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為誰的遺產？評 John Smith 《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

全文刊於2018年3月《文化研究》第25期

周世瑀、林封良

只要資本尚且薄弱，它得依賴往日生產模式的支撐……一旦資本感覺自身壯大，它便拋開該支撐物，按其規律行進。

——馬克思(Marx 1993: 651)

資本主義已壯大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家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箝制的世界體系。……這些國家為了分贓將世界捲入了他們所引起的戰爭。

——列寧(Lenin 1964b: 191)

整體南方、北方的商務貿易宛如一個個外包與離岸外包關係之綜合體。

——John Smith(2013: 193)

書寫、評論、翻譯，往往表示著對一思想的介入和補遺。它既可以是針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現狀的提問、挑戰，更能成為對整體時代困境與未來的思考。

John Smith(2016)所著新書《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全球化、超級剝削和資本主義的最後危機》(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便充分展現出此一能量。他在書中以生產全球化、離岸外包、勞動套利等議題開闢了許多發人深省的面向。

為了使讀者貼近John Smith的視角，本書評首先介紹Smith書中幾個重要的概念輪廓，和書中所描繪的時代問題。另外，透過Smith「帝國主義」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方法切入，我們則再次將視野轉回臺灣本地的歷史脈絡，與其中牽涉的全球處境。最後，在這篇書評裡我們更嘗試開放以下問題，邀請讀者共同探討：如何思考「二十一世紀」？而我們又該如何思考當下的世界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

一、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

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在《資本論》(Capital, 1867)德文第一版的前言聲明，英國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和例證，英國在書中係用以解釋資本主義的運作(Marx 1990: 90)。馬克思認為，「工業較發展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展的國家所顯示的，是後者未來的景象」(Marx 1990: 91)。因此，書中對當時英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分析，其趨勢絕不局限於英國，而《資本論》所說的，「正是閣下的事」(Marx 1990: 90)。

（一）帝國主義價值理論工作的展開

不過，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之路未如馬克思所揣測的一般平順，反陷溺於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 1966)所稱的「不發展的發展」，求出無期。擁有廉價土地、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的南方國家，因資本稀少，又依「國際分工」和「比較利益」原則，而在非主動或主動「選擇」初級產品出口、或代工出口後，其經濟自此受制於國外市場和資本。南方國家為維持出口品的「競爭優勢」、無不竭力創造「友善的」投資氛圍，諸如：積極私有化、去除管制，刻意壓低國內工資、降低勞動條件、鼓勵無最低工資限制和剝奪工人身分的非正式僱傭、製造剩餘人口、打壓工會、防止工人階級的形成、坐視生態浩劫、操縱匯率，乃至於競相貶值貨幣。此類的作為，皆使探索超出資本主義框架的各種可能，難有充分討論，既欠缺論述和作為，南方國家也更難擺脫政治、經濟競爭下的附庸地位。

然而，馬克思曾約略提及資本主義的運行使得「新的國際分工產生」，而導致「全球部分地區轉化為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區域，以供應另一部分專事工業生產地區之所需」(Marx 1990: 579-580)。雖然，馬克思未深究此一趨勢和後續的影響，但他以南方對照工業國家的思考，卻為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日後在理論上超越北方思維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線索。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展至全球後，列寧便對受壓迫民族必須追求資本主義的工業發展存疑。1915年，在〈革命工人階級與民族自決權利〉(“The Revolutionary Proletariat and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1964a)一文中，列寧首先主張「劃分民族為壓迫與受壓迫民族構成了帝國主義的本質」(Lenin 1964a: 409)，接著他更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64b)一書中指出，「資本輸出」為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階段的特徵。列寧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為資本主義，正因為「剩餘資本不會用以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會輸出……到落後國家，以提高利潤。在此等落後國家，通常利潤高……資本稀少，土地價格低，工資低，原料便宜」(Lenin 1964b: 241)。[1]而「不均衡的發展和群眾處於半饑餓的生活水平」，則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根本及「必然的條件和前提」(ibid)。

但如今資本主義的發展，顯然與列寧的描述不同。其原因在於，帝國主義國家早已進入「後工業時期」，此一時期的經濟又多為非生產性活動。不僅作為帝國主義國家之首的美國已是資本輸入國，其他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似乎也並不以資本輸出作為抽剝、壓榨發展中國家的首要形式。另外，現今全球勞動套利、生產外包、金融投機，正大行其道。綜觀當代種種的趨勢與變化，不免使人質疑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是否仍然有用？

