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

  
       要談我的母 親，就要從我的父親談起。

　　我的父親， 是在國共內戰的末期，甚至精確 地說，根本是在國共內戰「已經 結束」後陣亡沙場的。
民國三十八年， 國民政府事實上在大陸的作戰已 徹底失敗，但我的父親仍返回大 陸去指揮在四川的部隊，進行註 定失敗的戰爭。
父親原已帶著母 親和四個兒女來到台灣，但隨後 又前往四川，參加了那場奪走了 他的生命，奪走母親的愛侶，也 奪走哥哥姐姐和我的父愛的戰 役。那時的我才五歲，是一個什 麼都不懂的小娃兒。
　　
我知道這樣 說很不孝，對父親來說很不敬， 但當我長大後，開始有了自己對 人世的價值判斷後，我打從心底 的認為那是一場沒有意義的戰 爭。
我甚至在想，父 親去世時才三十八歲，對比現在 已是花甲之年的我，那時的父親 根本就還只是個「孩子」。
這樣的一個「孩 子」，是如何去思考那樣一個烽 煙四起的年代？？是如何思考他 做的事情所代表的意義？
　　
我常在想， 父親戰死沙場的最後一刻，心裏 寄掛的是什麼？是國家榮譽？還 是愛妻身影和他摯愛的一群子 女？？或者，他根本什麼都來不 及想，死神就倏忽地取走了他的 生命。
真正的答案我不 知道，永遠也都不會知道，但這 個問題我永遠都會掛在心頭，永 遠地追問著。
　　
這答案或許 永遠是謎，但另一個答案卻是十 分清楚，我的母親自此成為寡 婦，在漫漫艱辛的人生長路裏， 一肩扛起撫養四個子女長大成人 的責任。
事實上，我還有 一個弟弟，因為年紀實在太小， 經過八年抗日戰爭、帶著四個兒 女的顛沛，母親顯然已是精疲力 盡，無法帶他來台灣，便留在福 建家裏頭，後來因病過世。
雖然母親從沒多 說什麼，但我知道，那也是她和 我們這一群子女，另一個一輩子 都埋在心裏的痛。
從頭想起，母親 過世時九十歲（二○○四年）， 來台灣的時候是三十五歲（一九 四九年），在台灣待了五十五 年。
父親約莫十五、 六歲時就進了軍校，在那個外患 頻仍、內戰殷起、不安定的年 代，很多男孩子於是投筆從戎， 做為職業選項，當軍人不能說不 是一個相對較佳的選擇。
　　
父母親家都 在福建，我的外公、舅舅都是華 僑，因此母親幼年家境算是不 錯，小時候上教會學校，也念到 中學、高中。

因此，母親和父 親，家庭背景雖有差別，可是母 親就是喜歡上了爸爸。
很快地，他們結 了婚，然後度過了對日抗戰的時 期，母親就跟著父親的軍隊四處 遷徙。
我是民國三十三 年在昆明出生的，那時已是對日 抗戰的尾聲了。抗戰結束，又遇 上了國共內戰，我們一家人遷徒 過哪些地方我並不十分清楚。
也許父親、母親 和我們一家人，曾有過一段安定 快樂的相處時光，但我想大部分 的時候都是在顛沛流離吧。
一個身不由己的 年輕軍官，隨著軍隊調來調去， 家人要選擇團聚不分，就只能跟 著他像浮萍一樣飄移不定。
　　
民國三十八 年，好不容易，父親帶著一家人 來到台灣，但很快就受命回防四 川。
父親在十月從台 北被派往四川，這一次父親沒有 把家人帶在身邊，那時的局勢也 不許可他再帶著家人。
他返回四川後， 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情況迅速惡 化，國民政府在大陸一路潰敗， 局勢終不可挽。
　　
母親過世 後，姐姐在整理遺物時，找到了 父親在前往四川的路上，分別從 香港、成都與重慶寄給母親的幾 封信。
