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11月 13日

第一個符合以上定義的極權制產生於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極權主義這個術語則產生於1920年代。世界歷史上存在過以不同意識形態作為基礎的極權主義制度。作為極權主義制度基礎的意識形態，其價值更在於為極權主義提供合法性、凝聚力和鼓動力，從而作為統治的工具，而非名義上的表達。事實上，極端的專制性質本身決定了無論其名義的意識形態是什麼，其表達的部分內容都會與這個制度的操作嚴重自相矛盾。例如，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為名義的意識形態之共產極權主義，其作為制度基礎的意識形態是無產階級專政，以及黨不可挑戰的統治地位（列寧主義）。這些既是具體的極權主義的制度安排原則，也是其合法性的基礎。但是帶有極端平等內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帶有人道主義內涵的關於人的自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只是用於宣傳的意識形態，只是抽象的名義上的意識形態。因其從基本上與極權主義制度矛盾，在任何極權制實踐中，這些抽象的意識形態都被摒棄。任何堅持名義上的意識形態而不服從最高領導的人，即便位於最高階層，都必遭極權主義制度的嚴重懲罰，甚至從肉體上消滅。例如蘇聯的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托洛斯基（Lev Trotsky）；中國的彭德懷、劉少奇、趙紫陽等。儘管共產極權主義進入中國是蘇共的主動和巨大的努力，但以千百萬生命為代價在中國建立共產極權制度是中國革命者的選擇，而非蘇聯紅軍為中國做的選擇。這是無可爭議的基本歷史事實。問題是，結束中國帝制的是一系列試圖在中國推動憲政的改革和革命，但為什麼中國最終卻選擇了與之相反的極權主義？為什麼中國在經歷幾十年的改革開放，私有企業已經占中國經濟主體後，仍然不能擺脫極權主義制度？為什麼極權制度會在中國扎根，而且如此之深？更基本的普遍問題是，人類社會為什麼會產生極權主義制度？為什麼這個制度產生在俄國？俄國與中國的制度遺產有什麼相似性？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書提出制度基因的分析概念。本書將應用這個概念，從跨國和歷史的角度，分析當代中國制度的起源、特點，以及其演進的基本規律，同時分析極權主義制度在俄國產生的根源。制度基因的分析概念深受經濟學中的制度設計理論的啟發。 1989至1992年間，蘇歐的極權主義制度崩潰。這極大地推動了學術界關於制度的研究，使得制度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多次授予這個領域的學者，以示對這一領域工作的承認。但是，絕大多數流行的關於制度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除了科爾奈（János Kornai）的工作之外，既不涉及極權主義制度，也不關注這些轉型國家從極權主義制度演變而來的威權主義制度。關於極權主義制度的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學術研究方面的空白使得人們缺少對中國、蘇俄，及其他前共產黨國家制度的基本認識，更使人們難以預測和應對這些國家出現的政治逆轉。從學術和政策的角度看，這似乎與經濟學家在預測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時的尷尬處境有些相似。但是，極權主義超級大國在全球帶來的全面後果，從直接的地緣政治、經濟、軍事，到對其他國家的制度影響，其廣度和深度遠遠超過金融危機。因此，本書探討的命題不限於中國和俄國，以及經歷過極權主義制度統治的國家，而是對於普遍制度演變的探討。

為了深入分析制度演變方面的重大問題，本書提出並發展了稱為「制度基因」的基本概念或分析框架。作為方法論，此分析概念是在制度設計理論的影響下產生的。本書主要篇幅將在這個理論框架內，討論為什麼中國和俄國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立憲革命不僅失敗，而且產生出與立憲原則背道而馳的極權主義制度；並從制度基因出發，解釋這些國家百年來發生的，以及即將長期影響這些國家甚至全球政治經濟的重大制度變化。

本書第二章將系統地討論制度基因這個概念及其他相關基本方法論的問題。我盡一切努力使得本書絕大多數章節相對自成體系。對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史學理論等學術研究感興趣的讀者，我期待這個新的普遍性理論框架（或分析框架）能幫助我們更深入地解釋為什麼制度的演變路徑會受到已有制度的制約；解釋制度中的關鍵機制是如何在長期歷史的演變中被創造和被再創造，並且影響制度的其他方面，從而幫我們打開「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理論的黑盒子。但是，對於方法論沒有興趣的讀者，如果跳過這章，雖然在邏輯的嚴謹性方面有所損失，但應該不影響對其他各章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