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馮友蘭認為將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康有為變法之前的這段二千年的文人士大夫治學方向與態度，泛稱之為「經學時代」，此一時期乃崇尚復古思想，甚至連孔子都已「述而不作」，認為全部祖訓（先師、先人之論說）只要加以背誦、注釋就夠了，何任新創的東西都是「離經背道」不值一哂！文人縱有新意，亦難脫古聖先賢之框架，整個時代的菁英就在四書五經中翻騰，在八股科舉裏消磨，偶出幾位天才洋溢科學家、數學家有一些想法或創作，亦僅被視為「奇技淫巧」；但孔孟之儒學乃直觀的，非分析性的，因儒學率多以「人」做為考察的對象，根本毋須分析，故此時代的學問是歷史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學問，只企圖追求人如何相處的學問而已，故對「數目字上的統計與管理」並無一套完整思路，甚至是陌生！1842年魏源以被革職的老友林則徐＜四海志＞的稿本所完成的巨著＜海國圖志＞，在中國並不受重視，卻在日本大放異采，士人爭相閱之。1875年郭嵩上書朝廷，力陳全面學習西方，而非侷限軍事方面的船堅炮利，更應在醫學、教育、採煤、冶礦、鐵路、電報等方面全方位的學習。中國不是沒有宏觀的人才，只是他們在儒術官僚集團的統治中，僅能被當作奴才使用而已！魏源一介書生的微弱嘶喊聲，被這群狂妄自大的怒吼聲所淹沒了，郭嵩真知灼見的奏摺，依然被這群狂妄自大的官僚所吞噬。

二、而舊中國的社會結構，嚴格講並非封建制度，所謂封建制度係謂：高層權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針，賦予上層組織去自行管理統治下層機構的農業社會，而漸以各地為主，以求自給自主的平衡趨勢，而中央（高層）與各地方諸侯（上層）則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中國自「七國之亂」後，封建式微，迄漢武帝又恢復了秦之「郡縣制」由一個統一號令的中央高層（皇帝），全盤下令下屬照辦，而這個中央朝廷，乃以儒術作為統治的邏輯，而形成一整票的儒術官僚，這官僚集團只要能維持彼此之間相互承認的邏輯而和平共存即可，對實情不一定要認真負責；道德可以替代法律，禮儀可以裝飾行政，尤其「自古王命不下郡縣」，縣城只有中央朝廷派來的官員、知縣來對鄉下地方的財政、農政、司法等行政管理裁判之權，外派而來的知縣只要與地方豪強、仕紳、地主這些基層骨幹搞好關係，上與中央派閥輸誠進貢即可確保官運亨通，平步青雲，故對所轄地方之土地、農礦、水文…等生存條件的探討與管理，則是基於知縣的良心與能力，故中國從地方開始就無法在「數目字上統計與管理」，更遑論中央朝廷所滙集不實的情資而有能力整合作為施政的依據。

三、而近代經濟是一種組織，一種運動，乃有待於社會裏的各項經濟因素（ex：動產、不動產、勞力、服務等）都可以彼此轉化交換，而此功能之發揮，乃「商業信用」業已展開，而「信用」背後必須有法律（尤其民、商法）在支撐，此外，私人的財產權能有絕對的保障，滿足這些條件以後，社會才能「在數目字上統計與管理」，故社會思想家韋伯亦道：「現代合理化的資本主義，不僅要有技術性生產的能力，還要有令人能預為打算的法制，以及經理上的正式規則。」而這些條件顯然中國在鴉片戰爭前尚未能具備！ex：明成祖鄭和下西洋時代，乃國力鼎盛，威名遠播之期，但也因遷都北京及南洋宣威而耗盡庫銀，此因根本無會計制度管控，根本無商業理念通商（因中國以農立國，僅有象徵性的朝貢貿易，且明國呈現一種內向、非競爭性的趨勢），故海上事業的顛峰之際，就在新皇帝一聲令下，把鄭和時代的航海圖、造船設計圖…等下令焚毀殆盡，喪失寶貴文化資產的積累不談，還因此鎖國內向，致大航海時代來臨時，西方從此步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的序列，而中國卻絕緣於外，從此彼長我消！迄鴉片戰爭時，清兵仍要以過時的梭鏢、大刀去對付洋槍火砲，區區16艘船艦、540尊火砲的2、3000人就擊潰大清帝國對壘之30萬大軍的意志力，而令其趨前求和；更可笑的是，清廷並未因此教訓而檢討追究責任，也不派官員到國外考察及作組織上的調整，即便美國官員願提供製船造砲藍圖，亦被婉拒之；倒是提及今後清、英之間文書要用平等語氣來往，開「夷人」置喙之門，而使清廷的官僚集團惴惴不安！更有甚者，大臣耆英給道光皇帝的報告：要繼續輕視西方之國體織組，將他們缺乏中國式門面當作無道德品格之證據，但對清國多方面之缺陷隻字未提。由耆英這篇報告，可知儒術官僚集團，只是彼此搞交待的道德治國，只有浮虛的道德口號，而不務實地政經改革，是如此顢頇頹廢，積弱不振！也難怪＜清稗類鈔＞一書在評論這時期乃「天下糜爛幾於不可收拾」。

四、反觀日本已深深地因鴉片戰爭引起日本文明巨大衝擊！在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之前一日，撤回了1825年的「無條件驅擊令」（日本幕府對進入出島以外地方的歐、美船隻，得無條件驅擊）日本因而排除中華思想轉而接納西方文明的洗禮（即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換言之，鴉片戰爭帶來的對外危機感，也促成了日本「天保改革」的轉機！即使是儒學大師佐久間象山，當時雖已年過三十歲，也醒悟到西方科學、制度的重要性，毅然放棄儒學而重新學習外語、翻譯西洋的化學書或砲術書，甚至後來自鑄大砲並學習現代兵學，整個江戶幕末的維新志士或學術界，皆因鴉片戰爭的衝擊而覺醒，「西學」頓時成為顯學，「脫亞入歐」不僅是思想界的口號，更蔚為波及全國的運動。而身受戰爭切膚之痛的清國官僚體系及文人，卻仍耽溺於傳統經學的自大、狂妄、偏執，致喪失化危機為轉機的主動權，還在維持文人特權及「文章乃經國大業」的腐儒朽見，此後中國「自強運動」尚留戀著「中學為體」的窠臼，相較於日本明治維新的脫胎換骨，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故當1895年甲午戰爭之爆發，其勝負之數，其實早在40多年前的鴉片戰爭後的回應已有定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