　　
父親在來信 中，也表達對孩子們的關心。叮 嚀大哥要幫母親照應弟妹，叮嚀 二哥「不可再頑皮要和藹妹妹和 弟弟，且要聽大哥和母親的 話」，也交代兩位哥哥「到學校 讀書，不可以和別人打架，回家 後要多溫讀、習寫、嚴加管 訓」。
兩位哥哥也完全 做到了父親的要求，相信父親在 天上也會感到安慰。而對於尚年 幼的姐姐和我，父親則希望我們 「活潑健康」。
而在父親的最後 一封來信中，雖然信中的字句平 緩，但卻看得出父親為不讓母親 擔心，在字裏行間避重就輕地想 要壓抑局面已甚緊張的實情。
　　
在那封等於 是遺書的父親來信中，並沒有林 覺民在〈與妻訣別書〉中刻刻不 忘的國家大義。我看到的是一位 丈夫、一位父親對妻子兒女無限 的思念與關心。
父親告訴母親， 自己的身體康健，請母親不要擔 心，也交代母親要照顧好身體； 尤其提起母親常有頭痛的問題， 建議母親去求教醫師作診治。
他還關心著哥 哥、姐姐和我的成長；他似乎對 他的寶貝兒女有相當的瞭解；他 對母親分析他對我們的看法；他 請求母親費心的教我們。父親知 道家用拮据，也提到他掙扎著要 不要將身邊所餘的 三兩 黃金寄回家中，但這 三兩 黃金可能是他返家的希望所寄，他只好留在身邊預做急用。
只是那 三兩 黃金終究沒能助他與家人團圓， 他便戰死在四川邛崍的五面山， 母親從此不再盼到她心愛的丈夫 的來信。
　　
這幾封信一 直被珍貴地保留在母親的身邊， 長達五十五年之久。
它告訴了我們母 親內心中的深愛與深痛。然而母 親卻能按住她內心的深痛，用她 無比的愛心與毅力把我們帶大成 人。
她不曾指望我們 做達官顯要，她只想我們規規矩 矩地長大成人。
父親的走對母親 來說，是莫名其妙的一個狀況。 每每想到這裏，我心中都有無比 的哀痛。
當時政府的決 策，就把我的父親送上這一場莫 名其妙的戰爭。
捲在其中的每一 個人都是那麼卑微，父親、母 親、哥哥、姐姐、我，還有其他 在那場戰爭中喪失生命、喪失丈 夫、喪失父親、喪失愛子的人， 每一個都那麼卑微，無力又無奈 地承受戰爭帶來的痛苦。
　　
所以我想， 我有足夠的理由對戰爭深惡痛 絕，以前的政府很爛、以前的時 代很悲哀，有時命運造化由不得 人，但至少現在，自詡生活在文 明社會裏文明的我們，就應該要 有足夠的警惕、足夠的智慧去記 取歷史，不要再讓同樣的悲劇重 演。
父親沒能回來， 但我們一家的生活還是要繼續過 下去，那時才五歲的我實在太 小，還無法具體體會父親已不在 人世，更無法體會母親當時的心 情，我不知道母親花了多少時間 從喪夫之痛中走出。記憶中的母 親，就是沒有任何怨言地拉拔著 我們長大。
　　
小時候，我 們住在台北市南京東路的眷村， 也就是現在第一飯店後面的巷 子、一江新村那一帶。
我們一家人和幾 家合住在政府配給的房子。現在 的我，很難想像母親當時的日子 是怎麼過的。
　　
印象中，小 時候的我不愁吃不愁穿，但一個 家庭中沒有爸爸，終究很多事情 是不一樣的。
父親陣亡時的官 階是少將參謀長，政府對陣亡將 士的遺屬有撫卹與補助，也會配 發米糧，如果不要米糧的話也可 以換錢，但父親終究不是達官顯 要，家中經濟當然不好。
要不是住在新加 坡與印度的外公、舅舅們寄錢來 接濟我們，對家裏的經濟起了幫 助，我想我們家很難度過那一段 艱難的歲月。母親就是在這種情 形下，養大這一幫孩子。
　　