毫無疑問，列寧的思想長於貫串和展現《資本論》要旨。但John Smith卻觀察到，列寧《帝國主義》一書反常地遺漏了資本有機構成的增加和利潤率下降等因素(229)，導致和《資本論》產生斷續。為了補充《帝國主義》的缺略，Smith援引Andrew Higginbottom的觀點，即帝國主義是「結構性地結合了民族壓迫與階級剝削的剩餘價值生產系統」(cited in Smith 2012: 102)，並據此主張列寧「帝國主義」的兩項本質：即壟斷資本主義之經濟本質，以及劃分世界為壓迫及受壓迫民族的政治本質，應自馬克思所構思的價值理論中加以體現(233)。[2]而《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一書，便是Smith透過馬克思與列寧思想彼此合題、補遺與昇華，以發展出「帝國主義的價值理論」之探索工作。

（二）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

環繞著馬克思與列寧核心思想推進，Smith除了指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正為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更表明此階段的資本輸出與民族壓迫密不可分(34)。[3]為揭示資本輸出係指「資本、勞動關係以新的形式出現」，Smith便以勞動套利驅動的生產外包為例，說明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北方資本與南方勞動顯示資本、勞動關係是在民族壓迫的條件下輸出」(233)。《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論及，在1980年時，全球居住於南方國家的產業工人之比率為53%，及至2010年約為79%，即5.41億產業工人居住於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地區，而僅有21%或1.45億的產業工人居住於已開發國家(101)。迄今，不僅高達八成以上的全球貿易是由跨國企業的國際生產網絡所掌控，此一生產網絡同時役使絕大多數的南方工業就業人口(49-50)。易言之，生產外包不僅改變了全球工人階級的組成，亦成為我們理解帝國主義國家如何對南方工人進行超級剝削，而得以寄生、依賴南方國家的切入點(244)。Smith所稱的超級剝削，源於《資本論》中分析第三種增加剩餘價值的方式，即「使工資低於勞動力的價值」(Marx 1990: 557)。其後，我們會以利潤率方程式加以說明。

而就外包問題繼續展開。Smith指陳，僅管離岸外包日益重要，但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與貿易統計數據，卻仍未擺脫不分辨資本的表相與實際運作的問題。對此，Smith以下面兩點推進闡明：

1.資產階級的統計數據未能反映利潤移轉。簡言之，經由獨立供應商從事生產時，由於跨國企業對南方供應商並無所有權，故而跨國企業的帳面上自然不存在年度境外匯入利潤。此與外人直接投資(FDI)的子公司定期將境外利潤匯回企業總部截然不同。利潤在帳面數字上無形無蹤並不表示利潤移轉並不存在(83)。

2.GDP與貿易統計數據視價格為價值。雖然，資本主義運作時，有價格者不必然為勞動的成果，而價格與商品的價值量也不必然對應。若依「價格即為價值」之定義，「附加價值」係指企業支付投入價格與出售最終商品時二者間的價差，若將一企業創造「附加價值」的觀念擴大至一國，GDP遂成為國內所有企業產生的「附加價值」之總和。

Smith一針見血地分析，若以馬克思商品流通的一般形式M-C-C’-M’加以表示，價值的創造只在C-C’階段發生(59)。顯而易見，並非所有的僱傭勞動皆為生產性勞動。看似創造「附加價值」的北方企業僅是競相擴充虛擬資本和從事非生產性活動，所創造「價值」歸根究柢為資本自M-M’的增殖(275)。換言之，GDP和貿易數據所記錄的乃是北方國家於市場從事M-C、C’-M’和M-M’活動的結果，市場並不從事生產，而是用於交換所有權和流通(59)。

由此觀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堅稱，GDP所量度者係「國內」「生產」所創造的「附加價值」，實為一彌天大謊(278)。由於價格、價值混同，北方企業帳面上又無境外匯入利潤，這類學者便可堂而皇之推論，南方勞工對北方國家跨國企業的利潤毫無貢獻(21-22, 262-263)。

