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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6/19 07:42:42瀏覽441｜回應0｜推薦0 | |
| 超級剝削與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驅力：
Marini 的《依附的辯證》如何超越馬克思的《資本論》 作者：Andy Higginbottom（他曾任倫敦金士敦大學的副教授。目前是獨立學者和活動者。） 譯者：周世瑀（工人、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 譯文原載於2023年5月29日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譯按：〈超級剝削與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驅力：Marini 的《依附的辯證》如何超越馬克思的《資本論》〉 （Superexploitation and the Imperialist Drive of Capitalism: How Marini’s ‘Dialectics of Dependency’ Goes beyond Marx’s ‘Capital’）一文，原載於2023月4月《每月評論》第七十四卷第十一期。經作者與該期刊授權中譯及轉載，供教育和非商業目的使用。在此遵照《每月評論》的要求，聲明文章版權為其所有（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Monthly Review magazine. (c) Monthly Review.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譯〈超級剝削與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驅力〉 時，曾參考以下譯文：郭大力、王亞南所譯的《資本論》、林封良、周世瑀所譯的〈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對David Harvey的帝國主義分析之批判〉、〈以帝國主義的真相對比David Harvey的迷思〉。承蒙馮建三老師百忙中，不吝金玉、悉心指正。感謝陳震遠提出譯文字詞修改建議。謹致謝忱。譯文如有疏漏，責任應歸於譯者。 超級剝削與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驅力： Marini 的《依附的辯證》如何超越馬克思的《資本論》 Ruy Mauro Marini 著作《依附的辯證》（The Dialectics of Dependency）在以西班牙語出版 50 年後，終於發行英文版。[1]這本在20 世紀後半期對馬克思主義最具貢獻的著作之一，現已出版，並且由Amanda Latimer 詳加介紹，時至今日，他的著作更為切題。Marini的思想是針對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鬥爭。[2]他開創性的分析指陳，解放工人階級，必經革命與反對資產階級，無法藉由結盟資產階級而解放工人階級。根據他的分析，拉丁美洲資本主義具有明顯的不發展特徵，它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關係，不同於西歐和美國。Marini的社會主義論證是植基於依附範式，他認為拉丁美洲在資本主義下的不發展，有助於帝國主義經濟的發展。依附關係表現於價值從貧困的從屬國家，轉移至富有的支配國家。 Marini 具有原創貢獻，經由國際價值轉移的根源，他解釋生產的社會關係，從而發展出獨特的帝國主義勞動理論，這是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的基礎。在Marini看來，資本主義的不發展，有其基本社會關係，就是勞動的「超級剝削」。他的戰略概念不僅止於此，他的系統分析連結廣泛，勞動超級剝削、不平等交換與分裂的內部市場等等思考，以迄次帝國主義的概念，無不在內；不過，本篇文章聚焦在超級剝削。[3] 勞動超級剝削這個概念，反映拉丁美洲工人階級的真實情況，包括三個要素：低工資、高工時，以及使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強度。最大特徵是，資本「加劇剝削工人體力的方式，不是藉由提高生產力達成，而是表現在勞動力的報酬低於勞動力的實際價值。」[4] Marini的理論為一巨大突破，奠定拉丁美洲馬克思主義的依附理論基礎，同時也為全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建，奠定基礎。人們有了充分體認，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乃至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之最後階段，Marini的著作無不提供了分析的鑰匙。[5] 依附理論遭歐洲本位的馬克思主義疾之如仇 近幾十年來，英國與全球北方等地的馬克思主義思潮，都變得更為歐洲本位。依附理論出版於1970年代的部分著作，因為以英語書寫而為人熟知，但前述歐洲本位的思潮卻敵視有加。例如，抗拒Andre Gunder Frank的著作，排山倒海。因依附否定論者屢屢貶損依附理論的系列著作，這裡就以《世界積累：1492年至1789 年》（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為例，略做說明。Frank以超級剝削交互參照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剩餘價值分析，就是從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推展。他引用兩個關鍵段落，在這些段落中，馬克思自己介紹並不屬於這兩種類別任何一者的現象：第一卷第二十四章，關於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和第三卷第十四章，關於抵消利潤率趨向下降的因素。[6] 在第一段引述，馬克思指出「強行削減勞動的工資至低於它的價值」的例子；在第二段，馬克思則指陳， 「降低工資至低於其價值。」[7] Frank總結道，超級剝削等同於馬克思的「強行削減」或「壓抑工資至低於勞動力的價值」，這在由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後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常被概念化為「經由扣除而獲利。」[8]正如Frank所說： 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也是建立於以勞動力超級剝削，榨取超額剩餘價值，即額外剩餘價值的基礎上，不僅是在英國國內工業，這種剝削往往剝奪勞動者在任何定義上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而且在某些時候和地方，甚至禁止勞動能力的再生產。 此外，這等使人無以為生的超級剝削是由僱傭勞動與其他生產關係，以及藉由兩者間的聯繫所生。[9] Frank並未發展出超級剝削的概念，更未解釋它並不等同於絕對剩餘價值或相對剩餘價值。Frank的批評者之一Jairus Banaji 明確指出關鍵：「對他 （Frank）來說，這似乎描繪剩餘價值生產的第三種形式，它既非相對，又非絕對，對馬克思來說，它則是絕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一種形式。」[10] Banaji 在這裡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統，正以一種異常敏銳的方式，回應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的挑戰。「剩餘價值的第三種形式」的觀點大體正確，一如我們所見，Marini 在《依附的辯證》已闡釋這點。使用形式一詞，在此情境是指配置、種類或維度，而非指外形或表相，因為馬克思常以表相對比內在本質。所以「剩餘價值的第三種形式」係為剩餘價值的另一種配置或維度，也就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基本範疇。[11] 我贊同Marini 和 Frank的觀點，強調勞動超級剝削彰顯增加剩餘價值的另一種方式，由降低工人的工資與減少商品消費，從而降低資本的勞動力成本。馬克思以英語俗稱這種方式為「廉價勞動」。[12]說的更準確些，這是廉價勞動力，它以較低的成本為資本提供活勞動，因此會是更大程度剝削的基礎，由於生產與勞動力等值的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縮短，剩餘價值率遂隨之提高。因資本強加於工人階級相關階層的剝削嚴苛、壓迫增強，故而表現於較低成本。馬克思認為，這種剩餘價值率的增加不同於絕對剩餘價值，絕對剩餘價值是由於工作時間更長。