當然，在那 個時代，也有很多經濟像我們一 樣困苦的家庭，但一個沒了丈夫 的女人獨力扶養四個子女，那背 後的辛苦，沒有相同經歷的人是 難以體會的。
只要回想起母親 的時候，對她真的感到難以形容 的心疼及佩服，因為在我的記憶 中，除了沒有父親這個遺憾外， 自幼我感受不到生活裏任何的困 難，母親把我（和我的兄姐）照 顧得妥妥當當的，我從來不需要 也不懂為這個家操心什麼。
但這也會讓現在 的我很難過，我之所以可以快樂 地度過平順的童年，那平順背後 的艱難，其實都是母親一肩挑了 走。
　　
大哥、二 哥、姐姐分別比我大八歲、五歲 和三歲。大哥本來打算從軍，但 母親反對。
母親對大哥說： 「爸爸已經把人都送給國家了， 你還去嗎？」大哥後來沒從軍， 改念海專（第二屆）。念完海專 後就上船工作。
當時當船員的薪 水還算優渥，最早出社會工作的 大哥，選擇當船員這條路，顯然 是為了分擔母親的辛勞。事實 上，我的大哥自從父親過世後， 就一直扮演父親的角色在照顧弟 妹們。
二哥書念得很 好，很有文采，以第一志願進入 成功大學水利系就讀，畢業後拿 到獎學金遠赴美國的愛荷華大 學，畢業後，在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 得博士學位。省吃儉用、認真工 作的他，會寄錢回家給母親。
在兩個哥哥都開 始分擔家計後，我們家的生活狀 況似乎也不像以往那般拮据了。
接著姐姐從台大 商學系畢業後也出國讀書和就 業，再接著我從台大法律系畢 業，服役後於一九六八年拿到獎 學金赴加拿大念一年書，接著又 在美國念了三年書，在國外整整 待了四年。
　　
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台灣，哥哥姐姐那時都已 經在美國定居了，我是唯一居住 在台灣的孩子。母親輪流在幾個 孩子家住，在新加坡（二哥後來 到新加坡教書）、美國也分別住 了一段時期，但她終究不習慣海 外的生活，就回到台灣跟我們 住，但想到哥哥、姐姐還有在國 外的孫子孫女們時，她就到新加 坡、到美國留住一段時間，和孩 子、孫子們住在一起，享受著含 飴弄孫之樂。
我想，那應該是 母親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光吧。寫 到這裏，我記得母親曾多次對為 何她僅有的四個孩子不能居住在 一個地方表達了無可奈何的遺 憾。
雖然母親曉得她 的願望有客觀上的難處，但她的 遺憾至今仍然令我（和兄姐）感 到不安。我想母親說那句話的時 候，一定也想到了父親和我們的 天人永隔的遺憾吧。
　　
這一段母親 最快樂的時光，一直到她八十七 歲時開始有了變化，但我卻沒有 特別注意到母親的變化。
　　
一方面是因 為年紀大了，另一方面，顯然也 是因為做子女的我警覺性不夠， 沒有發現母親開始有「阿茲海默 症」（又稱老人失智症，是一種 持續性神經功能障礙）的先期症 狀。
母親的行為舉止 開始有一些不尋常，意思表達不 太清楚，常常忘記東西放在那 裏，會對外界事務感到懷疑與不 安……
　　
當母親情況 愈來愈不好，長住海外的姐姐毅 然放下在美國的家庭，回國專職 照顧母親。
還記得當時我向 姐姐求援，因為我實在沒有辦法 了，太太長年照顧文文負擔已經 到了極限，雖然經濟上仍有能力 請額外的人力來照顧母親，但有 沒有親人專心全意照顧畢竟是有 差別的。
當我把情形告訴 了姐姐，姐姐二話不說回台灣探 望母親，然後就在台北租了房 子，放下在美國的先生和兒女， 全心全職地照顧母親。