但Smith卻力陳「附加價值」即是「占有價值」(value captured, 270)。「附加價值」所量度者是工人產出的價值中為企業所占有的部分。「自勞動密集的資本中所產生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即資產階級俗稱的「低附加價值生產過程」，是「由資本密集的資本所占有」(175)。若工人於一企業體內所產生的價值得重新分配至其他企業，Smith直言，在工資套利軀動的生產大行其道時，跨國利潤流動和價值移轉也必然於南方與北方國家的企業間出現。「占有價值」的概念，準確連結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的勞動、生產、資本、金融的內在關係和矛盾，並且洞澈現象，還原本質。[4]虛擬資本無非是「積累對未來生產的請求權或權證」(Marx 1991: 599)。而現今綿延蔓生的虛擬資本，不僅快速吸納生產轉移所創造的價值，並且不著痕跡地清除了「工業較發展」景象。一言以蔽之，資產階級的GDP和貿易數據以假為真，如此一來，金融、資本體系看似自行其事，實則寄生於生產體系並且再製了生產所隱含的社會、勞動關係和條件。

正是面對著如此盤根錯節的資本、勞動關係，促使Smith再次把探問的視野轉回「第三種增加剩餘價值」的問題。在書中，Smith進一步納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提出的消抵利潤率趨向下降的因素，諸如「把工資壓得比勞動力價值低」（即超級剝削）和大量「剩餘人口」的存在(236-240)。

決定利潤率(p)的因素得由以下方程式顯示。s為剩餘價值。c為固定資本。v為變動資本。當利潤率的分子與分母同時除以v，我們可得出二個影響利潤率的關鍵因素，即剝削率／剩餘價值率(s/v)和資本有機構成(c/v)。[5]

馬克思曾於《資本論》提到增加剩餘價值的三種方式。其一為增加絕對剩餘價值，即延長工作日，從而增加剩餘勞動時間。其二為增加相對剩餘價值，即在工作日長度維持不變的情況下，經由提高工人生產消費產品的生產力，以縮減必要勞動，在此同時相對增加了剩餘勞動。

不過，增加絕對剩餘價值亦有其限制，如工作日無法無限延長。而增加相對剩餘價值時，提高資本有機構成所增加的生產力，就必須跟上變動資本減少所致的變量。由於勞動為剩餘價值的來源，故當變動資本所占的比率微乎其微時，不論剝削率再高，也難以維持利潤率。也因此，Smith斷言，雖然冗長工時普遍存在於低工資國家，但外包與提高絕對剩餘價值或相對剩餘價值的關係不大。就跨國企業而言，引入勞動節約型的科技只是徒增成本。在此情況下，外包遂成為對資本積累之上策(238)。馬克思於《資本論》直指，第三種增加剩餘價值的方式之所以存在，原因在於「機器……逐漸取得一特定生產領域的整體控制」，導致「部分工人階級……不為資本增殖所需，轉化成剩餘人口……充斥於勞動市場，從而使勞動力的價格降低到它的價值之下」(Marx 1990: 557)。尤其，非正式僱傭普遍存在於南方國家，工人卻難以自由跨國流動，迫使勞工不敢失業。易言之，跨國企業將勞動密集的生產轉移時，由於鮮少投入勞動節約型科技，即固定資本，再加以賤價求售的勞動力充斥市場，使得變動資本大幅縮小，如此一來資本有機構成的分子和分母遂各自減少，資本有機構成一減少，利潤率也相對提高(248)。此時一如其它商品交換，超級剝削不單以「平等」交換的形式粉墨登場，更成為南方國家資產階級「與國際接軌」及兜售社會「競爭力」的具體表現(Marx 1990: 280)。

（三）資本主義的系統危機

Smith於書中一再調強，超級剝削的盛行與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其實密不可分。北方國家的跨國企業在1960年代末期便面臨利潤率下降的問題。凱因斯主義者對此卻束手無策。當時北方國家為了「帶動」出口，不僅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政策充耳不聞，更是競相自貶貨幣，再經由貿易，輸出國內工人的忿恚。不過貿易戰爭對復甦利潤率顯然無濟於事。1971年時美國貿易淨出口已由正轉負。由於凱因斯主義者對1970年代的經濟衰退和利潤率下降依然一籌莫展，此時生產轉移遂成為延緩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良方。從前述利潤率方程式我們不難看出資本對獲利如蛆附骨，正因如此，經由超級剝削而得的利潤便難以再次投入生產從而產生「有效需求」。