用這種方式減少變動資本並不是相對剩餘價值，因為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完全取決於勞動力再生產所耗費的商品，該等商品部門提高生產力。[13] 降低勞動力的報酬，藉此增加剩餘價值，是另一個範疇，既不是馬克思所定義的絕對剩餘價值，也不是相對剩餘價值。它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與特徵，它固然也內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體，但不能化約，並非絕對剩餘價值、相對剩餘價值範疇的任何一者，因為它本身涉及更為壓迫的剝削條件。我認為，這方面的勞動超級剝削孕育關係剩餘價值的概念，這與Marcel Van der Linden所言，存在於世界工人階級中的「關係的不平等」的概念相對應。[14] 拉丁美洲現今論戰的某些立場 Marini的勞動超級剝削如何扣連《資本論》，在拉丁美洲，猶有爭論。一方面，Carlos Alves do Nascimento、Fernando Frota Dillenburg 和 Fábio Maia Sobral認為，《資本論》已經存在「超級剝削」的理論概念。他們指出，在第十章中，工作日係為「馬克思從邏輯和歷史上，就是從理論上，發展超級剝削之所在，勞動力的價值及其損耗之間的關係，超過恢復正常條件所必須的水平。」[15] 他們指陳，當工人提出長時間過勞是他們精疲力竭與過早死亡的原因時，從工人的呼聲裡（根據罷工的建築工人的宣言）超級剝削確實存在。「經由無限延長工作日，你在一天內耗損掉我花三天都恢復不過來的勞動力。」[16]「按其價值」所購得的勞動力必須考量到人的工作年限。與其用三十年耗竭勞動力，倒不如於十年內摧燒殆盡，這才是更劇烈的剝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工人辯稱：「使用我的勞動力與劫掠一空根本是兩回事」，這是強烈反對令人氣沮力竭的過度剝削，倒不是反對剝削之事本身。[17] 不過，Nascimento等人的看法，在Hugo Figueira Corrêa與Marcelo Dias Carcanholo看來，大有疑義。因為，馬克思的評論還在發展，「超級剝削」尚未成為他理論的既定概念。他們聲言，《資本論》是在闡釋一個更普遍、更抽象的純理論層面，因此毋須考慮勞動超級剝削在拉丁美洲國家，有其特殊特徵，因為「特徵」必須來自更具體的分析。[18] Jaime Osorio 所採取的立場就大不相同。他研究《資本論》中馬克思放寬勞動力是按其價值出售的一般假設的論點，並且援引Nascimento等人所引證工人立場的段落。Osorio據此主張，勞動超級剝削可以視為「違反勞動力的價值」，這正確指出勞動力在這個涵義上並不等同於其他商品。隨著之後的討論，我們會看到我的觀點與Osorio的見解相近，但我的論證方式卻不同。[19] 在我看來，Nascimento等人正確指出，剝削會趨向於超級剝削，即資本趨向謀求增加剩餘價值從而提高獲利。然而，正如Osorio所說，我們必須從質性去思考超級剝削。[20]不能僅僅歸結勞動超級剝削就是更多的剝削，而是應該探究超級剝削如何自成一個類別。這是從量到質的轉變，究其實，所有資本主義的勞動剝削，都必須從社會與經濟方面加以考察，不如此，無從思索社會關係如何成為經濟範疇。 Corrêa和Carcanholo則否認Marini著作具有任何革命動力，他們貶低勞動超級剝削這個概念，將其發配到認識論的邊緣。他們認為超級剝削是「抽象層次」之說，它根本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本質層次的體現，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特徵。全球北方的工人必須正視勞動超級剝削的存在，因為，這是極為重要的政治關係，全球南方承受勞動超級剝削，在其相對的價值轉移過程，全球北方因此擁有相對特權。屆時，國際主義會在復興的馬克思主義中具備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復興值得我們為之奮鬥。 探究《資本論》與剩餘價值更充分的決定 Marini詳細尋究《資本論》。我們必須進一步探討Marini與它的關係。簡而言之，我的論點是，儘管《資本論》的理論範疇並未納入勞動超級剝削，但該書已經提供許多線索，有助於我們構建這個理論。 箇中關鍵與我們討論的真正起點，是剩餘價值這個概念。第一卷的中間部分（第三、四和五部分）視資本主義生產為剩餘價值的生產。該書兼具理論與歷史，有些章節發展理論，另有許多章節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馬克思是「這樣」引介剩餘價值：剩餘價值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理論上後者決定前者。之後資本主義經由特定方法，增加絕對剩餘價值，以及相對剩餘價值。經此轉換，剩餘價值驅動資本的一般積累，再生產了整個階級體系。[21] 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所謂原始積累」，包括種族化、殖民化的勞動剝削，不過，這在馬克思的著作的中間部分，地處邊陲。馬克思聚焦工業革命的中心，形同限縮，致使剩餘價值概念排除了部分內容。這就使得原物料的供應僅被當作概定事實。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拘泥字面意思，指稱剩餘價值的增加，取決於絕對剩餘價值、相對剩餘價值，以及勞動過程的強度。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一卷第五部分，已經綜合考察這些因素的變化；他在那裡再次著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餘勞動之社會客觀形式，就是剩餘價值。[22] 資本延長工作日，使其超出生產等值勞動力所消耗的必要勞動時間，就是剩餘價值。不過，勞工必須在少於整個工作日時間內，就能產出與自身勞動力等值的價值，才有這種剩餘勞動。馬克思指明，他對資本積累的線性鋪陳，固然符合歷史順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實先由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引導，相對剩餘價值在後，但二者密不可分，係由辯證關係決定剩餘價值。[23]絕對剩餘價值、相對剩餘價值與強度既非單獨存在，也不可能單獨存在，他們是剩餘價值本身的不同面向或維度。提高剩餘價值的替代方法，是在一個或多個維度施加槓桿。依照Marini的論點，納入超級剝削至《資本論》時，關鍵是必須修改絕對、相對與強度三個維度的剩餘價值概念，不能受其侷限，如此，付出較低工資（甚至不付工資）達成剩餘價值的增加，才有可能。我主張，若要通盤決定剩餘價值，這是必須實行的四種修改之一。 前兩個進一步的變更，是與勞動技能水平相關的剩餘價值變化，以及由生產條件所致的剩餘價值變化，該等生產條件會影響在特定地域的自然界所佔有的使用價值。這兩種修正都涉及勞動生產力，馬克思已經體認此事，不過他在《資本論》的架構中卻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處理它們。 馬克思在第一卷先不處理技術勞動的問題，他認為，這個問題，在簡化複雜勞動為簡單勞動的實踐，即可迎刃而解。馬克思提出假設，簡化技術勞動力的形成，以及技術勞動力的耗費。[24]事實上，馬克思此後極為關注資本主義如何重新塑造製造業與大工業中的勞動分工。他在第十章工作日中曾多次回到這個主題，並提出深刻見解；及在第十四章勞動分工，乃至於有關工廠的第十五章，儘管並未解決關於勞動力形成及其耗費的理論問題。[25] 關於資本主義農業一事，馬克思的方法截然不同，這是第二次修改剩餘價值，涉及資本主義如何利用自然界中特別有利的條件，他在《資本論》與《剩餘價值理論》已鋪敘此事。一個錯誤仍然普遍存在，地租僅僅是資本家與地主間已實現的剩餘價值分配的問題（以及採掘業，如在馬克思時代的採礦業，乃至於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的石油業），我們可以理解，這是由於馬克思的主要分析在各卷的順序及其論述的呈現。鮮少有人關注的是，農業裡的資本主義剝削也影響受僱於農業的工人，他們或多或少地產出剩餘價值，這取決於他們的特定條件。馬克思在第一卷的要略中明言，他打算在第三卷澈底探究此事。該提要先指出自然為所有社會財富來源的重要性，而後再闡釋，「如果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則……剩餘勞動的量則將隨勞動的自然條件，尤其是依土壤肥沃而變化。」[26]為了釐清此事，在自然界中所發現的差異涉及剩餘價值的生產及其分配。[27] 資本運用勞動產出剩餘價值，但資本仍得求助於有利的自然條件，然後依其目的生產商品。特定條件越為有利，就越能產出更多額外的剩餘價值，而額外的剩餘價值可以由差別的地租獲得。因此，及早採用機器技術提高生產力的勞動，以及藉由自然的沃腴土地提高生產力的勞動，乃至於它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作用，兩者存在鮮明卻又不完全的類比。[28] 馬克思引介變本加厲剝削的某些相關實例 第三次修改剩餘價值理論時，馬克思舉出許例證，這些例證突顯工人階級內部質性有別，涉及剝削程度的不平等問題。