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hn Smith於倫敦Kingston大學講授國際政治經濟學。本文首次刊載於Monthly Review 67, no. 3 (2015)，文章內容節錄自Smith 即將於2016年由《每月評論出版》（Monthly Review Press）發行的新書《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全球化、超級剝削和資本主義的最後危機》（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譯者林封良、周世瑀

引言

生產全球化及生產移轉至低工資國家為新自由主義時代最為重要的動態變化。部分經濟學家所稱的「全球勞動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為其最根本的驅動力量：即歐洲、美國、日本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增加獲利，透過生產外移（即本文所稱「外包」（outsourcing））或引進移工，並以廉價的國外勞工取代本國工人。降低關稅與消除資本流動的障礙鼓勵了生產外移，邊境的軍事化和高漲的仇外情緒對低工資國家工人的遷徙卻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非但未停止工人遷徙，反經限制移工流入而強化了其危殆、次等的地位。結果為工廠及其產品、乃至於擁有廠房和產品之資本家得自由越過美國、墨西哥邊界、輕易跨越了歐洲堡壘的圍牆，為它們工作的人們卻未享有移動的權利。這是全球化的扭曲－一個除勞動人民，其他人、事物皆不受國境限制的世界。

全球工資差距，大多肇因於壓抑工人的自由移動，反映出了剝削率的全球差異所致的扭曲（簡言之，即工人所產出的價值和其所得的工資之差異）。向南方移轉生產顯示了總部設於歐洲、北美、日本的企業之利潤，及由該獲利所衍生的金融資產的價值，乃至於歐、美、日等國國民的生活水準極度依賴對所謂的「新興國家」工人的高剝削率。故而我們應體認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的帝國主義階段，在此階段，經濟本質定義了帝國主義：即北方資本家對南方活勞動（living labor）的剝削。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全球性移轉生產至低工資國家的經驗分析，並指出帝國主義的超級剝削為其主要特徵；[1]第二部分則以馬克思（Karl Marx）價值理論的觀點為依據，回顧1960年代與70年代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及其「正統」馬克思主義批判者的論戰，並反思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的帝國主義理論，最後並以批判性再詮譯馬克思的《資本論》（Capital）為總結。

第一部分：全球化及帝國主義

生產與生產者全球化

生產全球化反映出跨國企業的權力和勢力大幅擴張，其中絕大多數跨國企業皆設於帝國主義國家。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估計「約有80%的全球貿易……為跨國企業的國際生產網絡之一環」，而其中若非涉及企業內部（in-house）的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就是涉及了「領先企業」與其前獨立供應商「一臂之遙」（arm’s-length）的關係。[2]

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或就全球北方觀點所稱的「外包」）是缺乏天然資源的貧窮國家所擁有的唯一資本主義選項。在此架構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製造出口所佔的比例自全球化時代開始之前的5%躍升至千禧年之際的30%（參見圖一），而製造品佔全球南方出口的比例不到十年間成長了三倍，1990年代初期大約維持在60%。圖二顯示了由帝國主義國家觀點所見的劇烈變化。在1970年代，僅有不到10%的製造進口品源自於當時所稱的第三世界，約莫到了千禧年前後，其比例－之於大幅擴張總量－已然成長了五倍之多。[3]

圖一：發展中國家的製造品佔全世界出口的比例

總出口的百分比以黑線表示

世界製造出口品的百分比則以灰線表示

資料來源：UNCTAD Statistical Handbook，http://unctadstat.unctad.org。1955-1995年的數據係由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Archive: Network of Exports by Region and Commodity Group—Historical Series” 而得，http://unctadstat.unctad.org，作者於2009年7月18日取得數據，網頁已不復存在（數據係由作者當時取得）。

圖二：發展中國家製造進口品在已開發國家中所佔的比例

美國以黑線表示

日本以灰線表示

歐洲以虛線表示

資料來源：UNCTAD Statistical Handbook，http://unctadstat.unctad.org。1955-1995年的數據係由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Archive: Network of Exports by Region and Commodity Group—Historical Series” 而得，http://unctadstat.unctad.org，作者於2009年7月18日取得數據，網頁已不復存在（數據係由作者當時取得）。