Smith進一步闡明，資本主義的危機為何屢屢形於「金融」。其因在於北方國家長期維持低利率、降低資金成本、堅持投資罷工、擴張債務、並將其源自於超級剝削而得的利潤不斷投入北方與開發中國家次級市場，「活絡」金融、「振興」房市(281-297)。在此同時南方國家則是將貿易順差的所得用於挹注帝國主義國家的金融投機，以充盈北方國家的資本、金融收支(287-289)。例如美國在2009年稅前企業利潤占GDP的12%，淨投資卻只占GDP的4%(291)，二者的倍數差距和經濟成長停滯不前，再再反映出帝國主義國家近乎毋須負擔資金成本便能擴張虛擬資本，而其食髓知味，自不待言。

但是生產與金融息息相關，資本主義的危機，並非挖肉補瘡便可避免。自1987年10月19日紐約道瓊工業平均指數暴跌以來，其後北方和開發中國家形於「金融」、源於生產的資本主義危機便層出不窮。一如Smith所言，2007至2009年爆發的「北大西洋危機」(the North Atlantic Crisis)[6]正為勞動套利所驅動生產外包所致的經濟金融化之後果(301)。該危機的性質正是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280)。2007年迄今，資產階級對於如何再次延緩該危機已然無計可施，因此戰爭與革命已勢不可免(279)。

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對發動階級戰爭或承認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再次出現之事倒是直言不諱。英國首相David Cameron(2009)已申明樽節絕非一朝一夕，他並要求英國人民停止「不理性」、好生接受「樽節年代」。美國前任財長Larry Summers(2016)更於Foreign Affairs撰文指出，全球經濟已進入「長期停滯年代」。油價下跌只是整體工業商品價格下跌的冰山一角。現任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Janet Yellen(2016)則提出美國必須面對生產力下降與經濟成長趨緩的「新常態」。歐盟(The European Union 2016)則公開於其官方外交與安全政策文件中指明，歐盟為確保貿易、近用航道、海洋及自然資源之權利，軍事力量必須擴張至印度洋、地中海、乃至於幾內亞灣、南中國海和馬六甲海峽。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Christine Lagarde則警告各國撤除貿易保護政策，避免全球政治經濟走向「1914年」的戰前秩序(Donnan, Tett and Fleming 2016)。Lagarde所說的1914年顯然不僅是歷史，更是我們當前的二十一世紀。

列寧在《帝國主義》曾分析帝國主義如何分裂和收買英國工人、知識分子，強化機會主義。故而他指陳，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若未能與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兩相結合，反對帝國主義云云終歸只是謊言(1964b: 302)。[7]既然對立持續加劇，帝國主義與人類未來無法和平共存(310-315)，馬克思主義者理應責無旁貸，挺身批判和抵抗帝國主義。不過，不論在歐洲或美國，卻仍有不在少數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南方勞工飽受超級剝削一事不僅無動於衷，反堅稱北方國家大量引入勞動節約型科技，大幅縮減必要勞動時間，由於北方勞工比南方勞工更具生產力，所以北方勞工比南方工人遭受更多剝削。反觀南方的低工資，也無非是反映後落國家工人的低生產力(219-221)。

對此，Smith於書中明確駁詰低工資對應低生產力一事的悖謬。他指陳，勞動套利的生產全球化在在顯示「北方工人再製生產力所需消費品係為南方低工資的勞工所生產」(220)。換言之，帝國主義國家的消費水平及剝削率是由南方工人的生產力及其工資所決定(220)。Smith援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觀點解釋何以工資高低與生產力無涉(240-243)。我們得回顧馬克思於第一卷第一章所闡明的勞動之內涵，具體勞動表現於產生使用價值，而抽象勞動係體現於價值形成，但「生產力……係指有用的具體的勞動之生產力。……生產力的變化對展現於價值的勞動毫無影響。生產力既為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遂不再與抽離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故而，不論生產力如何變化，同一勞動在相同時間內所提供的價值量是等同的，但在相同時間內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卻有區別」(Marx 1990: 137)。一言以蔽之，身為英國工人的Smith，既深刻檢討英國資產階級的結構，也力行批判始於自身所在的壓迫者國家，並以此重建了馬克思價值理論中所闡揚的國際工人間絜矩、平等與團結的概念基礎。反觀歐洲馬克思主義者，言必稱《資本論》，實則複製資產階級論述，並與帝國主義相輔相成。

