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矛盾•革命 -2        圖1.新的領導班子

只是，要命的地方也在這裏。中國共產黨政府竭力維持其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竭力在市場經濟展開之際在它的身上刻下自己深深的印記，這樣一來，同樣不可避免 的是，市場交易的規則就深入到權力的骨髓之中。與《共產黨宣言》對共產黨之黨性的規定截然相反，中共本身已經蛻變為有著“特殊利益”的政黨，它的這種“特 殊利益”與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利益尖銳地對立，而在它的羽翼之下，大大小小的權勢集團神氣活現，它們體現著中共的雄厚實力，同時也在敗壞著中共的體質。

辯證法是無情的。免費午餐不是市場經濟的邏輯，維護國有體制也同樣需要成本，操縱、經營國有資產的權勢者們理所當然地要求回報。於是，就在國有體制顯示其 實力的同時，體制性腐敗已經成為不可遏制的普遍趨勢。世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國有資產流失”，都與權力的黑幕操作密切相關。

回過頭來看，1988年，當改革十年之際，華生等中青年學者總結改革的過程時已明確指出，“經濟和社會混亂是在全民所有制內部引入市場機制（即分散剩餘的 職權經濟）的必然結果。市場本來就是產權的交易，沒有產權而推行市場化改革結果只能演變為普遍的化公為私和爭奪經濟剩餘”，“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質是要建立 起公民權利對行政權力的制約”。現在，人們似乎普遍地痛恨“化公為私”，但是，一部《物權法》，還是遭遇到強大的阻力，反對者手中的旗幟，正是所謂“社會 主義”。中共清楚地看到立法保護物權已不可避免，而“社會主義”卻又正是它用來控制市場經濟的緊箍咒，就不免尷尬。

在市場經濟階段上，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對私有制作道德的批判，可以認為它是“萬惡之源”，而它在現實過程中的合理性卻在於，它對權利提供實際的支撐，使 人們可以同權力抗衡，可以在權力的面前保護自身的權益。私有制有其不合理性，然而經過它自身的充分發展，才有可能在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經過揚棄，實現 未來社會所謂“重建個人所有制”（馬克思語）──否則，就只有將所有的希望都寄託於國有化，導致新的專制。按馬克思的看法，在市場經濟階段上，才可能逐漸 地形成那種“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市場經濟的現實性，它的合理性，它的一切的秘密，在於私有制支持的權 利和自由。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政治的制約，才能縮減私有化對社會公平的損害，而中共頑固地抵制民主政治，為維護國有體制利益而維持產權模糊的狀態，就只能 扭曲私有化的進程，扭曲成現在人們面前的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有意識地要將一切都局限在一個國有體制支配之下相對狹窄的範圍內，其形象比喻即為“鳥籠”，簡直維妙維肖，是以其“特色”抗衡“普遍”，以其 “片面”抗衡“全面”。它這樣辛辛苦苦地努力，還要開動宣傳機器，證明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不懈地表揚自己，不斷地壓制所有的不同聲音，而它是否能夠 成功，很遺憾，最終並不決定於它本身及其意志。

△集權，分權

近年來，對中共有一種說法，即所謂“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

看來，這是一種特殊的無政府狀態，也許，它正是現實階段上基本規律的特殊表現。

還記得，恩格斯在論述資本主義矛盾時說過，“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 立”。馬克思學說認為，這種無政府狀態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癥結，而未來社會經濟的特點，則是社會對生產的有意識的調節。馬克思等人指出了出現這種調節的必然 性，卻沒有規定它的具體施行，因為那只能隨著社會實踐而解決。

但是，中共在市場經濟發展不足的社會裏實踐其“社會主義”，實行計畫調節成為當務之急，麻煩的是，現實經濟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於是，中共的理論家就來動 手“發展”馬克思學說。他們硬說，馬克思學說規定了建立某種中央計畫機構的必要性。當然，他們簡直難以想像馬克思恩格斯所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 自由發展的條件”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在他們的意識裏，一個中央機構支配一切，社會組織如同機器的部件，個人則作為機器的螺絲釘，根據統一號令各司其職， 在本職工作中發光發熱，才是理想社會的狀態。

中央計劃經濟無法根除商品經濟，但是它力圖以其行政計畫取代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價值規律，但是，市場經濟下的社會本質是企業的社會，而中央計劃經濟強行將企業變為車間，將企業家更換為企業幹部，整個經濟因為缺乏企業的活力而趨於僵化。

毛澤東意識到僵化的存在和發展，但是他不懂市場經濟，不瞭解企業活力為何物，不知道自由企業是工商業社會的生機所在。他看到的僵化是行政體系中“中央與地 方”關係的僵化。他力主反對官僚主義，力主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他的《論十大關係》論述得很生動，對“生產單位”的“獨立性”也有所觸及，但淺 嘗輒止，無法展開論述。

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分權是極其重要的發展，改變著傳統中央計畫指揮一切的格局，但是它終究受制於政治改革的滯後，受制於政府權力對市場運作、企業成長的控制。

分權改革釋放了地方的積極性，使得中國經濟呈現出某種“分步式”網路的狀態。分步式技術以互聯網發展最為典型，其龐大的虛擬空間並沒有一個所謂“中央機 構”，不會出現攻擊中央一“點”而使整個網路癱瘓的狀況。實際上，馬克思學說所謂“社會調節”，不是依賴於某一個中央計畫機構，倒更可能是類似於互聯網式 的網狀結構狀態，社會調節通過社會網路本身複雜的相互作用而實現。

分權作為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其良性發展取決於企業社會的發展，取決於政治改革的支援，否則，以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央政府的若干計畫、監管機構，加上數十 個乃至成百成千個地方計畫機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滿懷激情地都插手于建設項目，“宏觀調控”成為中央與地方博弈的新形式，釀成一種新型的特殊無政府狀 態，其最糟糕的後果是，民營企業的建設項目則往往成為“調控”的犧牲品。

中國的中央計劃經濟落後于蘇聯，體現為計畫技術較差，行政命令較為突出，而長官意志尤為突出。長官意志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出現，時常突破行政計畫控制，成為 計劃經濟下無政府狀態的特殊形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計畫的控制性降低，甚至將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但是，中央部門與地方的長官意志如百花齊放，以政績 為其依據，以造福地方為其合理性，成為“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中無政府狀態的特殊形式。分權改革，理所當然以權力制衡為其前提，沒有制衡狀態下的分權，當然 就走向反面。

同時，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通過分權而使聯邦制有一定發展，是合理的趨勢，對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也有根本性的實際意義。然而，這就更涉及到政治民主的發展，也更是觸及到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本性。

可以說，無政府狀態體現著市場經濟的本性。個體、企業的自由發展，是經濟活力的源泉，而子系統的“最優化”導致系統的“次優化”，則推動系統本身發展其調 節功能。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視未來社會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社會，實際上正是依據市場經濟的發展狀態，因為未來社會是孕育 於市場經濟之中。

地方政府為其政績而表現發展熱情或發展衝動，在宏觀經濟層面呈現無政府狀態，其中的癥結，在於政治改革嚴重滯後。中國各級政府插手市場、插手企業事務而導 致出現特殊的無政府狀態，表明權力為其利益而扭曲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的邏輯則反過來也扭曲權力本身，迫使權力為其表現出無政府狀態之本性，使得“宏觀調 控”成為權力本身的博弈過程，使得權力之間處於相當普遍的矛盾衝突之中，“失控”與“失序”乃至各種希奇古怪的事情越來越成為社會中常見的現象。

圖2.權力中樞 中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