美國汽車工業的例子具體地說明了這一點。在1995年時，該工業自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別進口了高達4倍的汽車相關附加價值（value-added），2005年時再增加10%，及至2009年，自墨西哥而得的附加價值已然比加拿大高過48%。[4]將生產過程轉移至低工資國家之於歐洲與日本企業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其北美競爭者。一份有關歐盟、中國貿易的研究歸結道：「將較為勞力密集的生產和組裝離岸外包（offshoring）至中國的可能性，為我方面臨高度競爭環境的企業提供了生存及成長的契機」，而「日本電子公司之所以能在美國市場欣欣向榮，其原因即在於日方已將生產線移至中國」。[5]

世界貿易導致一個高度特殊的結構，北方國家企業在此一結構中互相較勁，藉由外包生產以削減成本的能力成為了企業成敗的關鍵，而低工資國家的企業亦彼此激列競爭，各自操縱亟欲求職失業工人過剩的「比較優勢」。然而，北方國家企業通常並不與南方國家企業競爭。[6]此一簡單、卻經常受人忽視的事實也適用於母公司及其（經由外人直接投資）所完全擁有的子公司，而日益受到青睞的「一臂之遙」關係也大抵如此；例如、Primark和其孟加拉供應商、通用汽車與不斷增產通用零件的墨西哥企業，其彼此關係縱使極不對等，卻仍然為互補（complementary）關係，而非競爭（competitive）關係。雖然該特殊結構本身矛盾分歧，也不乏重要例外，但大致的規律已然明確：北方明顯與北方拚鬥，而南方與南方的自相殘殺卻走入了向下競逐（the race to the bottom）的末路，北方與南方的交鋒，即南北企業間交鋒，大體而言付之闕如。在此同時，工人面臨著全球的工資差異、工資壓迫、乃至於各國工人報酬之於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例日益下降。

生產的全球化所改變的不僅是商品的生產、一般社會關係的生產，在轉變界定資本主義之社會的生產關係一事尤其明顯：即資本、勞動關係，北方資本和南方勞動日益概括該關係。「發展中」國家工業就業人數的巨幅成長由圖三可以得知，圖三體現了2010年全球大約有79%或5.41億的產業工人居住於「較不發展的區域」。此為自1950年的34%、1980年的53%大幅成長－相較之下，2010年有1.45億產業工人，或全球21%的產業工人，居住在帝國主義國家。

圖三：全球產業工人人數

較不發展的區域以灰色表示

較為發展的區域以黑色表示

資料來源：自1995至2008年的數據來自於勞工統計資料庫（LABORSTA）http://laborsta.ilo.org及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第5版及第6版，http://ilo.org。前者提供了全數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後者產業別數據則提供了計算產業工人人數的依據；2010年的數據係由外推而得。1995-1990的數據來自於國際勞工組織，Population and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作者於2004取得數據，網頁已不復存在（數據係由作者當時取得）。國際勞工組織的「較為」與「較不」發展的區域大致與當代「先進」和「發展中」的經濟體相對應。

然而，中國屬於部分的例外－特例的原因在於其「一胎化政策」、極速成長及尚未自社會主義完全過渡到資本主義－沒有一個南方經濟體能快速成長一至於斯，使得數以百萬計的進入勞動市場年輕人口和逃離鄉村的貧窮人口得以就業。

全球勞動套利－生產全球化的主要驅力

藉由切斷南方國家中數以億計工人、農民與土地的連帶及鏟除他們在民族產業中受到保障的工作，新自由資本主義加速了一種可受超級剝削之巨大勞動力供給池的擴張。抑制工人流動和與該勞動力供給池龐然激增的相互作用更造成國際工資差距急遽擴大，而世界銀行研究者指出：該差距「超過國界所導致之價格落差的各種形式，其為數量級的，亦或更有甚之」。[7]陡峭的工資差距為北方的資本家提供了增加獲利的兩種不同方式：經由遷出生產至低工資國家，或由其它國家移入勞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相當精確指出這層關係：「經由進口和移民，先進經濟體得以利用全球性的勞動力供給池」，IMF並同時觀察：「貿易是更為重要且較為快速擴張的管道，其因在於許多國家中，移民仍受到高度限制。[8]