二、臺灣的「帝國主義」欲望

我們已於書評第一部分勾勒出Smith如何結合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及列寧的思考，從而分析勞動套利所驅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帝國主義在此階段的特徵。但就Smith分析而言，當他援用馬克思及列寧的理論時，既是在考察、批判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部署，也是試圖開放對弱勢生存處境的關懷，且以此構想政治、經濟條件的基進起點。[8]

不過，我們該如何與Smith的思想交流、對話，從而重新提問、檢視臺灣自身的歷史脈絡？就Smith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大致掌握1960年代前後臺灣如何在特定地緣政經的時空背景中，淪為美、日服飾、玩具、消費性商品和電子產業外包的代工地，同時也促成臺灣躍身成為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轉型」脈絡(41-42)。我們先引用《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書中的兩段描述以延展Smith對全球資本運作的觀察和自省：

……蘋果、戴爾及其他美國、歐洲與南韓、日本企業的產品——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全世界將近百分之四十的消費性電子——是由臺灣鴻海精密工業的子公司富士康所組裝。(22)

……2012年1月，富士康母公司鴻海的董事長郭台銘在參觀臺北動物園時的發言使得輿論譁然，他說：「人也是動物，每天管理一百多萬頭動物，讓他頭痛。」他隨後便向動物園館長請教如何妥善管理他的「動物」。(24)

還原郭台銘的言論。他聲稱：「鴻海全球有百萬大軍，人也是動物，要管理一百萬動物，頭痛得要死」（江逸之　2012）。探討北方跨國企業與南方供應商分進合擊厲行超級剝削，這不僅是Smith所要探究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全球有百萬大軍」、「要管理一百萬頭動物」，這些都是「臺灣」商人的自我表述，而若將「全球」、「百萬大軍」、「管理動物」的意象，與Smith就全球生產外包的描繪兩相結合，我們必須承認「臺灣」充斥著「帝國主義」的元素。但它究竟是意識、還是無意識？我們必須反覆進行歷史化的思考。

事實上，當代臺灣歷史的發展，交雜著許多複雜因素。1949年國民黨來臺的背後，除了表達著戰後中國各種政治、經濟與權力角逐的衝突和矛盾，更同時延伸出區域性競爭的交錯影響。1950年代白色恐怖、威權體制的另一面，則是臺灣在韓戰、越戰的脈絡中，急速朝美國主導的區域協防傾斜。「打倒萬惡共匪」、「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完成領袖遺志」、「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等精神標語，反映出的不僅是臺灣內部從社會空間到心靈空間備戰狀態的常態化，還包括如何由部落、農村擠壓出剩餘人口為「扶植工業」之經濟轉型做出準備（郭俊巖、吳惠如、賴秦瑩、王德睦　2013：73-74；王宏仁　1999：25）。「竹籬笆外的春天」、「到北部找頭路」、「從部落遷徙到都市」所描寫的既是關於臺灣不同族群的問題，更是看似遙遠的區域競爭所帶來的在地脈絡。當時「進口替代」及「出口導向」，誠然使1960年代的臺灣快速地復甦經濟，而與此同時臺灣也主動深化自身在資本主義體系分工下的角色（王振寰　1988：117-143）。

1971年保釣運動激烈展開，臺灣並於同年年底「退出」聯合國。1970年代中期，越戰的結束、島內黨外和鄉土運動的發展，以及中美斷交雖帶來臺灣追求民主體制的立基點，但該時期卻也益發強化臺灣官方和民間資本的迅速配套。整體而言，1980年代諸如以市場決定匯率指標、將黑金引入短期票券市場、利用貨幣市場進行金融操作、放寬銀行放貸利率等政策（謝森中　1990：59-64），其實不僅顯露了臺灣往後朝向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走向，亦同時提供臺灣威權體制在市場「自由化」下轉型的條件。

