　第二種理論認為，對外戰爭和內戰常常使民主體制失敗；而百餘年來，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時常覺得國家安全受到或英法、或日本、或美國、或蘇俄的威脅。固然，民主制似乎可以有效地進行對外戰爭，有時也能經受起內戰的考驗。但中國的經驗證實，戰爭環境是不利於民主制的建設的。
　　三、軍隊的態度
　　一般認為，軍人幹政由於摧毀了文官政府，因而有害于民主。中國初期有幾次民主實驗的失敗，就與軍事政變和軍閥主義有關係。國民黨治下民主的失敗，與蔣介石政府越來越依賴于軍人不無關係。共產黨雖說是 “ 党指揮槍 ” ，但我認為在一種重要的意義上，毛澤東的權力來自他獨自對軍隊的控制，所以他的政府也是准軍事的政府。
　　很多人認為軍事政變和軍事割據在今天是可能的。我的看法不同：
　　首先，中國沒有拉丁美洲那種軍人統治的傳統，也沒有那種使老百姓、文官和軍人本身認為政變具有合法性的 “ 監護制 ” 。
　　其次，中國軍人看來不大情願自己來負責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他們也不以為自己有什麼解決的辦法。
　　第三，中國的軍官隊伍極其龐大，因而很難組織一場軍事政變而不走漏消息，也很難在事前事後避免因嫉妒等原因産生軍隊內部的反對派。
　　第四，歷史上，促成軍閥割據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列強的勢力範圍。雖說與某種常見的偏見相反，列強在當時是儘量支援國民政府、盡少支援地方軍閥的，但是，各國利益範圍的存在本身，以及其他外國勢力所導致的國民政府的削弱等等因素，都有助於軍閥勢力。顯然，這一歷史因素如今不復存在。
　　四、政治文化測試
　　經常有人提出，中國的政治文化不容忍衝突，期求權威，強調對個人的忠誠從而使私黨林立並反過來使民主體制無法運作。總而言之，中國的政治文化不利於民主。這種看法在中國民主派自己那裏也是常見的。
　　我們越是瞭解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人的政治行為，我們就越覺得流行的看法是沒有根據的，即認為中國各階級都天然不會在公開競爭的公衆領域裏組織自利的行動。其實，把民主的失敗歸因於文化在邏輯上就有困難。我們同樣可以爭辯說，文化在很大程度是制度的産物。行不通的制度産生失望的文化。選舉時不能或不敢 提出主張，或選上的官員沒有權力，人們自然就不會認真對待這種表面文章的選舉。立法機關令出不行，立法委員們自然就不會認真工作。假使早期的民主派人士曾 能使民主制度化，就會産生出一種較為民主的政治文化來。
　　五、發展水平的問題
　　建立民主制需要一定的發展水平，這一理論是廣泛同意的。不過，發展水平在何種程度上影響民主的建立是有爭論的；再則，建立民主制所需的起碼發展水平大概並不很高；而且，二者之間的關係也可能不是直接的、線性的。當然，中國曾這麼窮，發展水平這麼低，恐怕無論怎樣也難建立起民主制來。但是，用發展水平之低來 解釋中國無法建立民主制，講到過去只有部分的解釋力，預測將來則幾乎沒有意義。
　　六、農民大衆
　　有些中國人認為在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裏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建立民主。這種講法和上面的第三點、第四點和第五點可能重復。但它有時具有一種特別的意義，那就是認為農民是反都市的、排外的、信仰權威主義而反智的。如果讓農民這一人口主體來投票，他們會投票反對自由主義、都市化和競爭機制，他們會利用他們的民 主通道重新回到專制上去。
　　七、憲法及制度上的缺陷
　　人們可能會爭辯說，中國以往的諸憲法未能實行，原因是它們設計得不好。但對中國的多數憲法來說，這種論點很難從歷史記錄得到支援。在多數情況下，憲法的失敗與其說憲法設計不當，不如說政治家們沒有把憲法當一回事。
　　八、民主派的道德破産
　　很多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認為中國民主的失敗是因為參與民主的人們濫用了民主。頗為相似的是，今天有不少民主派人士認為民主運動之所以這麼弱，是由於民主運動的成員們未能聯合起來，未能適當地處理基金，未能形成有吸引力的形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