IMF所說的「利用全球性勞動力池」，其他人亦或稱之為「全球勞動套利」，而就Stephen Roach觀點，其基本特徵是「以海外素質相似的低工資工人取代本地高工資工人」。[9]時任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的亞洲業務負責人Roach辯稱：「一種獨特且強勁的三大趨勢之匯流正驅動著此全球套利」。該等趨勢為「海外外包機制的成熟……基礎網際網路的連結性……及成本控制」。[10]其中，「成本控制」－即較低的工資－是使全球勞動套利得以生存的要素。Roach進一步闡釋：

在供給過剩的年代裡，企業前所未有地缺乏制訂價格的槓桿。因此，企業必須無情地追尋新的效率。毫不訝異，企業所下的工夫著眼於勞工，這在已開發世界中代表著生產成本的多寡……。故而，經由海外外包獲取發展中國家相對低工資工人的產品，對先進經濟體的企業來說，已成為一種越趨迫切的生存策略。[11]

相較於先前IMF技術官僚的說法，此一關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驅動力之描述，顯然較為充分。但我們質疑，為何Roach以「獲取產品」（extracting product）描述，而非「榨取價值」（extracting value）－畢竟資本家並非著眼於勞動的產品而是內含其中的價值。我們推斷，「榨取價值」一詞使得低工資工人所創造的財富遠高於所得工資一事昭然若揭，換言之，工人遭到剝削－就主流經濟學者而言，此為異端見解。Roach的觀察使我們不得不追問－「在先進經濟體的企業」究竟如何從孟加拉、中國和其它地方「獲取產品」？在「先進經濟體」中，這些工人對企業獲利唯一可見的貢獻是從FDI匯回母國的利潤，但H&M或通用汽車的獲利並無一分可以回溯自它們在孟加拉或墨西哥的獨立供應商；相反的，全部的獲利似乎是由企業自身活動所產生的附加價值。此一難題，主流經濟學因難以解釋從而忽視，只有以佔有價值（value captured）重新定義附加價值（value-added）方能說明；易言之，企業的「附加價值」並非體現於它所生產的價值，而是經由交換所成功佔有整個經濟體的價值之分額，包括自遙遠國家的活勞動中所榨取的價值。佔有價值非但不同於主流理論所主張的創造價值，兩者之間並無對應關係－例如、銀行並未生產價值，卻大量佔有價值。一國的GDP無非是國內企業附加價值的總和，GDP統計數據系統性削弱了南方國家對全球資源的真實貢獻並且誇大「先進」國家的貢獻，因而遮蔽層出不窮的寄生、剝削及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我稱此為GDP假象（the GDP illusion）。[12]

第二部份：剝削理論

依附理論及其批判者

1960和1970年代的依附理論是最早也是最終一個持續致力在馬克思價值理論中建立帝國主義理論的論戰。「依附理論」的崛起受二戰後席捲亞、非及拉丁美洲反殖民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所啟發，並旨在尋求解釋何以領土型帝國（territorial empire）瓦解後，帝國主義的剝削卻依舊延續。

依附理論橫越了廣泛的光譜，從冀望於移除南方國家獨立資本發展障礙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如Arghiri Emmanuel及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即日後的新自由主義的巴西總統），乃至於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資本主義，為本質上的帝國主義，即是它自身障礙的馬克思主義者，像是Samir Amin與Ruy Mauro Marini－以及部分人士超脫了理論批判範疇，以領導革命鬥爭對抗帝國主義及其國內黨羽，最知名的如Fidel Castro和Che Guevara。如此洋洋大觀的改革者與革命者亦有其共同點：首先、他們意識到已開發帝國主義國家和當時被稱之為第三世界（蘇聯與其盟國構成了第二世界）間「不平等的交換」導致財富經後者大規模的移轉至前者；其二、在帝國主義和受其宰制國家的工人間持續擴大的工資與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廣泛反映出剝削率的國際差異（Marini的理論貢獻對第二部份特別重要）。