再回到John Smith所指出的鴻海個案，從遠處來講它背後隱藏著近代知識結構的問題，但由近處展開則包含了先前所描述臺灣在1949年後累積下的歷史能量。實際上，Smith書中的「鴻海精密工業」，其前身是1974年的「鴻海塑膠」，主要生產電視零組件。隨著臺灣1960、70年代經濟的發展，當時石化工業不僅是島內經濟主要的轉型動力，更帶動了煉鋼、機械、電子產業的投入，而下游的人造纖維、塑膠、橡膠、化學製品則為其他產業提供原料及料件（蔡偉銑　1997：158）。這些勞動密集的生產、廉價勞力剝削所牽涉之結構既深又廣，並同時多方影響臺灣幾個世代的生命經驗、知識生產條件，乃至於土地、資源、生態環境。尤其，如把Smith就「鴻海精密工業」轉換至「富士康」之間的脈絡象徵性地拉回到臺灣的1980、90年代，我們不難察覺和臺灣民主化運動同步展開的是臺灣資本充溢於菲律賓蘇比克灣(Subic Bay)、印尼巴淡島(Batam)和越南河內等東南亞各地（黃東煬　2008：48-49）。而中國當時龐大又廉價的勞動市場也同時淪為臺資長驅直入的目標。[9]

以Smith批判「帝國主義」的思考脈絡介入，並描繪出臺灣當代「發展」的歷史軸線，這裡並非意圖增補《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一書中的脈絡差異，我們不外是想指明：「資本並非為物」，僅為北方專屬，唯有行於剝削、支配和增殖，資本方能成為資本(Marx 1990: 932-933)。因此，我們必須回到批判資本體系的理念，觀察本地機制的「帝國主義」欲望及共構性的變形。在當代，臺灣曾極力從威權體制爭取民主化。但在這些過程裡，卻也同樣曾主動和被動地引入外部資本、仲介本地勞動市場，以及再次擴張對海外勞力的剝削和布局。事實上，郭台銘的「動物園學」就是「帝國主義」語言，而它暴露的正是我們的世界觀、我們的遺產，我們的「臺灣經驗」。全球化資本體系帶來的制約、不同時期國家話語的建構及後殖民歷史的主體狀態，都成為理解臺灣與跨區域共構間無法切割的部分，從臺灣自身「帝國主義」的欲望開始描述，為的是要指出全球資本南、北方表面上虛假的二元區別，以及此運作系統是如何遮掩其中的分配不均。批判始於自省。而檢討資本運作及帝國主義欲望之根本核心，則須將視野轉回貼近全球語境裡被驅逐的生命，並以此構想不同於資本主義的世界關係。否則，改革話語，終究只會與剝削和宰制的力量相結合。

三、如何思考「二十一世紀」？怎樣思考當下的世界及「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

在書中結尾的部分，Smith曾再次就「二十一世紀」作出犀利描述。他將歐美銀行在2007年8、9月間浮現的「信貸金融」危機，比對回二戰時在長崎所投下的原子彈，而指出後者是眾所周知二戰結束的象徵，但前者卻代表戰後資本體系過渡期的完成，且以不同形式邁向戰前的世界秩序(281-282)。

事實上，Smith的描述也未言過其實。因為，當下我們所熟知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以及「關貿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即「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前身，皆為1944年由「布列敦森林體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所發展出來的世界經濟架構。為解決戰後經濟衰退，1950年代後的貿易「自由化」，日漸成為帝國主義國家間去除貿易管制、穩定匯率及推動美元為主要貨幣的意識形態。而1970年代，在美國積極的部署下，整個拉丁美洲不僅受制於此三位一體的經濟機制，更淪為新自由主義最早期的實驗場所。[10]

如還要追溯，二戰後的經濟結構實際上前有「布列敦森林體系」，後有「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但仔細觀察當中的變化，則突顯出一次大戰時「凡爾賽條約」(the Treaty of Versailles)的另一種轉型。採取貿易「自由化」、開放融資、放寬外資限制等措施，看似為確保戰後經濟復甦、防止巨大貧富差距引發社會動盪，實則在1970、80年代以降，藉由金融借貸、重整債務等種種誘導和逼促，反使多重掛勾的資本更能滲透各區域。諸如拉丁美洲的智利、阿根廷、尼加拉瓜，乃至於亞洲的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皆反覆上演資本、市場重新整合與瓜分的戲碼。