　　
我常在想， 自己要深切反省。母親生病的那 段時期我很忙，忙到母親的狀況 顯然已經不可挽回的時候，我依 然還在忙，在忙理律的事、在忙 教書、在忙紅十字會的事，而理 律又在二○○三年底發生了面臨 存亡關頭的「新帝事件」。
我總在想，忙或 不忙，究竟日子不是我能選擇 的，排除掉給自己的藉口，我相 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應該是我 能選擇的。
而那時的我，如 果選擇「不忙」的話，我可以為 母親做些什麼呢？？我相信我可 以做得多一些，一定可以讓母親 的餘年過得更愉快，也可以減輕 我現在的遺憾。如果可以再來一 次，我會怎麼做呢？？我覺得應 該會做的事情，我當時沒做的， 我想講出來。
我應該在母親還 沒出狀況之前就要發現、就要有 所警覺，母親的身體已經有了不 可回復的問題。
我在網路上看到 一個統計數據，全世界大約有二 千四百萬的阿茲海默症的病患， 超過八十歲的老年人有百分之二 十五的機率罹患阿茲海默症，而 超過八十五歲的老人更有百分之 五十的機率得病。
換言之，對超過 八十歲的老年人來說，這種疾病 是很常見的。而就算母親沒有得 到阿茲海默症，以母親的高齡， 也一樣會有其他疾病出現。當時 母親已高齡八十七歲了，身體走 下坡是顯可預見的事情，但我對 這一個顯可預見的事情警覺是非 常不夠的。
　　
我覺得為人子女 者，真的要在還來得及時，花更 多心思去注意年邁父母的身心健 康。
當然，我也知道 現代社會很多子女都忙於工作、 討生活，要面對無窮的經濟壓 力，我不希望我這樣的說法，會 讓人覺得我在唱高調，會覺得我 的經濟條件比較好，當然說得容 易。
　　
我不是唱高 調，我是真切希望大家如果能力 許可的話，多關心父母親的健康 狀態，要花更多的心在老人家的 身上
另外一件讓我很 自責的事情是，母親打發時間的 消遣之一是打麻將。哥哥姐姐和 我每個月都會給母親零用錢，母 親後來因為年紀大了，加上曾摔 了一跤，行動開始不便，就不再 外出打麻將了。
　　
有一天母親 對我說：「欸，長文，你怎麼不 再給我零用錢呢？」我心想： 「媽媽，您人在家裏頭，要什麼 我都會給您，根本不需要錢 啊。」
　　
我記得，文 文和小倩的媽對我說：「長文， 你還是應該給媽媽零用錢。」我 就說：「不用。媽媽不需要用 錢，要零用錢幹嘛？」母親過世 後，我確定我錯了，我錯得很嚴 重。
　　
人總是太本 位，太從自己的角度與邏輯想事 情，我們很容易忘記，別人站的 位置、站的角度、重視的事情、 邏輯的習慣，以及情感的偏好， 都不一定與自己相同。
母親就是母親她 自己，她不是我，我也不是她， 我認為理所當然、邏輯正確的事 情，對她來講，她不一定能理 解。
但同樣地，母親 不管基於任何邏輯的或非邏輯的 理由（比較放心）需要錢，那就 是她的想法，那是她想要的，我 怎能用我的邏輯去凌駕她想要的 事情，代她判斷什麼是她需要的 或不需要
的呢？
　　
現在，我每 次想到這裏，都會很難過，如果 我還有機會再來一次，我不會再 這麼自以為是的偏執，我一定會 一如往昔給母親零用錢的。
可是，這「再來 一次」的可能性只會在虛擬的小 說裏出現，現實的世界裏，很多 事錯過了就來不及了，我現在已 經來不及了。
　　
所以，古時 候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 欲養而親不待。」這句話真的是 最殘酷，也最令人無奈的真理。