其影響－社會主義鬥爭的中心暫時從帝國主義核心地區移向了受支配國家－引發了歐洲和北美「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對抗，他們辯稱，從邊陲地區所榨取的資源微不足道，並且一概否認南方國家工人與農民相較於北方更遭受徹底剝削。故而，John Weeks及Elizabeth Dore在1979年與Amin交峰時稱道：「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較高的勞動生產力，並不明確示意著在該等國家工人高水平的生活中構成生活水平的商品交換價值也比較高」。[13]Charles Bettelheim則較為輕率，他在批判Emmanuel的《不平等的交換》（Unequal Exchange）時指陳道：「生產力越是發達，無產階級便益發遭受剝削」。[14]Nigel Harris也類似地評論道，「在其它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勞動生產力越高，支付給勞工所得也就越高（因他或她的再生產成本比較高），他或她遭剝削的程度也更高－此即，勞動者產出的越多，遭其僱主所據為己有的部分也更多」。[15]

依附理論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來臨之前興起並隕落，當「發展中國家」正出口原料及進口製成品時，全球化生產仍在孕育中。諷刺的是，該醞釀期－在1970年代南韓與台灣出口導向工業化正快速地發展－部分地解釋了為何，用Gary Howe的話，「依附理論頓失所依」，因為這些早期工業起飛的案例似乎駁斥了依附理論所主張，帝國主義的宰制阻礙南方國家的工業發展之觀點。[16]

然而，依附理論的努力依然為發展當代帝國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參照點。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轉型大幅削弱了歐洲馬克思主義者的論點。辯稱將生產全球性的朝向低工資國家移轉之事無關緊要，恐怕是難以自圓其說，而歐洲馬克思主義者對此索性置之不理，並且把全球價值鏈和生產網絡的課題留給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家。在此同時，北方國家有較高生產力意謂著較高工資與較高剝削率相互對應的論點已然遭到一個簡單事實所否定：北方工人的商品消費，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南方低工資的勞工所生產。正是南方工人的生產力、南方工人的工資，大抵決定了帝國主義國家的消費水平及剝削率。

不過，歐洲馬克思主義者的論點卻持續傳布至今。因此，Alex Callinicos辯稱依附理論的「重大錯誤是忽視先進經濟體中高水平勞動生產力的重要」，而Joseph Choonara認為，「主張印度或中國工人比美國或英國工人遭受更多剝削是一種謬見」。[17]

但在孟加拉製衣廠、中國生產線與南非鉑礦坑中，極端的剝削率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亦為低工資國家數以億計工人每日的親身體驗。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曾道：「共產主義並非教條，而是運動；它並非從原則推進，而是從事實出發」。[18]剝削率廣泛存在的國際性差異、生產朝剝削率最高之處進行龐大的全球移轉，乃至南方興起的產業工人階級成為重心，是新的、重要的事實，而我們必須從中著手。這些事實是新自由主義時代決定性的轉變，亦為理解全球危機的本質及其動態的關鍵。我們必須以馬克思的理論查考新的事實，從而援用且批判地發展其理論來理解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而非依託馬克思對19世紀生產的評論去否認21世紀超級剝削（及以其為基礎的帝國主義秩序）的現實。

列寧及帝國主義

列寧就民族間（nations）系統性不平等，而導致無產者之間難有系統性平等一事耿耿於懷，他曾指出：「劃分民族為壓迫與受壓迫民族（是）帝國主義的本質」。[19]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書，寫於一戰期間；此書為一行動綱領，旨在揭示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政黨何以於一戰開始之前已然投降、何以一戰的發生，並非脫序或意外、世界的社會革命何以有其客觀之必要，以及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列寧陳指了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階段的基本特徵，這些特徵在帝國主義階段初期已歷歷可見，財富集中、金融資本興起、壓迫與掠奪弱小民族以及軍國主義肆虐尤其明顯。列寧當時未能探究價值在全球化生產過程中係如何產生，因為這過程只在資本主義發展較晚的階段才出現。後果為，時至今日，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與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二者間不免脫鉤。連貫兩者是一重要工作，此處篇幅僅能約略說明列寧所觀察到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階段的二個關鍵特徵：壟斷與資本輸出。

