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11月 13日

本書對制度的討論集中在人權、產權和政治權力這三個要素方面；並結合極權主義的歷史和現實重新解釋了洛克－海耶克關於人權和產權密不可分的論述（第二、三章）。任何社會的產權結構都與該社會的政治權力結構密不可分。與此對應，本書使用的產權概念是最終控制權的概念。這是洛克－米塞斯－海耶克及諾貝爾獎得主哈特（Oliver Hart）使用的概念，也是二十世紀前學術界通行的概念。第三章討論了這個概念與二十世紀以來流行的權力束概念之間的關係和差別。全書透過歷史敘述解釋了極權制度的產生，其制度基因源於對產權和權力的長期高度壟斷，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對產權和權力的共識。從產權－權力配置的角度看，在極權制下，極權主義黨完全控制了社會的所有產權和權力，使得社會中所有的個人權利完全都在黨的控制之下。相較來說，在其他專制制度下，都不存在任何獨裁者、政府、政黨或機構對產權和權力有如此完整的控制。同時，極權主義黨的性質決定它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政黨（詳見第八章）。面對中共極權主義的發展和威脅，重溫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二戰結束時的警告─自由世界的人們幾十年來試圖遏制極權主義的努力都失敗了─顯得尤為重要。不幸的是，這個警告早就被人們完全拋在腦後。學術界和政策界對極權主義的忽略，使中共在不受質疑的環境下，從西方獲得了幫助其巨大發展的機會。人們至今仍然普遍不認識甚至拒絕認識中共的極權主義性質。

中共極權主義政權在蘇歐極權主義集團崩潰之後發展成了極具威脅的超級大國，而這離不開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幫助。學術界對極權主義已有的討論多局限於哲學、思想史，或局限於對蘇俄的歷史紀錄，極少試圖對極權制的完整的基本機制進行研究。針對這些問題，本書第六到第八章討論了極權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和制度源於何處，以及為何這個制度首先產生於俄國。極權主義制度以極端暴力、全面消滅私有產權和全面控制社會為其特徵，產生於名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世俗政治宗教運動。這個運動以追求平等為名義，鼓吹世俗救世主義，極具誘惑力和煽動力。然而，這個世俗宗教運動只能在具有特定制度基因─高度壟斷的產權－權力結構和相應的社會共識─的社會獲得成功（第六章）。之所以共產極權主義運動首先在俄國得以建立，是因為那裡具備了建立極權制必要的制度基因，具體包括高度專制的沙俄帝制、俄羅斯東正教及其深入的社會影響，以及秘密（恐怖）政治組織的高度發展（第七章）。 第八章深入探討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極權主義黨從秘密政治組織轉變為以個人崇拜和紅色恐怖為特徵的極權主義黨的過程。這一章分析了產生列寧主義黨的制度基因在建立和鞏固極權制中所起的作用和機制，包括透過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反對派、建立紅色恐怖制度、建立全面的國家所有制，以及推動全球共產極權主義革命的機構─共產國際。之後，中共及其他各國共產黨都是由共產國際扶持並建立的，其建黨原則及運作機制都是從蘇共移植來的。至今，中共的所有基本原則仍然來自蘇共。

第八章系統分析了極權主義黨的基本性質、運作機制，及這些性質和運作機制如何從沙俄的制度基因中演變而來，這對於理解極權主義黨，對於理解中共是必不可少的。即便對於只關心中國的讀者，這章也是必讀的。 第四、五及九章分析了中華帝制制度基因的起源和演變，及這些基因如何妨礙中國人接受民主憲政思想，並阻礙他們朝憲政方向努力的機制。第十至十三章分析了共產國際如何把共產極權制移植到中國；中國的制度基因如何幫助共產極權制在中國生根並建立了全盤蘇式的極權制；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極權制─區管式極權制是如何演變出來的，又如何在後毛時代的改革開放中幫助經濟發展從而挽救了中共，而最終又如何把中國拖入極權制陷阱之中。這些討論闡明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只是極權制陷阱帶來的表象，其本質源於極權制自身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