　　
還有一件 事，就是時間的分配，母親病重 時，理律法律事務所遇上了新帝 事件，正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 忙碌的另一個意義是，我把應該 用來關心母親的時間，挪到了處 理理律的危機。
      
如果一切能 重來，我會希望在當時就告訴同 事們：「對不起，讓我走吧，讓 我陪我的母親，那已是她人生最 後的一段路了。」但要作出那樣 的決定也真的很難很難。
二○○三年十 月，理律遭遇了新帝事件的打 擊，面臨最險峻的挑戰。二○○ 三年十一月，理律和新帝談完賠 償方案，理律的情況算是初露曙 光，但仍然很危險和脆弱的，母 親在二○○四年三月過世，而理 律要到二○○四年十二月才算度 過第一年最險峻的局面，並大致 完成了理律精進計畫草案。
對於仍處於危機 的理律，我該在什麼時候放手 呢？？誠然，這是很困難的問 題，我覺得我也不具備足夠的警 覺和智慧來抉擇。
　　
又或許，在 這兩難中間，根本沒有答案吧。 我不知道，但我沒有在母親最後 的一段人生路途上全心地照顧 她，無論如何，這已是挽不回的 遺憾與事實。
　　
事實上，我 不只是在母親人生的最後階段仍 埋首在工作中，即便在此之前， 我也一直是一個把生活重心相當 程度放在工作上的人，好像理 律、紅十字會、海基會和教學工 作非我不可似的。
這自然會排擠我 與母親相處的時間。其實理律真 的也沒那麼非我不可，就像很多 年前，我在海基會公益服務近兩 年，為了兼顧海基會和理律的工 作，海基會和理律坐落在同一幢 大樓裏，我大部分時間都放在海 基會上面，只有在海基會工作結 束，下了班後，才下樓回到理 律。
那時我根本分不 出心力處理理律的事，但理律也 依然經營得很順利，一切都很上 軌道，理律有一群最優秀的同 事，他們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難、 處理任何危機。我太過放大自己 在理律的角色了。
　　
在此，我非 常感謝理律的同仁（尤其是我的 長期夥伴 李光燾 先生，以及在二○○四年退休的 徐小波 先生）將近四十載的支援和包容，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援，我絕對沒有辦法兼顧這麼多律師事務所之外的公共事務。
　　
因此，當母 親正走上人生的最後旅程時，我 對這件事仍然蒙昧無知，我還是 依著我原來的工作慣性，將大部 分心力挹注在理律或其他公益事 務上。
　　
我那時也自 以為我已盡了孝道，我雖然努力 工作，但還是每天晨昏定省問候 母親，到了星期六、日，我和姐 姐、姐夫或家人會充當母親的牌 友，陪母親打麻將（哥哥回台灣 時也會加入）。母親那時候注意 力等各方面的狀況都已經很不好 了，坐她旁邊，我會偷看母親的 牌，然後把她要聽的牌，和她準 備要摸的牌偷偷掉換。
當她摸牌的瞬 間，她本已日漸遲滯的面容表 情，忽然會煥射出奕奕的神采， 母親開心地喊：「我自摸了。」 我彷彿又看到以前的母親，我們 都很高興看到母親那開心的神 情。那已是那時候的我們，少數 能帶給母親快樂的事情之一了。
母親那時候的精 神已不太容易集中，但是打個一 圈、兩圈麻將，她的精神就會變 好。
　　
我在想，如 果那時的我能有更多時間，能陪 母親多打幾圈麻將，能給母親更 多的這種快樂的感覺，那麼今天 我的遺憾會少很多很多很多。