我在這裡先從理論思考他究竟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首先讓我們把焦點放在例證。 肆無忌憚的勞動剝削 第三部分的標題為「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包含第七章至第十一章，但從前三章來看卻是誤導。第七、八與九章的首尾貫通，處理剩餘價值本身的必要決定，這是基於區分勞動力和勞動活動，以及區分固定資本和變動資本的不同作用。直至第十章起，我們才遇到資本經由延長工作日時間，從而增加剩餘價值的特殊方式。 第十章審視英格蘭在1833年至1847年間一系列的工廠法，將一個工作日的勞動時間限制從十二小時縮短至十小時。馬克思列舉許多為防止延長工作日（藉此增加剩餘勞動）的鬥爭實例，之後他稱延長工作日為絕對剩餘價值。此外，他記述尤為嚴酷與壓迫的剝削，這些可見於：a）資本主義出現前，b）為工廠生產原材料時，c）在諸多工廠內部，乃至於d）當時的工廠法並未涵蓋的工業部門。後兩者的案例當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壓迫情況尤其酷虐的典型，並且有論者主張，就最重要的原材料棉花的供應而言，奴隸制度也是資本主義部門的特殊剝削方式。 工廠法有限的保護始於紡紗與紡織，歷經三十多年才普及。馬克思寫道，「在某些生產部門，直到今天，或直到不久前，勞動的剝削仍然肆行無忌。」[29]這種「不受法律限制」剝削的對象包括陶工、鐵路工人、磨坊廠主、鐵匠、麵包師、裁縫等等，這些部門的工時更長，情勢更嚴峻，正在毀掉工人的生活。馬克思於《資本論》第三卷解釋這個問題，經由省去空間通風與機器安全防護等花費，以節省固定資本。[30] 棉花奴隸制的定位 馬克思指出英國製造業階級的虛偽，他們抨擊西班牙人的殘酷和美洲的奴隸制度，但在此同時卻極其刻薄地對待自己的工人，例如三更半夜從床上拖下孩子，並且強迫他們在危險的條件下每次工作十小時。[31]除了以奴隸制對比僱傭奴隸制，第十章並指出受奴役的非洲勞動力存在不同的市場。[32]這是以國內交易的「奴隸」對比國際「奴隸貿易」的待遇（就是奴役範疇內的兩大類型）。簡言之，馬克思雖然已萌生認知，不過他並未發展出關於動產奴隸制的特定價值範疇。[33] 要想真正具有普遍性，剩餘價值理論必須將自由、僱傭勞動、奴隸勞動，乃至其他形式的受人役使的勞動，含括在剝削的模式。事實上，馬克思指陳，在許多情境中僱傭勞動並非「自由勞動」。從第七章開始，棉紡廠成為馬克思探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主要例子。除棉紡外，更廣泛涉及織布、染布、製衣等相關行業。馬克思考量這類產業間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它們「繁榮與蕭條」的週期，例如，大量吸收工人到紡織業以配合棉紗機器生產的迅速擴張，其後當生產力更高的機器織布機取代手搖織布機時，這些工人遂被棄若敝屣、景況淒涼。[34]以現代語彙來說，這條商品鏈並非始於棉花紡紗，而是始於棉花的生長和收成。 馬克思意識到原棉並不是自然生成，不會從天而降，原棉的價值仍然取決於生產的必要社會勞動時間。[35]雖然文本中處處可見他精確評述奴隸生產，但馬克思卻未如同熟練處理商品鏈的後期階段那樣，彙整它們後再聚焦分析。這裡可理出三種線索。正如Stephanie Smallwood所言，其一是馬克思的評論，常視奴隸勞動為理解僱傭勞動的參照點。[36]其二則是棉花作為商品被當成既定事實，因為抵達利物浦碼頭的棉花包裹數量眾多，接下來會運到曼徹斯特的棉紡廠。馬克思享有查閱恩格斯詳細記述的優勢。[37]就棉花生產而言，馬克思卻無從獲得這類關鍵內幕知識的觀點。關於這方面訊息，他依賴自由派的知識來源，有時甚至不加批判地複製他們亞當．斯密式的觀點；例如，他在引述John E. Cairnes 與 Frederick Olmsted 時，將受奴役勞工使用生產工具時的「笨手笨腳」，視為一種內在低效率的表現，而非解讀成一種抵抗方式。[38]第三條線索來自Marini，他引用馬克思針對美國南方以棉花為基礎的經濟，但評述更為一針見血：「黑人過度勞動，以及有時竟以七年的勞動，使人燈枯油盡，這已然成為機關算盡之系統的要素。這裡的問題已經不是從黑人那裡榨取特定數量的有用產品，問題在於剩餘價值生產的本身。」[39] 這裡的關鍵在於，美國南方種植園中受奴役的黑人勞工所從事的大規模生產，此事之於工業革命的重要性，足以和英國工廠與作坊中的僱傭勞動等量齊觀。Frank確切強調此事，馬克思有時也是如此。[40] 小結本節：雖然未對可疑的來源保持批判的距離，但馬克思的《資本論》已就當代的棉花奴隸制提出他的洞見；不過這卻留個缺漏，就是並未全面分析商品鏈的第一階段。 受壓迫層級的工人階級淪為更廉價的勞動力 在工業革命的核心部門棉花紡織中，資本家充分利用新的「自動」機器。他們引進輪班制度，輪流運用分組工人，並改變勞動力的概況，普遍使用女人、青年以及兒童。馬克思旁徵博引工廠檢查員的報告，其中記述製造商與父母的虐待行為（例如發包他們的小孩）。[41]第十章與之後的第十五章顯示，英國資本家所僱用的女人、青年與兒童，境遇比成年男性工人，更為不堪。[42]工人階級內部的直系親屬關係被壓迫到崩潰邊緣，並未全然決裂，而是苛虐地複製。其後果為支離破碎的全國勞動市場，而非區分為各自的勞動市場，奴隸勞動也是如此。不同階層的平均工資率間的關係相當一致，但在求得總體平均值時，彼此差異卻不見蹤影。 馬克思在第十一章中，概念性總結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他開宗明義指陳：「勞動力的價值，以及再生產或維持該勞動力所必要的工作日的部分，通常假設為既定、恆常的量。」[43]然而，許多例子已經說明，縱使有些細微變化，但女性勞動力的售價通常僅略高於成人平均工資的一半，青年人勞動力還要再低一些，兒童勞動力則不超過四分之一。[44]儘管存在這種現實，差別化剝削卻並未呈現在第十一章的基於標準化、共同剩餘價值率的理論化工作中。 引進女性和兒童，投入資本主義生產裡工資更加低微的受壓迫部門，這使得資產階級可以壓低成年男性工人的工資。馬克思記述父母在勞動市場出售孩子的勞動力，並在他就「家庭工資」的討論中著手探究這些令人極為不安的問題。馬克思觀察到：「然而並非父母濫用權力才造成資本直接或間接剝削不成熟勞動力，實情正好相反，是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掃除與父母權力所對應的經濟基礎，遂使父母權力的行使流於苛濫。」[45] 這尤其適用於性別關係的再生產和資本主義下的女性壓迫。女人作為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普遍受到較高程度的剝削。這在結構上是基於一種性質有別、特定的勞動剝削模式，這種模式圍繞於家庭中無償的家務勞動，以及在工作場域勞動分工中，女性居於從屬地位這樣的性別組合而運作。儘管馬克思在第十章及第十五章中略微敷陳，但毫無疑義，他並未分析此一性別維度，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必然壓迫女性。承認《資本論》並非完整無缺，並無損於此書。 在更理論性的第十二章一開頭，馬克思在探討關於相對剩餘價值的概念時指出，要減少生產等同於工資所必須的時間，方法很簡單，就是壓低工資，他以減少百分之十的工資為例。但他考慮到，「然而，只有壓縮工人的工資到低於他的勞動力價值，才能達到這個結果…… 儘管這個方法在實際運作上至關重要，然而我們現下卻捨棄納入此法，因為我們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勞動力在內，皆是按其十足價值買賣。」[46] 馬克思剩餘價值的概念決定，以此方式旁置了最苛刻的剝削形式（壓縮工資到低於工人勞動力的價值）。但以馬克思的科學嚴謹，卻不容許他摒除這類持續存在的現象；不僅如此，他還彰顯此事。事實上，馬克思繼續鉅細靡遺地記錄這些強加更低微的工資、更惡劣的條件於某部分人口的實況。他於第十五章的一節中表明，在紡紗和紡織引進機器生產已使服裝貿易產生連鎖反應，它的特點是生產的「部門外分支機構」陡增：女人與小女孩受雇於輔助性、承包的家庭作坊，戕害健康和福址，現今的非正式經濟，與此類似。在談到現代家庭工業時，馬克思評論道，相較於早期的手工業，「現今的勞動分工只要有機可乘，就會建立於利用女人、各種年齡的兒童和非熟練工人的勞動，簡言之，就是英格蘭人所說的『廉價勞動』。」[47] 實現勞動力的廉價化顯然與此有關：「全靠澈底濫用女人與兒童的勞動，全靠掠奪一切正常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全靠殘忍的過度勞動和夜間勞動。」[48]我們在此再次遇到那些「分散的手工業及家庭工業」，該等類似Marini所描述的超級剝削的情況：「在這些勞動部門，之所以能大量生產剩餘價值，同時能使產品漸趨廉價，不論在過去與現在主要都是由於最低工資被降至使人苟延殘喘的最低限度，而勞動時間卻延長到人體所能承受的最大極限。」[49] 在家庭手工部門，以計件工資計酬具有主導地位，報酬率低到女人與女孩必須「過度工作或在夜間工作。」馬克思評論道，從這類產業來看，「肆意剝削廉價的勞動力就是他們競爭能力的唯一基礎。」[50] 根本矛盾 第十三、十四及十五章的主要敍事是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十八和十九世紀在英國的情況）究竟是如何增加相對剩餘價值。