但前述網絡，所表現的不僅止於全球資本對個別區域的影響，它同時含括不同程度的經濟、政治、軍事自我調控，以維持該系統運作的穩定。尤其，如將此觀察的視野，從二戰後的日本、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菲律賓、印尼等區域，進一步轉往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約旦、以色列等大中東地區，並延展至非洲，我們會發現提供軍事協防、金融轉運、原物料、石油、低價勞力等過程的日常情境，亦為當地民眾歷史經驗的一部分。

毫無疑問，整個二十世紀是從軍國主義興起、種族滅絕、法西斯與極權主義擴張的號角裡揭開序幕，在其中我們既遭遇了不同帝國主義話語置換下的資本系統之變形，也同樣歷經各種社會主義實驗、不同政治經濟改革、民族主義運動、解殖民浪潮，以及隨後的衰頹與轉向。壓迫、改革的衝擊與立即回應，都可能演變為將野蠻(barbarism)的驅力內在化，並朝向帝國主義進行各種制度性的重構，而也暗喻了作為經濟主體的個人，能更去感覺化地對不同生命進行剝削，以回應制度性的需求(314)。

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我們正目睹著一種高度抽象的資本體系能使墨西哥、哥斯大黎加及希臘的勞工在2015年落實全年總工時分別高達2,246、2,230和2,042小時，我們更也目睹著許多地方視移工為罪犯、視難民如寇讎，甚不惜以國家的力量軍事化邊境以防堵勞動人口移動。全球化資本體系的構築與治理，從軍事、科技、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領域，已然彼此體現成意識形態的共構，也似乎放棄探究不同於資本體系的可能性，遂成為另一種沉默。借用Smith的觀點，即為將抵抗「全球價值鏈和生產網絡的議題」讓渡給國家技術官僚與「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家」(220)。

就在描繪出Smith書中關切之時，許多複雜脈絡都迫使某些問題應該進一步地開放討論：究竟該如何思考「二十一世紀」？又該如何思考當下的社會、世界及「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尤其，我們可以不同意Smith回到馬克思價值理論、回到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提議，如果歷史框架讓這些思想充滿限制、或成為教條，但若將他們視為人類首次經歷特定歷史轉折所帶出的感受性位置，而反覆回到近代化、後殖民心靈的難處進行檢討，重新組合不同的思想資源，重探自由、平等、人與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此一知性的追問能否成為構思「二十一世紀」的起點？

最後，可再簡短補充Smith就歐美「金融危機」觀察的後續。2008年11月，二十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the G20)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法國總統Nicolas Sarkozy、英國首相Gordon Brown提議將人民幣納入國際準備貨幣，以支持岌岌可危的歐美貨幣基金制度(Bases 2008; Kirkup and Waterfield 2008)。2009年初，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撰文指陳國際單一貨幣制度缺乏穩定性的種種缺失(Zhou Xiaochuan 2009)。在2014年之前，國際貨幣市場因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操作量化寬鬆，而導致亞洲的日本、臺灣、南韓與拉美的巴西等國家，接連自貶貨幣，如同「貨幣戰爭」(Mattich 2014; Wheatley and Garnham 2010)，並間接造成對跨國勞工的壓迫，也阻礙了國際勞動社會的團結與形成。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巨頭作出裁斷，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5)。

而我們補充此一後續觀察的欲意究竟為何？或許，就讓讀者抱持好奇和疑問與John Smith的《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一同探索。[11]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王宏仁。1999。〈一九五○年代的臺灣階級結構與流動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六期，頁25。

王振寰。1988。〈國家角色、依賴發展與階級關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一期，頁117-143。

江逸之。2012。〈郭台銘「動物園管理學」，抓得住九○後的心？〉，《天下雜誌》。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9520。（2016/08/01瀏覽）

郭俊巖、吳惠如、賴秦瑩、王德睦。2013。〈後工業社會下臺灣都市原住民就業困境之探討〉，《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第三卷第二期，頁73-74。

