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9 林孟皇／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日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6條規定，舉辦「反省記憶：平復司法不法之第一波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依據媒體報導，立法院是受我於106年4月間在《蘋果日報》投書《廢棄戒嚴時期不法的判決》一文的影響，才參照德國法制通過這項立法。雖然我對於《促轉條例》相關法制未盡認同，但對於這些受判決人終於得以回復清白之身，仍要獻上祝福。

最近，因為促轉會前副主委張天欽魯莽自負的「東廠」之說，轉型正義的正當性再度受到質疑；而黃煌雄主委因此而辭職，也不得不讓我們去省思，促轉會是否承擔了太多的職權，尤其本質上屬於司法權的功能，讓政黨對抗如此激烈？又立法直接撤銷罪名，也有人質疑：「可以不經審判程序，通案撤銷一大堆有罪判決？如果相關人後來的陳述，已經推翻當年補償審查時的證詞，要不要剔除這些個案？」

關於轉型正義的正當性一事，撇開統獨、藍綠之爭，具有普世價值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訂有「獲得有效補救權利」規定。就此，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強調應包括：恢復原狀、賠償、安慰（如公開揭露真相、由當局進行道歉與紀念）與保證此類侵犯不再發生等等。是以，我們推動轉型正義不是清算，而是落實國際人權憲章的要求。

通案撤銷一堆有罪判決的原因，在於當年執政者為打壓異己，藉由《刑法》100條、《懲治叛亂條例》或《檢肅匪諜條例》等法律，任意冠上意圖顛覆政權的罪名，並施以軍事審判，造成大量的冤案。因為侵害人民的言論、思想、結社等自由，這些判決自始違憲、不法，立委們早已制定相關條例予以補償，自得直接立法撤銷。縱使有些人確實是叛亂犯、匪諜，也因為當年的軍事審判侵害受判決人的正當法律程序、訴訟權，屬於不法的判決，應予以撤銷。

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受判決人是訴訟的主體，本應享有透過上訴尋求真相、正義的權利，自應賦予他們選擇的權利。今年4月間，政治受難者張則周、陳欽生先生在法官學院於綠島舉辦的轉型正義研習會時，即表達他們企盼尋求真相（如知道加害人是誰）的意願，可惜《促轉條例》剝奪了他們的權利。另外，當年遭羅織罪名，卻因司法不獨立，而由普通法院審判的政治冤案，也不在少數。這些法院所作的冤案、疑案，依照司法獨立的《憲法》上要求，自不能任憑行政機關處理。可是，《促轉條例》卻將這權限賦予促轉會，僅於促轉會駁回聲請時，當事人才得向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提起上訴。

其實，《促轉條例》立法之際，早有立委提案主張賦予政治受難者直接向法院上訴的權利，司法院卻以：這些判決不是法院體系作成的、年代久遠、證據滅失、案件量太多等理由，加以拒絕。然而，如果司法院承認軍事審判是司法權的一環，本不該任由促轉會處理。何況類似武漢大旅社命案、蓬萊島案等等，可都是普通法院審判的，法院體系怎可容任他人侵奪自己的審判權限？

司法院高層之所以拒絕，有個意在言外、不好公開說明的理由：司法體系沒有做轉型正義，少數需要被人事清查或除垢的法官，迄今仍然廁身審判席位，容許這類案件上訴到法院，司法未必能還他們清白。這確是實情，例如當年美麗島大審的軍事審判官郭同奇，後來轉任法官，今年才退休。因為沒有人事清查，我們無法從他的口中，知悉當年的政治力如何干涉審判？有無蒙總統召見？台灣高等法院主事者也因為缺乏轉型正義思維，才會在今年8月底成立促轉專庭時，消極以對，未對專庭法官設立任何的積極或消極要件，而是採取抽籤決定的方式。

對台灣歷史有認識的人，都不能否認司法在威權統治時期常扮演統治工具的角色。卻因為沒有推動轉型正義，即便民主轉型後出生的人都已經擔任法官，即便絕大多數法官依法審判，這樣的印記未曾被翻轉。因此，司法院不能繼續置身事外，司法的獨立性與公正性才得以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