馬克思辯證處理此事，他認為，資本主義的機械化生產，同時吸納與擯棄工人。這個核心、日益擴大的根本矛盾，由馬克思建立並深化，要消弭此一矛盾，就得推翻特定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從解說資本家是否會採用新技術，以進一步呈現根本矛盾。他闡述道，採用新的生產力量係指，每個個別資本經由降低自身商品價格時，同時增加數量，藉此槓桿提高自身競爭地位，而這種強烈動機則是其生產方式的引擎。不過，資本並非在每種情況都能從機械化中獲益。到頭來，這項決定有賴於勞動（勞動力）的報酬。一般來說，在任何生產方式中「如果僅視機器為產品廉價化的手段，那麼使用機器的限制就在於：生產機器所耗費的勞動，必須要少於使用機器所取代的勞動。」[51] 從更確切的資本主義邏輯中：汰舊換新的決定並非針對現今所有的勞動，而是僅就現今的有償勞動力來評估。「然而，對資本家來說……他並不支付勞動的價值，而是支付他所用勞動力的價值；因此，機器的價值和它所替代的勞動力價值，必須要有所差異，資本家才會使用機器。」[52] 馬克思接著闡釋，為何必要勞動時間與剩餘勞動時間的區分，也就是剩餘價值率會在「各國有別」，這直接影響是否投資於機器的決定。我們強調這點，根據此說，機械化程度係取決於剝削程度，剝削程度越高，機械化程度則越低。這當然是具體世界中諸多因素之一，不過，它確實存在。馬克思繼續舉例道：「美國人發明一種碎石機。不過英格蘭人卻不利用，由於可以用『窮光蛋』工資打發工人，以致使用機器徒然增加資本家的生產成本。」馬克思並直指更為苛虐地壓迫女工：「在英格蘭有時仍用女人，而不用馬來拉縴，因為生產馬匹及機器所必須的勞動是確實已知之量，而維持女性剩餘人口所必須的勞動則是微不足道。因此，在英格蘭這個機器之地，為了可鄙的目的而揮霍人的勞動，厚顏無恥，莫此為甚。」[53] 《資本論》與Marini的勞動超級剝削理論，在此有了極為重要的聯繫。Marini認為，南美大陸所謂的「落後」，其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行國際的必要內在動力。馬克思強烈展現此一事實，Marini進而發展這個見解。 馬克思指出，相對剩餘價值係取決於商品的廉價化，也就是經由新價值的相對減少，以減少所賦予每種商品的剩餘價值。因此，他認為「以機器產出剩餘價值具有一種內在矛盾，在一定數量的資本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兩個因素中，如果不減少另一者，剩餘價值率就無法增加，也就是工人的數量。[54] 一旦新的生產方式普及於一個部門，商品價值則因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減少而下跌，這種矛盾就更加嚴重。經由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與採用機器擴大生產，增加相對於變動資本的固定資本時，資本的規模與所生產的剩餘價值間的關係，則是受僱工人以及被攆至勞動市場的工人之間的關係。這些矛盾日新月異，先是在他國複製，直至大規模複製於世界。這必然造成對立的兩極分化，由產業後備軍所導致的兩極分化，乃至因為體制勢必陷入危機所造成的兩極分化。 馬克思在描述1846年至1847年間的可怕危機時，引用工廠檢察員關於工人承受「巨大痛苦」的官方報告，當時製造商強制「概括減少百分之十的工資 」，最高削減「至少百分之二十五。」[55]隨後是1850年代與1860年代的棉花繁榮，並因1857年和1866年至1867年的危機而更為顯著。工人們反對減薪百分之三十與四十：「除了由此造成資本家競相採用取代勞動力的改良機器，以及引進新生產方式外，在每個產業循環週期，都存在謀求強行削減工資到低於勞動力價值的時機，從而降低商品價格。」[56]馬克思所評述的危機、所考察的棉花工業在國際擴張，兩者為一體兩面、息息相關。 國際勞動分工 馬克思延續基本矛盾的思考，轉而更具體地考察國際勞動分工，矛盾的分析兼具抽象層次，故能昇華。英格蘭的工業在1848 年至1860年間迅速擴張，例如棉花出口倍增。[57]此事的一體兩面是作為生產工具的機械，需求因而大幅增加，原材料的需求，當然也是如此。在這方面，馬克思引用有趣的數字說明投入不同部門工人的相對數量。他指出，在1861年英格蘭與威爾斯有60,807人受僱於機器製造業。然而，他比對此一人數與他的估計，就是受僱於美國棉花業的僱傭工人數量是它的十倍，而在美國大約四百萬受奴役的非洲人中，我們保守估計其中約莫有一百萬人，直接投入生產出口到英國的棉花（人數可能是負責生產棉花機器的工人數量的十五倍）。這是我們先前所提到，現今（不精確地）稱之為資本密集型與勞力密集型產業間的初始兩極分化的一項指標，尤其是它們的社會地理位置。[58] 觀照追求剩餘價值所生的種種配置，馬克思為我們提出原本看似互不相關特徵的內在驅動力。他詳述英國自美國、印度、愛爾蘭與澳洲的進口遽增。他指陳，工業部門的過剩工人為定居者殖民主義提供新動力。在此同時，印度和愛爾蘭的國內生產受到干擾和破壞，先受制於英國殖民國家的壓迫性財政措施，接著又受挫於更為廉價、機器製造的英國商品。作者綜括這些觀點為：「一種新的國際分工應運而生，它有利於主要工業國家的要求，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轉化成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供應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59]這起碼是帝國主義理論和不平等交換的萌芽。 利用土地掠奪、移工與糊口之地，使勞動的產品趨於廉價 工人是否維持和如何維持與土地的聯繫是資本主義發展與不發展間初始差異的一項關鍵問題。第二十五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的最終例證是愛爾蘭，它描述英國地主殖民主義如何掠奪土地，釀成飢荒，致使數百萬農民一貧如洗，並導致死亡或人口外移。馬克思認為這是特定生產方式如何運作的劣跡例證。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它產生所謂的「過剩人口」，在如此貪得無厭的機制下，人口才會過剩。[60] 土地所有權集中在殖民的英國領主手中，資本主義農業的引進意味著貧窮的愛爾蘭農民陸續遭逐出其父祖之地。除了農業，愛爾蘭的主要產業是以亞麻纖維生產襯衫。如同馬克思先前所述，勞動過程再次受到「家庭工業體系」所安排，「低工資和過度勞動是此一制度使工人『冗餘』的系統性手段。」[61] 英國工業家與愛爾蘭的英國地主朋謀，因為他們自廉價商品與廉價移工勞動中獲益。不幸的是，使統治階級的兩大主翼聯手的相同條件卻造成工人階級的分化。年輕的恩格斯對強加於愛爾蘭移工的惡劣條件極為敏銳，相較英國工人的境遇，該類條件更等而下之。[62] 恩格斯之後於一篇文章指出，愛爾蘭和德國家庭手工業中農村工人的情況，工資過低致使「工資的總體水平」備受壓抑。在德國，這是因為半無產階級工人保留「小花園或是有塊地」，他們藉此尚能糊口與掙點收入，資本家也就可以支付極其低微的計件工資，這其實是「從勞動力的價格中剋扣。」恩格斯總結道：「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德國方能維繫在世界市場上銷售一系列小商品的競爭能力。資本的全部利潤係以扣除正常工資之法榨取而得，全部剩餘價值則可送給買方。這就是絕大多數德國出口品格外低廉的秘密。」[63] 歸結這些線索 這裡我們做個對比。一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記述以更嚴酷的壓迫，加大剝削工人階層，使他們的勞動力報酬低於實際價值。這被資本用來榨取（我暫時稱之為）關係剩餘價值時，必然會與其他增加剩餘價值之法具體結合。例證涵蓋引進女人、青年與兒童到工廠與家庭工業；以種族化剝削模式使受奴役的黑人勞工生產棉花；殖民剝削愛爾蘭的貧苦農民，迫使他們離鄉背井，淪為廉價、弱勢的移工勞動力，進入英國勞動市場；擁有小片土地的工人掙點微薄工資之餘，被迫用糧食生產貼補生計。這些形形色色的壓迫皆再製成為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在工人階級內部塑造分化競爭。此外，危機階段的存在，無論是局部的或是整個體系的危機，資產階級攻擊工人階級以引發工資大幅下降，藉由壓低勞動力價格到低於勞動力價值的水平，從而為新的積累週期創造條件。這是重新調整勞動力價值究竟為何的方法。 另一方面，馬克思一再於簡短、明顯為概念性的章節中自我約束，突顯第一卷為切入點（第四至第九章、第十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整合點（第十一章、第十六至十八章）、乃至於更長、實際經驗更為豐富的章節（第十章、第十四、十五章及二十五章）。儘管記錄工人階級的不平等現象，但在對剩餘價值規律的理論總結中，馬克思為求分析的目的，遂擱置這類不平等現象，僅憑藉勞動力按其價值出售的假設，以及適用於整體工人階級的標準化、平均剩餘價值率的結果。馬克思雖然於第二十五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力陳，資本積累如何導致工人階級不同階層的再生產，但這項重要認識未曾復歸，剩餘價值的概念遂未能進一步開展。 《依附的辯證》為《資本論》的演進 依附理論的思想有個共同見解，辯析資本主義的殖民剝削及其新殖民主義遺產。