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22  周俞宏／嘉義地院法官

量刑爭議案例，近年來陸續發生。民眾對司法量刑不當的批判，迫使司法院正面回應，接連提出兩道改革方案：其一，建置類型化量刑資訊系統供法官參考，希望量刑更為妥適。其二，推動「觀審制」的訴訟改革，希望量刑能融入國民法律感情，做出更貼近民意的判決。

從司法實務運作觀察，量刑無疑是刑事審判中相對困難的部分，也是影響司法威信的重要環節，倘若量刑不當或失去標準，司法信賴無從建立，甚至可能讓不肖司法黃牛找到興風作浪的縫隙。但量刑涉及眾多因素，單以刑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為例，至少就包括犯罪動機、手段、所生損害及犯後態度等等十大項目，這些條件每隨個案而不同，量刑歧異也在所難免。可是量刑困難不代表客觀公正的刑罰無從追求，刑罰正義仍應在個案中獲得實踐。因此建構一套客觀的量刑參考指標，讓量刑更有一致性與可預測性，一直是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司法院朝此方向邁進，值得肯定。

民意不是挽救司法的萬靈丹

但司法院另端出「觀審制」的構想，希望法官在量刑時參考觀審員的意見，以融入國民法律感情，不無病急亂投醫之嫌，頗值商榷。蓋因量刑涉及廣泛科刑因素與專業判斷，對於饒富審判經驗的職業法官來說，猶感困難，更何況是沒有經驗的一般民眾？以實施陪審制的美國為例，也僅賦予陪審員認定事實的權限，至於適用法律及量刑則交由職業法官為之，理由即在於量刑涉及廣泛科刑因素與刑罰目的，無法輕易用個人法律感情去判斷。

此外，美國聯邦政府為了使刑罰更客觀公平，在西元一九八○年代前後，推動量刑改革，建構一套長達一千多頁的「量刑準則（Sentencing Guidelines）」，來避免法官量刑流於恣意，並設計出量刑表，讓法官評估每一被告的犯罪級數（共四十三級），對應被告的前科級數（共六級）後，在量刑表二百五十八格中找到所屬的一格，然後在格子的刑度範圍內量刑。當然，個案情節千變萬化，法官不可能全憑表格量刑，故該準則同時明定，倘若法官發現準則內所未適當考量的因素，可以跳脫量刑表之外量刑，足見量刑是何等複雜且困難的決定。

至於採參審制的國家例如日本，則賦予「裁判員」與職業法官享有同等決定權，量刑必須由裁判員與職業法官共同決定，又所謂「共同」，是指三位法官與六位裁判員進行充分討論及評議，必要時透過法官給予法律上提示與說明，希望合議庭盡量以一致決產生刑度，使民意與專業達到完美融合。甚至為了減輕裁判員的負荷，日本最高裁判所建置了一套專供裁判員使用之量刑資料庫，針對不同犯罪類型，列舉相關量刑因子（如偶發或計畫犯罪、有無凶器或共犯、被害人有無過失、被告前科等等）與刑度分布，供裁判員在類似案件中參考，可見日本在引進裁判員共同審判這件事情上，做足了事前準備工夫。

司法院積極推動中的「觀審制」，雖號稱讓法官在量刑時融入國民法律感情，但觀審員只能表達意見，不能左右判決結果，科刑最終仍全憑法官定奪，這種「不直接」的人民法律感情，對提升司法信賴有多少效果，殊值懷疑。此外，由於觀審員沒有表決權，「人民觀審試行條例」未允許觀審員與法官共同評議，採取兩組分別評議的立法，觀審員在欠缺量刑經驗與專業輔助之情況下，能否妥適量刑，令人擔憂。

我們難以想像在類如北捷殺人案等社會矚目案件中，遭媒體血腥畫面與肅殺輿論團團包圍的觀審員，在欠缺專業輔助又承受排山倒海壓力下，會不會失控淪為民粹式審判？會不會操作不慎反而侵害人權？我們在追求司法信賴的同時，應當認真思考如何巧妙揉合民意與專業，建構一套確保人權的訴訟制度，絕不是草草舉起「民意」大旗，寄望民意成為解救司法危機的萬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