列寧一再重申區分世界為壓迫和受壓迫民族，及該區分之政治與經濟的重要涵義，而帝國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此往往偏廢，卻側重列寧所言的帝國主義間的競爭與「帝國主義之經濟本質為壟斷資本主義」的論點。[20]壟斷一詞普遍出現於資產階級及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以描述與生產、分配、品牌權利金、金融、資本集中、政治與軍事力量相關的種種現象，和其它。其中大多關乎價值的分配，卻無關價值的生產。帝國主義的價值理論必須明確區分兩者，此外，體察帝國主義利潤的來源並不在於任何形式的壟斷－即使壟斷型的企業足以助長壟斷條件的形成－而在超級剝削，這個事實使我們回到民族的壓迫的主題。

列寧在《帝國主義》一書寫道，「資本輸出，即帝國主義首要的經濟基礎之一…為以剝削海外國家和殖民地勞動為生的國家打上了寄生的戳記」。[21]此一觀點與當代資本主義正相切合，帝國主義的跨國企業及零零總總的服務提供者及受僱者瓜分了自超級剝削而得的戰利品，國家又取得其中的絕大部分。不過，援引列寧的深刻見解據以解釋當代帝國主義時，卻發生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例如，蘋果及H&M並未輸出資本至孟加拉與中國－iphone手機和成衣係由一臂之遙的生產過程產所產出。[22]

著眼於事情的本質，而非形式（資本輸出為其形式）即可解決此一問題。列寧曾道，為了剝削海外工人的勞動，帝國主義者不得不輸出部分資本，原因在於帝國主義者所積累的財富已達特定規模，龐大的剩餘價值需要轉化成為資本，例如、自我擴張的資本，已超出自其國內勞動人口所能榨取的剩餘價值。一如Andy Higginbottom所言，資本輸出與民族壓迫習習相關。「資本輸出表示資本、勞動關係必然以新的形式出現，而北方資本與南方勞動，再再顯示資本、勞動關係於民族壓迫的條件下輸出」。[23]資本主義演化的異乎尋常之處在於跨國企業，尤其是自1980年起，得以佔有從低工資國家工人身上所榨取的剩餘價值，卻又毋須輸出資本至該國。至此，先將上述對列寧就帝國主義理論貢獻過於簡短的討論作一小結，眼下亟待解決的工作為概念的形成，此一概念須結合帝國主義的經濟本質（壟斷資本主義）及其政治本質（劃分世界為壓迫及受壓迫民族）。二者皆須以馬克思在《資本論》所發展出的價值規律加以體現。就Higginbottom所言，整合，是一條達成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及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合題（synthesis）的道路。為了展開合題，我們必須將時間再回溯半個世紀，使其與馬克思的巨著緊密連結。

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帝國主義理論

批判依附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被稱之為「正統」的原因在於他們引述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片段，並以此拒卻超級剝削及「不平等交換」的概念，而對該片段的膚淺詮譯似乎又言之成理。馬克思在《資本論》有一簡短專章討論「工資的國家差異」，他論斷即使英格蘭工人的工資高於德國或俄羅斯，英格蘭工人卻有可能受制於較高的剝削率。「時有所見日工資或週工資在前一國家高於後一國家，然而勞動的相對價格，例如勞動價格及剩餘價值和產品的價值相較，在後一國家卻高於前一國家」。[24]此即Weeks、Dore、Choonara及其他人所採取的論點，然而有三個理由得以解釋為何馬克思的觀點無法適用於當代的南北關係。