Eduardo Galeano從自由勞動與受奴役勞動兩者的區別，善加總結這點，後者牽涉到加劇的從屬和壓迫。[64]目前根據Marini的見解，受奴役勞動並非存在於前資本主義：它是資本的勞動關係臻於成熟的一個明顯切入點，這甚至擺脫馬克思在政治經濟理論批判的核心中，維持形式平等的自由主義做派。 遵循馬克思的方法，Marini設定理論解釋為辯證運動：從流通到生產，就是從附屬經濟體出口商品的表徵至其本質；然後，基於就該地必要的社會生產關係之分析，再回到它們成為商品在國際貿易中的必要表現形式。[65]Marini在這種整合方式中，結合出口導向的生產軸線，分析從屬地區社會關係的現實。他顯示，隨著資本主義在拉丁美洲的出現，它既有別於歐洲資本主義，卻又依賴歐洲資本主義。尤其英國邁向現代工業的轉變，不僅僅是基於都市工廠工人生產力的提高，同時也是基於廉價進口食物和原材料的供應。一如馬克思，Marini審視資本主義的不同抽象層次。Marini與馬克思的不同解釋，並非兩人在抽象層次的差別，而是他提供一個來自於從屬大陸的觀點，即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抽象層次，提出殊異的視角。 《依附的辯證》一書文詞凝練；Marini常精粹龐大的論述為優雅的文句。這件事本身就挑戰讀者的理解力。有時卻因說明的要言不煩，反倒未能彰顯其重要性。釐清Marini的著作就是理解他，嚮往他的典範貢獻。Latimer的論述中所強調的兩個關鍵段落，值得我們持續關注。它們是a）Marini就勞動超級剝削的定位與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的闗係，以及b）就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最初關於不平等交換的批評，Marini所做的回應。[66]此外，我還要指出c）Marini關於勞動超級剝削和奴隸制的評論，這些評論界定他的論點與馬克思和Cardoso兩者的闗係，Marini的方式是基於就巴西歷史現實的詮釋，並與美洲其他地方的奴隸制互為對比，包括（非）美國[67]。這裡為求簡潔，我們只考察超級剝削與馬克思理論的關係。 勞動超級剝削與剩餘價值理論的關係 Marini從解釋不平等交換出發，進而闡釋超級剝削，來自結合三種增加剩餘價值的方法：「增加工作強度、延長工作日、以及佔有工人補充勞動力所必須的部分勞動，這產生一種完全基於加劇剝削工人的生產方式，而不是基於發展工人的生產能力。這與拉丁美洲經濟生產力的低度發展水平若合符節，也與在當地所從事的活動類型一致。」[68] 對Marini來說，結合更長時間和更具強度的工作，超級剝削隱含「第三種程序，包括削减工人的消費到極限，以便『在一定限度內，轉化工人消費的必要基金，成為資本積累的資金。這意味著增加剩餘勞動時間的特定模式』。」[69] 指出這種「增加剩餘勞動時間的特定模式」的引述出自於《資本論》第二十四章，關於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Marini在此似乎與馬克思所見略同，實則另有區別，兩人之相異，不在內容，而是增加剩餘價值的方式，兩人賦予不同的理論地位。由Marini所指認出的超級剝削之核心範疇，完全符合馬克思於第十二章開頭所簡短考察的範疇，馬克思之後擱置不談，直到第二十四章才再次簡短討論。Marini則推展了馬克思理論，他提出的「第三種過程」至關重要，吻合Banaji所否認的「第三種剩餘價值」。 相對於他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混亂，馬克思明言道，他的剩餘價值的一般概念，並未納入「減少工人消費」的方式，即削減工資。他承認，「在關於剩餘價值生產的章節中，我們一直假設工資至少等於勞動力的價值。然而，強行削減勞動工資到低於它的價值，在實際情況中作用至關重要，我們不能不略為考察此一現象。在一定限度內，這實際上是轉化工人消費的必要基金，成為資本積累的資金。」[70] 這個確切的「然而」事關重大。在理論、在實際運作，在一般生產方式中，有其必要壓低工資到低於勞動力的價值。此事關鍵就在於：部分工人的報酬低於勞動力的實際價值，這究竟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的一部分？這是我們要探尋的共同主線。 馬克思考察三種增加剩餘價值的個別方法和並行之法，即增加勞動時間、勞動生產力與勞動強度，在Marini的理論，納入低於勞動力價值的報酬，使它成為增加剩餘價值的第四種方法。馬克思不厭其詳地彰顯，資本的驅力在於增加剩餘價值，超越既定程度的剝削，包括降低工資。但是他並未賦予這樣的理論表達一個特定的概念形式。Marini的理論突破留給我們的遺產，我們理當廣為討論。 克服受侷限的假設，開拓一般分析的新視野 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提出許多以更為壓迫的條件，使得工資低於勞動力價值的事例，他承認，在某些情況這是加劇剝削。[71]馬克思至此解釋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剩餘價值率是勞動剝削程度的「切確表示」，因此這些情況會對應到剩餘價值率的增加。既然如此，馬克思為何並未視低於勞動力價值的工資為決定剩餘價值的另一個不同面向或維度呢？[72] 我不會說已有明確的答案，無論如何目前沒有答案。然而，從這個疑問究竟如何形塑我們目前所做的事來看，就事關重大。《資本論》既是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也是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這正如該著作的副標所言。馬克思超越資產階級視野的界限。大衛．李嘉圖與亞當．斯密各自提出不同版本的勞動價值理論，不過卻未曾解釋剩餘價值，《資本論》係就兩者的內在批判。馬克思自等價交換的基礎解釋剩餘價值，他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洞察，資本與勞動間並非只具有一種交換，而是具有兩種不同、卻又彼此關連的交換，一者存在於流通，另一者則是在生產。在工資形式中，看似勞動的交換，其實是勞動力的交換，是換得創造新價值的潛力。之後在勞動過程中出現第二次「交換」，在此一過程中，勞動實際上產生新價值，包括作為驅動資本動力的剩餘價值。因此，即使在等值契約的條件，剝削仍然存在。關鍵在於，勞動力的價值與勞動所產生的新價值兩者間的差異，也就是剩餘價值。在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雙重關係中，等價的假設係為兩種不同的等價，此事有助於推導出成就斐然的剩餘價值概念。 我們不應混淆等價與平等。例如，在為《資本論》第三卷第三部分所準備的關於利潤率下降的文本中，馬克思開始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該等內容更為強烈體察，內部矛盾因素，必然導致系統危機。他的筆記指認重要的抵消因素，這些因素大多為加劇勞動剝削的方式。然而，馬克思也再次延後理論分析，未能處理壓低工資到低於勞動力價值的現象，他提出的理由是，「它與資本的一般分析無關，卻在解釋競爭範疇時佔一席之地，本書並不處理此事。」[73] 然而，馬克思確實思索過工人間的競爭。第一卷第二十五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中，他考察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社會關係，究竟是如何產生不同階層的工人階級。馬克思的排除可以看成是他奮筆疾書完成《資本論》這項計畫時，得限制研究範圍的一項務實努力。儘管第三卷的架構頗為清晰，不過馬克思的部分筆記卻非如此，而且第三卷得花恩格斯十年的工夫才得以出版。我們進入一個臆測的領域，但在我看來，如果人壽允許，馬克思勢必會依循他闡發「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時類似的思路，完成反作用因素，這是指他非得處理在利潤危機的情境，工人間的競爭。不過，馬克思打算著述六卷的《資本論》是個事實，這會使他能以更為具體的方式再次探討這個主題。如果不是因為這些評述引領我們回到抽象層次的問題，這類討論就會全部流於假設。 馬克思指陳，極度的和壓迫的剝削條件肆行無忌，或只具有薄弱的與名義上的限制。而我們要如何連結他的剩餘價值的基本概念，以理解此事？誠然，當「做一天合理的工作，掙一天合理的工資」時，自由派資產階級就視而不見剝削；只有在剝削尤其強烈和苛刻之時，他們才會瞥見，他們認為，經由體制內的政治安排，可以解決此事。但這卻不是馬克思主義並未從剩餘價值理論，闡釋這類做法的充分理由，因為它們是資本為增加剝削所力行的形式（配置），如果不推翻整個體系，就無法解決剝削問題。當我們舉目四顧皆是結構不平等，馬克思主義理論遂無法假設平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工人階級中系統地產生不平等現象。在資本主義體制，工人的生活遭客觀上區分為更多或更少的價值。這等分化的剝削與超級剝削的社會關係，之於生產方式至關重要，並不是某些無關宏旨的偶發現象。 馬克思為國際工人協會發表通俗演講，題目是〈價值、價格和利潤〉，尤其彰顯工人階級不同階層之間的競爭結果。[74]該協會試圖團結法國與英國工人，但未能克服英國工會領導人的偏見，他們反對更激進的愛爾蘭移民，尤其是芬尼亞獨立運動者的鬥爭。