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矛盾•革命-1

中國的改革開放，照中共的改革頌歌描述的那一個“春天的故事”，是在1979年和1992年，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先是畫了一個圈，後來又寫下詩篇，結果春潮蕩起，萬象更新。

實際情況當然複雜得多。先是在1978年年末，宣佈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為革命行動，而中共的會議上不同的聲音相互激蕩，民間的不同聲音也呐喊起 來，改革開放的決定才終於脫穎而出。春天的氣息是從冬季出現的，但是不久，還是那位老人，祭出了“四項基本原則”，成為改革開放的緊箍咒，結果，到了後來 的那個春夏之交，走到了夏季，就要用“武器的批判”來對付不同的聲音──對中共保守派而言可怕的是，不同的聲音不僅出在民間，也出在了高層，出自於中共自 己那時的那位開明的總書記。

於是，寒冬的氣息在夏季裏出現了。政治緊箍咒高奏之下，推動著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向“有市場調節的計劃經濟”倒退過去。搖擺持續了兩年多，保守派在得 意之中失去了民眾的支持，也使那位老人忍無可忍。他先到上海講話，未能造成大的影響，又再續“南巡”之旅，一路講開去，多次說了重話，才終於扭轉頹勢，進 而為市場經濟開闢了道路。

中共新一代領導人，似乎在呼喚毛澤東、師法朝鮮、古巴的方面還算是堅定，而對那位老人就複雜得多，他們要隆重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要再來一次思想解放。 胡總書記看來是要堅持其改革，但他只是在內部講話中全面否定“文革”，鼓動思想解放的事情，則多是由新任地方要員出面，特別是新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政治局委 員汪洋，以及由其高層智囊如施芝鴻等人來撰文配合，他自己卻還沒有顯示出絲毫的“殺出一條血路”的氣魄。

也難怪，現在不同的聲音很多也很大，不是大政治家，就很難擔起重振改革開放雄風的大任，而“集體領導”的格局又尤其方便人們玩弄勾心鬥角的權力遊戲，政治侏儒在其中要脫胎換骨談何容易。

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習慣於對人們的思想“畫圈”、念咒，習慣於將其散發著專制氣息的貨色包裝為“馬克思主義”並作為思想教條，連“解放思想”也只是它的政 治工具而已，是試圖把人們的思想“解放”到它所希望的那個樣子。不過即使是這樣，解放思想畢竟是一件好事而確有其必要，而解放思想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 正視現實社會裏現實的矛盾。

△國有，私有

改革開放將近30年之際，讓人感覺振奮的是，農民再次有了動作。黑龍江省富錦市數萬農民和陝西省原三門峽庫區數萬回遷農民公開宣告其土地所有權，很快地， 據說江蘇、陝西、成都、天津等地的農村都有回應。在理論上，中國共產黨面臨著重大的考驗──它是否真的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真的“以人為本”，是否真 的嚮往“和諧社會”，它如何回應農民，要在實踐中檢驗。但是在現實中，人們都明白，農民們的此舉，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受到壓制乃至鎮壓則確定無疑。不 過，從長遠來看，這一進展畢竟有重大意義。其實，農民對“集體土地”的“包產到戶”之承包要求，自1950年代中期合作化改造之後就已出現，直到1980 年代初才得到承認，其間經歷了20多年，而土地所有權更為根本──要使土地真正集體所有，或者恢復為農戶私有，可能將付出更多的努力。

誠然，按中國的法律，農村土地為集體土地，而集體化的名義上的依據，是農民自願。農民不自願了，應該可以隨時收回，但現實中不能收回，就意味著“集體化” 是假，其實質為國有化。為維護現行土地制度，人們總是辯護說，土地一旦私有，農民將失去土地，但是在現實中，真正使得農民在失去土地時缺乏反應及交易能力 的，正是現行制度將土地實質上視為國有土地。

改革開放30年，矛盾就是這樣在過程中顯露出來：國有體制扭曲著改革，阻礙著發展。

改革開放之初，在人們反思計劃經濟，力圖使企業從傳統體制下“鬆綁”的同時，國有體制自身發展的強大慣性並沒有消失。一夜之間，城市土地被修訂的新憲法規 定為國有土地。社會當時毫無震動，幾乎習慣於“無產階級”意識束縛的人們並沒有覺得失去了什麼，直到差不多十年後，城市土地國有的意義才漸漸地顯露出來 ──城鄉土地都成為中共政權控制之下的國有土地，在從農業社會走向工商業社會的過程中，意味著巨大的現實利益。

改革開放走了十多年，才迫使中共正式接受市場經濟，然而它還是堅持著要給市場經濟戴上一頂“社會主義”的帽子。這當然不僅僅是出於意識形態的需要，實際上更是現實利益的需要，對應著現實的國有體制支配格局。

表面上，國家權力在讓步，在退卻，“政企不分”體制有所改變，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作為改革的“增量”成為改革進展的象徵，而經濟短缺陰影在消退、價格市場化在進展，也證明著市場經濟確實有所發展。

不過，國有體制具有彈性，在中國歷史上是有傳統的。允許土地私有，允許土地交易，是中國專制社會的一大特點，而儘管市場的“動脈”、“靜脈”系統在官府壓 制下難以發展，其“毛細血管”系統卻相當發達，則是又一大特點。由此，中國專制社會因為其彈性而具有著“超穩定性”，為世界所矚目。

到了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時，依其新民主主義綱領而發展市場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本來有可能早日突破馬克思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束縛，走出一條有 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不料，新民主主義在中共領袖毛澤東手中只是取得政權的工具，一旦得手就立刻將其中斷，改弦更張，轉而開展其“社會主義改造”。這樣， 在1950年代中期將農村土地實質國有化，1980年代初期完成城市土地國有化，國有體制積聚起了空前的支配力量，到1990年代中期以後終於顯露出來 了。

這時，它看來是具有著更大的彈性。它容忍了改革開放，容忍了市場化展開，容忍了私有經濟和資產階級通過“增量改革”而再次出現，甚至逐漸地顯示出胸懷，大方地與它們作交易，開展競爭與合作。

於是，中國共產黨信心十足地向世人宣揚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借助于改革開放，中共終於成功地賦予國有體制以新的面貌。它當然還是要堅持改革，因為它的新的輝煌是在改革中實現的。

今天，人們或者為改革的成就而歡呼，或者痛斥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及“市場化導向”，為改革的扭曲或蛻變而憤怒，這時，基本的現實，則正如陳志武所指 出，“國家政策、行業准入、銀行貸款、上市融資機會對國企的絕對傾斜，讓國企完全壟斷石油、能源、電力、通信、金融、交通、郵電等行業，它們有著國資委作 為最直接代理，還有全國人大、國務院和法院體系，也就是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全面支持”。改革開放的大潮，市場經濟的大潮，在衝擊著中國社會，但是，洶湧的 波濤拍打之下，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中國社會基本的經濟－政治結構，在與時俱進地巍然屹立著。“改革攻堅”喊叫了多少年，至今還只是一句口號而已，反倒 是，改革的共識據說已經消失，改革據說是死了，人們要為改革送葬了。

從全球來看，上個世紀出現過“計畫化”之後，下半葉出現了市場化浪潮，市場經濟全球化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有了很大發展。然而，發展當然不可能是線性的發 展。近年來，市場經濟全球化的內在矛盾逐漸表現出來，其阻力也相應地增大，某種全球國有化的趨勢似乎正在取得勢頭。這是“否定之否定”。這個意義上，中國 的市場化改革遭遇困境，進入低谷，並不令人意外。

不要以為官方的說教只是說教而已。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