曾瑋琳、林宗弘。2012。〈解構世界工廠：臺商富士康集團的全球碎裂化專制生產體制〉，發表於「臺灣社會學會2012年會研討會」，東海大學社會系／台灣社會學會，2012年11月24－25日。
http://tsa2012.thu.edu.tw/20121124papers/38.pdf。（2016/08/01瀏覽）

黃東煬。2008。〈我國南向政策成效的回顧與展望〉，《展望與探索》第六卷第十二期，臺北：法務部調查局出版，頁48-49。

蔡偉銑。1997。〈臺灣石化工業發展過程的政治經濟分析〉，《東吳政治學報》第八期，頁158。

謝森中。1990。〈中華民國的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現況與未來政策方向〉，《經濟前瞻》第十七期，頁59-64。

二、外文書目

Albritton, Robert. 2007. Economics Transformed: Discovering the Brilliance of Marx. London: Pluto Press.

Bases, Daniel. 2008. “World Faces New Bretton Woods Moment: Stiglitz,” Reuters UK. http://uk.reuters.com/article/idUKTRE4A58BI20081106.（2016/08/03瀏覽）

Blaut, James M.1997. “Evaluating Imperialism,” in Science & Society 61(3):382-393.

Carchedi, Guglielmo, and Roberts, Michael. 2013. “A Critique of Heinrich’s, ‘Crisis Theory, the La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Profit Rate to Fall, and Marx’s Studies in the 1870s’,” Monthly Review. https://monthlyreview.org/commentary/critique-heinrichs-crisis-theory-law-tendency-profit-rate-fall-marxs-studies-1870s.（2017/09/30瀏覽）

Cameron, David. 2009. “David Cameron: The Age of Austerity,” http://conservative-speeches.sayit.mysociety.org/speech/601367.（2016/09/15瀏覽）

Donnan, Shawn, Tett, Gillian, and Fleming, Sam. 2016. “Lagarde Warns Trump-Style Protectionism Would Hit World Economy,” The 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om/cms/s/2/134aac12-4403-11e6-9b66-0712b3873ae1.html#ixzz4HMfPKoRG.（2016/09/03瀏覽）

The European Union.2016.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https://eeas.europa.eu/top_stories/pdf/eugs_review_web.pdf.（2016/09/03瀏覽）

Frank, Andre Gunder. 1966.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Monthly Review 18(4): 17-31.

Harvey, David. 2005.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7.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inrich, Michael. 201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Volumes of Karl Marx’s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5. “Press Release: IMF’s Executive Board Completes Review of SDR Basket, Includes Chinese Renminbi,”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5/09/14/01/49/pr15540.（2016/08/03瀏覽）

Kirkup, James, and Waterfield, Bruno.2008. “Gordon Brown’s Bretton Woods summit Call Risks Spat with Nicholas Sarkozy,” The Telegraph UK.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france/3205033/Gordon-Browns-Bretton-Woods-summit-call-risks-spat-with-Nicolas-Sarkozy.html.（2016/08/03瀏覽）

Lenin, Vladimir. 1964a. “The Revolutionary Proletariat and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1964b.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2.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1965. “Address to the Second All-Russia Congress of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0.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arl.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 1991.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 1993.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Mattich, Alen. 2014. “Bring on the Currency Wa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blogs.wsj.com/moneybeat/2014/11/21/bring-on-the-currency-wars/.（2016/08/03瀏覽）

Ollman, Bertell. 1971.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John. 2012. “The GDP Illusion: Value Added versus Value Capture,” in Monthly Review 64(3): 86-102.

——. 2013. “Southern Labour–‘Peripheral’ No Longer: A reply to Jane Hardy,”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40: 185-200.

——. 2016.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Summers, Lawrence. 2016. “The Age of Secular Stagnation: What It I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Sweezy, Paul M. 1946.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Dennis Dobson limited.

Wheatley, Jonathan, and Garnham, Peter. 2010. “Brazil in ‘Currency War’ Alert,” The 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om/cms/s/0/33ff9624-ca48-11df-a860-00144feab49a.html.（2016/08/03瀏覽）

Yellen, Janet. 2016. “Transcript of Chair Yellen’s Press Conference,”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mediacenter/files/FOMCpresconf20160615.pdf.（2016/09/03瀏覽）

Xiaochuan, Zhou. 2009. “Refor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BIS Review 41. http://www.bis.org/review/r090402c.pdf.（2016/08/03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