英格蘭人所領導的工會與愛爾蘭工人間的不團結是該組織分裂的原因之一。在此事，馬克思的實踐遂成理論的立論根據。他在「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一章末了，呼籲支持芬尼亞人，就是他所處時代的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75] 雖然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強調，1848年後轉向現代工業使英國的資本主義得以快速經濟擴張，他也遭逢這種轉向的政治後果。勞動分工的新輪廓剛剛開始從物質上與意識上重塑國內工人階級的形成。一如列寧所強調，工人貴族從此時開始鞏固，先從英國開始，之後遍及西歐。[76] Marini在《依附的辯證》一書正是考察這個工業快速擴張的時期。英國改採相對剩餘價值之法係由在拉丁美洲（與印度、非洲等地）大規模的勞動超級剝削所造就。 從剩餘價值的維度再次審視《資本論》 隨著勞動超級剝削，我們再次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動力，確實是增加剩餘價值以獲取更大利潤。這種驅動力以簡單的商品形式泛層決定（overdetermines）價值規律。剩餘價值並非固定物質，而是階級剝削的內在動力。為了完成剩餘價值的初步構想，我們必須考慮增加剩餘價值的方式。馬克思的論述從《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起就走上這條道路，但也必須思考該書文本必要的線性鋪陳、著作的複雜結構、與論著的不盡完全。在第七章中，馬克思考察任何生產方式中勞動過程究竟包括什麼，其後再思考資本主義在勞動過程的具體跡印為何。記住這個區別，增加特定勞動力的產品，必須依賴下列決定因素，任何生產方式都會利用這些因素，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具有殊異特徵： • 延長工作日； • 加劇勞動活動的強度； • 藉由合作、勞動分工與機械（技術）提高勞動生產力； • 經由工人技能、能力與教育提高生產力； • 以特定、有利的自然條件提高勞動生產力； • 經由降低勞動力價格（減少變動資本），從而減少必要勞動時間。 這些都能增加剩餘價值，既是剩餘價值的基本來源，又是相互矛盾的決定因素。它們昇華為整個系統的矛盾。 問題並不在於《資本論》和《依附的辯證》兩者不同的抽象層次，而是在於書寫的位置不同，觀照資本主義這個世界體系，也就另有所見。作為拉丁美洲工人階級不同經驗的理論再現，Marini的思想影響在於，他為馬克思的《資本論》三卷的多層次抽象，帶來不同的觀點。Marini的思想為通盤修訂《資本論》的跳板。我認為，Marini有效地在第二卷的主要結論實踐此事，至於第一卷與第三卷類似的重新決定也大有可為。 關於第一卷，勞動超級剝削指出剩餘價值的另一個維度，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與本質的特徵。關於第二卷，其後由Marini、Hosea Jaffe 各自開展的工作正確地重新定位商品生產部門，從而區分為核心（發達）與邊陲（不發達）經濟體。[77] 至於第三卷，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具有兩項實質的理論挑戰。首先，以不同的剩餘價值率重新構思轉化問題（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將不等價交換解釋為價值轉移的一種形式。因此，生產價格的調整對商品鏈分析事關重大。[78] 如前文所述，第三卷中的第二項重大挑戰是馬克思所說的作為「超額利潤」（surplus profit）事例的地租理論。這個主題在分析現今大規模採礦、大規模農業、水力發電和油氣田等如此貪得無厭的採掘主義時，至關重要。帝國主義地租（imperialist rent）為超級剝削的延伸，因為它是指超額利潤，以及經由從自然界榨取有利資源，致使來源耗竭殆盡。「虛假社會價值」的生產，引人探究利潤鏈和超額利潤的分析，這些利潤和超額利潤主要由國家、國內和跨國企業所朋謀佔有。[79] 結論和任務 我們考察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所總括的馬克思主義，著重於《依附的辯證》與《資本論》的概念關係。在我們的評估，Marini以極具建設性的方式使馬克思主義超越馬克思，使它更貼進世界上大多數工人階級的實際情況。有了Marini的貢獻，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超越列寧的當代以及現代帝國主義經典理論；Marini從受奴役工人階級的見解，也就是絕大多數工人階級的體認，直接解決分裂的世界體系與國際分工的現實。 馬克思的關鍵方法論有個假設，即勞動力係依照十足價值而交換，據此假設，工人階級的所有階層均受相同程度的剝削，然而，他們實際上遭受不平等的社會待遇，Marini的著作敦促我們重新審視這項假設。馬克思承認這項假設有所侷限，致使有標準化的剩餘價值率。不過，馬克思仍然列舉了許多脫離常軌的事例，指認更苛虐的情境和更低賤的工資。剩餘價值率各處相同的假設，未能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國際間製造不平等，以及在工人階級炮製特定壓迫，正如我們所見，工人在全球「向下競逐」。Marini及其同志在他所創立的思潮中已經昭示，勞動超級剝削是資本主義在世界上的依附與從屬地區，矛盾動態的基礎。唯有從理論及實踐上理解資本主義造成工人階級分裂的基礎，方能實現工人階級的團結。因此，我們主張建立一個基於資本《資本論》，卻又超越它的全面計畫，以完整考察勞動超級剝削。我們的結論是，關係不平等會產生勞動超級剝削與關係剩餘價值，而關係不平等，係由勞動超級剝削與關係剩餘價值所再製。 超級剝削的基本作用是個原創理論，已經由Marini所提出，未來關於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論述，應該以此作為核心。Marini改變我們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的概念，包括剝削廉價勞動，念茲在茲。Marini所邁出的看似一小步，對國際工人階級，卻是概念的騰躍，因為它轉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究竟為何的範式。這是場從認識論邊緣，走向我們資本主義知識核心的旅程，最為切合現實，即勞動超級剝削是資本主義作為帝國主義的本質。 我們認為，削减工資到低於勞動力的價值是資本一般分析的一部分，因此必須從剩餘價值的闡述開始，使它回歸至所有相關的抽象層次。鄙薄工人階級受壓迫階層的經驗，使其低於整體工人階級的經驗之水平，如此名實不符，既是政治錯誤，更是理論錯誤，倒頭來會被用於為工人階級最具特權的階層辯護。這是在斲削Marini的理論鋒芒，是與歐洲本位的馬克思主義沆瀣一氣，此時我們需要反其道而行，以不同的方式開路架橋，從Marini所奠定的新基礎上捲土重來。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必須急起直追，面對世界工人階級結構性分化的現實，否則就會漸趨式微與消亡。 最後，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我們究竟還要做出哪些應有與不可或缺的修改，哪些內容是我們提到過，卻尚未發展？無償家務與照顧工作，撐持起一切形式的剩餘價值，這些工作多由婦女所承擔。我們討論剩餘價值時，必須納入此一基本前提。[80]有此條件，馬克思與Marini的革命遺產，在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鬥爭，實屬必要。Marini的貢獻是個巨大進展，不過還有許多事要做。我們以承其志業頌讚《資本論》與《依附的辯證》。 註 [1] Ruy Mauro Marini, The Dialectics of Dependenc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2] Marini的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著作與相關內容，見marini-escritos.unam.mx. [3] For the latter, see Ruy Mauro Marini, “Brazilian Sub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23, no. 9 (February 1972): 14–24. [4] Marini, The Dialectics of Dependency, 161. [5] 尤其參閱 John Smith,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其他相關貢獻包括 Andy Higginbottom, “Structure and Essence in Capital and the Stages of Capitalism,” 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 70 (2012): 