　　
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晚上，姐姐急忙告知母親出了狀況，我到家裏看母親，接著救護車到了，我和姐姐在車上陪母親，救護車到了醫院急診室。
　　
醫師說： 「已盡力急救，但很抱歉。」文 文的媽媽接著也對我：「長文， 不要急救了，媽媽已經過去了， 這樣媽媽會痛。」我當時還不曉 得，或者說還不能接受，母親這 次是真的要離開我們的事實。
　　
其實，隨著 母親的記憶逐漸退化，她的生命 也愈來愈衰弱，我潛意識裏應該 清楚，母親已經開始收拾人生的 行囊，準備在某一天向我告別 了，但我刻意壓抑著不想去面 對。因為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也無從做好心理準備與母親分 別，不論是六歲的兒子或六十歲 的兒子，那種來自意識底層對母 親的依賴，使我不敢面對「死 亡」這殘酷的事實。
　　
我很難過在 母親的事情上，我沒有用心去 想，也沒有用心在規畫。在那之 前，母親其實已經進出醫院及加 護病房很多次了，受到三軍總醫 院 許多 醫師和護士們的專業醫護。尤其是母親的主治醫師── 陳健文 醫師，他不但給與母親專業的醫護，更不斷給與我們精神上的支柱。
　　
親眼看著母 親歷經的醫療過程，心中有萬分 不捨，我想任何做人子女的，都 很難接受看著自己的父母受病痛 折磨吧。阿茲海默症漸漸惡化 後，母親已不會自己吃東西了。 而這件事又牽動另一件讓我很後 悔的事情。
母親雖然跟我們 住在一起，但我因為工作因素， 回家用餐時間比較晚也不太規 律，因此除了週六、日時，我們 全家會一起出去吃飯，平常則是 各吃各的。
　　
母親也是等 家人特別幫她準備好餐點，再請 她吃，所以大多時間，母親也是 自己一個人吃。雖然我會刻意在 母親用餐時回家問候母親吃得好 嗎，但和陪她吃飯的感覺總是不 同。
　　
在餐點準備 上，家人雖然很認真，但後來仍 發現母親吃得不多，有時候甚至 根本不吃。這讓我很煩惱，但我 只是覺得很煩惱，也沒細心去 想，母親是不是不喜歡食物的味 道，有沒有其他可以引起她食慾 的食材，或者母親根本就是沒胃 口，我沒有用心去想。
　　
她說她不要 吃。久了，有時她不吃東西，我 還不耐煩，或者精確地說，是因 為焦急而漸漸變成不耐煩，我會 問母親：「妳為什麼不吃？」我 不但沒有用心去找原因，甚至還 覺得母親在找麻煩。如果時間可 以倒流，我絕對、絕對不會對母 親不耐煩，我會用心去想原因， 去體貼母親的心情與處境，我不 會讓同樣的情形再發生。但這些 都是白說的，因為時間不再，沒 有再來一次的時間了。
我驚覺到，要對 年長的父母親及時盡孝，因為人 生並沒有所謂「再來一次」的機 會。
　　
還有一個遺 憾，那就是，我覺得我以前並沒 有去想，母親有什麼遺憾？現在 的我會想，母親的遺憾，應該有 一些部分和我、兄姐們是一樣的 吧，那就是對父親戰死沙場的遺 憾。
　　
我覺得很後 悔，以前怕引起母親傷心的回 憶，惹母親難過，因此，我和哥 哥姐姐們在母親面前總是避談父 親的事。
家中年紀最小的 我對父親是毫無印象的，對父親 的唯一記憶，還是從掛在母親房 間裏，父母親在抗戰勝利後在南 京市孔雀照相館的合照─英俊的 父親和美麗的母親。
我現在發現，那 是不對的。或許我們談起父親 時，母親會傷心掉淚，但那也一 定比把對父親的思念壓在心底藏 起來要好得多。