251–70; Jaime Osorio, “The Latin American Debate: Dependent Capitalism, Superexploitation, and Revolution,” Social Justice 40, no. 4 (2014): 5–24; Adrian Sotelo Valencia, The Future of Work (Leiden: Brill, 2015); Benjamin Selwyn, “Pover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Competition & Change 23, no. 1 (2019): 71–97; Intan Suwandi, Value Chain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9); Zak Cope, The Wealth of (Some) Nations: Imperialism and the Mechanics of Value Transfer, (London: Pluto, 2019); Mariano Féliz, “Notes For a Discussion on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Marxist Theory of Dependenc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9, no. 4 (2021): 114–52. [6] Andre Gunder Frank, 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 (London: MacMillan, 1978), 239–40. [7]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342. [8] See John Bellamy Foster, “A Missing Chapter of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64, no. 3 (July–August 2012): 13–14. [9] Frank, 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 240. [10] Jairus Banaji “Gunder Frank in Retreat?,” in Neo-Marxist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ed. Bruce McFarlane and Peter Limqueco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97–113. Emphasis added. [11] 關於依照馬克思的德語之譯文，就該區分的解釋，見 Gérard Duménil, Le Concept de Loi Économique dans Le Capital (Paris: Maspero, 1978), 274–78. [12]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1976), 590. [13] Marx, Capital, vol. 1, 432–37. [14] Marcel Van der Linden,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in the Context of Crisi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nd Relational Inequality (Amsterdam: SOC21, 2020). [15] Carlos Alves do Nascimento, Fernando Frota Dillenburg, and Fábio Maia Sobral, “Teoria da exploração e da superexploração da força de trabalho em O Capital (Livro I) de Marx,” Revista da Sociedade Brasileira de Economia Política 40 (2015): 107–31. [16] Marx, Capital, vol. 1, 343. [17] Nascimento, Dillenburg, and Sobral, “Teoria da exploração e da superexploração da força de trabalho em O Capital de Marx,” 114. [18] Hugo Figueira Corrêa and Marcelo Dias Carcanholo “Uma teoria da superexploração da força de trabalho em Marx? Um Marx que nem mesmo ele tinha percebido,” Revista da Sociedade Brasileira de Economia Política 44 (2016): 10–30. The authors’ argument is summarized in English in Marcelo Dias Carcanholo and Hugo F. Corrêa, “Ruy Mauro Marini (1932–97)”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xism and Post-Marxism, ed. Alex Callinicos, Stathis Kouvelakis, and Lucia Pradella (London: Routledge, 2021), 526–33. [19] Jaime Osorio, “Fundamentos de la superexplotación,” Razón y Revolución 25 (2013): 9–34. [20] Jaime Osorio, ““Fundamentos de la superexplotación,” 10. [21] 更全面的解釋，詳見 Andy Higginbottom, “Reading Marx’s Capital for the 21st Century” (lecture series at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and Global Justice, 2022), https://cssgj.org/. [22] Marx, Capital, vol. 1, 643–72. [23] Marx, Capital, vol. 1, 646. [24] Marx, Capital, vol. 1, 135. [25] Marx, Capital, vol. 1, 61–71, 303, 305, 470, 503, 545, 558–60, 590–91. [26] Marx, Capital, vol. 1, 648. [27] Marx, Capital, vol. 1, 650. [28] Marx, Capital, vol. 1, 510. [29] Marx, Capital, vol. 1, 353. [30] Marx, Capital, vol. 3, chap. 5. [31] Marx, Capital, vol. 1, 337, 353–56. [32] Marx, Capital, vol. 1, 377. [33] 對此不同見解，見 W. E. 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8); Cedric J. Robinson, 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235–36; Charles Post, The American Road to Capitalism (Boston: Brill, 2011); Eugene Baptist,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Andy Higginbottom, “Enslaved African Labour: Violent Racial Capitalism” in The Palgrave Encyclopaedia of Imperialism and Anti-Imperialism, ed. Immanuel Ness and Zak Co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John Cleg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Slaver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33 (2020):74–98; John Bellamy Foster, 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 “Marx and Slavery,” Monthly Review 72, no. 3 (July–August 2020): 96–114. [34] Marx, Capital, vol. 1, 557–58. [35] Marx, Capital, vol. 1, 318. [36] Stephanie Smallwood, “What Slavery Tells Us about Marx,” in Race Capitalism Justice, ed. Walter Johnson with Robin D. G. Kelley (Cambridge, MA: Boston Review, 2017): 78–82. [37] See, for example Frederick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10), 295–596. [38] Marx, Capital, vol. 1, 303–4. [39] Marx, Capital, vol. 1, 345, cited in Marini, The Dialectics of Dependency, 131. [40] Frank, 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 257; Marx, Capital, vol. 1, 925. [41] Marx, Capital, vol. 1, 355, 369, 516–20. [42] Marx, Capital, vol. 1, 368–74, 517–26. [43] Marx, Capital, vol. 1, 417. [44] See, for example, Marx, Capital, vol. 1, 518–19, 627. [45] Marx, Capital, vol. 1, 620. [46] Marx, Capital, vol. 1, 431. Emphasis added. [47] Marx, Capital, vol. 1, 590. [48] Marx, Capital, vol. 1, 599. [49] Marx, Capital, vol. 1, 601. [50] Marx, Capital, vol. 1, 605. [51] Marx, Capital, vol. 1, 515. [52] Marx, Capital, vol. 1, 515. [53] Marx, Capital, vol. 1, 516–17. [54] Marx, Capital, vol. 1, 531. [55] Marx, Capital, vol. 1, 396. [56] Marx, Capital, vol. 1, 582. Emphasis added. [57] Marx, Capital, vol. 1, 543. [58] Marx, Capital, vol. 1, 571, 574. [59] Marx, Capital, vol. 1, 579–80. [60] Marx, Capital, vol. 1, 862. [61] Marx, Capital, vol. 1, 863. [62]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63] Engel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Housing Question,” MECW, vol. 16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10): 424–33.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感謝 Marcel van Linden 提醒我注意這篇文章。 [64] Eduardo Galeano,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147. [65] Marini, The Dialectics of Dependency, 136. [66] Amanda Latimer, “Situating Ruy Mauro Marini (1932–1997)” in Marini, The Dialectics of Dependency, 21–101. [67] Marini, The Dialectics of Dependency, 131–35. [68] Marini, The Dialectics of Dependency, 131; see also 132. [69] Marini, The Dialectics of Dependency, 130. [70] Marx, Capital, vol. 1, 747–48. Emphasis added. [71] For example, Marx, Capital, vol. 1, 518, 564, 747. [72] Marx, Capital, vol. 1, 326. [73] Marx, Capital, vol. 3, 342. [74] Karl Marx, “Value, Price and Profit” MECW, vol. 2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10), 101–49. [75] Marx, Capital, vol. 1, 870. [76] I. Lenin,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Lenin’s Collected Works, vol. 20, chap. 8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393–454. [77] Ruy Mauro Marini, “Plusvalía extraordinaria y acumulación de capital,” Cuadernos Políticos 20 (1979): 19–39; Hosea Jaffe, La plusvalía oculta: ¿Cómo funciona el imperialismo? (Bilbao: Zero, 1978). [78] See Andy Higginbottom, “Marx’s Capital, Labour, Super-Exploitation and a Fresh Take 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online lecture series). [79] See Andy Higginbottom, “‘Imperialist rent’ in Practice and Theory,” Globalizations 11, no. 1 (2014): 23–33; Jaime Osorio, “Ley Del Valor, Intercambio Desigual, Renta De La Tierra y Dependencia,” Revista da Sociedade Brasileira de Economia Política 46 (2017): 78–102; Andy Higginbottom, “The Imperialist Multinational: Concentration, Fiction or Rent?” in Imperialism and Transitions to Socialism, ed. Rémy Herrera (Bingley, UK: Emerald, 2021), 39–57. [80] See Olivia Adamson, Carol Brown, Judith Harrison, and Judy Price, “Women’s Oppression Under Capitalism,”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5 (1976): 1–48; and especially Claudia Jones, An End to the Neglect of the Problems of Negro Women (New York: New Century, 1949); Carole Boyce Davies, Left of Karl Marx: The Political Life of Black Communist Claudia Jon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risse Burden-Stelly, “Modern U.S. Racial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72, no. 3 (July–August 2020): 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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