我對父親的事知 道得很少很少，因為那時候我們 都不敢多問。多談父親，雖然總 會勾起失去父親的傷痛，但至少 母親可以多談許多和父親在一起 甜蜜的回憶，我們也會多知道一 些父親生前經歷的點點滴滴。
但現在，連這些 回憶也隨著母親的過世，而永遠 埋在塵土裏，變成無人知道的祕 密了。
為了方便照顧， 母親後來和專程回國來的姐姐同 住。吃的問題，就由姐姐來打 理。姐姐常常幫母親熬湯，陪母 親一起吃，有一次，母親竟指著 湯對姐姐問：「這可以吃嗎？」 可見母親的認知能力也愈走下坡 了。
　　
我很感謝 宋維村 教授，他是一位非常有愛心、非常關心兒童的心理醫師。在文文還很小的時候（二十多年前的台灣特殊教育尚待發展），他就擔 任文文的 醫師。
我向宋醫師請教 有關母親的問題，他特別到家裏 來看母親，是他最先判斷母親的 精神狀態異常的。他建議我們做 進一步的檢查。
後來我就到榮民 總醫院掛劉秀枝醫師的號，劉醫 師是一位專門治療阿茲海默症的 醫師。經過她的檢查，確認母親 得了阿茲海默症。
　　
很少生病的 母親，身體開始變弱了。一切都 不一樣了，從輕微的感冒、咳嗽 開始，看醫師服藥後也沒有改 進，後來竟轉變成肺炎，就這樣 進了醫院。診斷的結果，肺部受 到傷害，新陳代謝出了問題，還 有進食吞嚥的問題。
先後經過鼻管、 氣切及胃管等手術的折磨。看到 母親被這樣折騰，做子女的再怎 麼心疼也幫不上忙，那時會發 現，站在病魔前面，我們變得很 渺小。
母親的狀況時好 時壞，在醫院的加護病房和家裏 來來回回，那加護病房急救的過 程，也是很痛苦
的。
　　
說得好聽， 母親得享九十遐齡是壽終正寢， 但說得不好聽，我覺得母親在最 後的人生階段受了很多的痛苦。 我總感覺那痛苦好像發生在我身 上一樣，到現在還感覺得到。
　　
雖然母親的 認知能力隨著病情而漸漸惡化， 在姐姐細心的照顧下（後來姐夫 也從美國趕回來幫忙照顧），可 以感受到母親精神好時還是認得 家人的。母親看到家人會點頭、 會笑，即便人在病榻上，也會讓 人明顯的感受到她的開心。
　　
在這裏，我 要回頭提我的姐姐。姐姐放下美 國的家庭，回台灣專心照顧母親 長達兩、三年。
姐姐花所有的時 間照顧母親，把母親照顧得乾乾 淨淨、無微不至，陪著母親在病 房和家裏來來回回。特別是如果 母親的情況好轉，可以從醫院回 家的話，姐姐總把家裏打理得舒 舒服服，讓母親回到家裏會覺得 很平安。
到今天我還十分 清晰的記得，在母親從加護病房 回到家裏後的一個星期天下午， 姐姐、姐夫和我推著坐在輪椅上 的母親到附近公園散心的情景， 母親的態度十分安詳和舒適，雖 然子女心中已有著萬般複雜和無 助的感覺。那次應該是母親生前 最後一次到公園去散心吧。
我把我的體會講 出來，如果能夠因此被人借鏡， 我覺得就可以免掉一些人的遺 憾，不要像我一樣，現在還有那 麼多的遺憾和愧疚，我想，這種 感覺會陪我到人生終點吧。如果 有一個人，他因為我講了這些， 而能及時的多花一些心思關注他 的父母親，而少了許多人生遺憾 的話，那麼我就會覺得，我絮絮 叨叨地說了許多自己的感覺、自 己的懺悔，會有它的意義。

陳長文會客室 - udn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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