首先，馬克思用以比較的三個國家－英格蘭、德國、俄羅斯為相互敵對的壓迫者國家，皆亟欲建立自身的殖民帝國。現下全球南方已爭得自由的國家並不能視為類同於19世紀德、俄的「低度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再者，20世紀末帝國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與19世紀英、德、俄之間的貿易截然不同。當時，不僅各國工人消費國內所生產的產品，每個資本家也消費該國所培植的勞動力－此一時期早於「價值鏈」的轉包、外包等。其三、馬克思所舉的例子已假定諸如德、英各國的資本家競相生產近似的產品，然而，就前文所述，當代南北貿易並非如此。最後一點的重要性將於以下討論。

馬 克思賦予《資本論》剖析價值關係的資本主義形式之任務，以期發現剩餘價值的來源及其本質，而現下我們的任務則是理論性理解資本主義發展的當前帝國主義階 段。馬克思的說明，清楚顯示了其研究所需的抽象層次，「即使工資及工作日在不同生產部門間，乃至於在同一生產部門的不同投資之間的平均化，會因種種區域性障礙而受阻，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之推進，使一切經濟關係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宰制，平均化便會漸趨實現」。[25]馬克思將工資差異視為暫時或偶然的因素，資本和勞動的不斷變異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消失，故而該因素可於分析時完全排除。「即使關於該阻力（區域性障礙阻礙工資的平均化）的研究之於專門從事工資研究至關重要，然而由於該阻力係為偶然的和非本質的，故而我們對資本主義生產進行一般研究時，大可忽略」。[26]

此一抽象層次顯然與我們的任務相扞格；現今遭瓜分的世界，更與馬克思對工人間能立於平等的期望大相違背，所以我們不該再對「區域性障礙」置而不問。

「增加剩餘價值的第三種形式」[27]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深入分析了資本家竭力增加剝削率的二種方式：藉由延長工作日，從而增加「絕對剩餘價值」；以及透過提高工人生產消費產品的生產力減少必要勞動時間，進而增加「相對剩餘價值」。他在幾處提到了第三點：「將工人工資壓低至其勞動力價值以下」也得以延長剩餘勞動時間，而馬克思補述道，「儘管此一方法在實際運作上至關重要，然而我們現下卻捨棄了納入此法，因為我們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勞動力在內，皆是按其十足價值買賣」。[28]

「將工人工資壓低至其勞動價值以下」於兩章後又再次提及，在討論到「機器……逐漸取得一特定生產領域的整體控制」對勞工的影響，及導致「一部分工人階級……變成剩餘人口……充斥於勞動市場，從而使勞動力的價格降低到它的價值之下」。[29]此一事實的當代相關性幾乎不言而喻。由於現代生產方式難以廣納足夠工人防止失業率攀升，極大部分的工人階級在全球南方已然「成為剩餘人口」，而此事，在我們尚未考量低工資國家中更為嚴峻的勞動體制之前，業已展現強大力量致使「勞動力的價格降低到它的價值之下」。

《資本論》的第三卷，在討論「反作用因素」（counteracting factors）阻礙利潤率趨向下降時，馬克思又再次簡短提到了增加剩餘價值的第三種管道。該反作用因素之一，「工資被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僅用兩短句處理：「和其它許多可能在此提到的事物一樣，它與資本的一般分析無關，並不屬於本研究所考察的競爭之範疇。但它是阻礙利潤下降趨勢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30]馬克思不僅只將工資削減到低於它們的價值以下擺到一旁，他更進一步判辨，必要時對他「資本的一般分析」，也必須放寬，若是我們要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不同國家剩餘價值率的差別和今後各國勞動剝削率的差異是完全超出我們當前的研究範疇」。[31]然而正是此處必須形成當代帝國主義理論的起點。工資套利所驅動的全球化與絕對剩餘價值並無對應。冗長工時在低工資國家極為常見，但勞動時間的長短卻並非外包企業最主要的引人之處。它也無關相對剩餘價值。必要勞動大體上並非經由新科技的運用而削減。固然，外包往往被視為投資新技術的替代選項。可是，它確實顯示了超級剝削。一如Higginbottom指出，「超級剝削是……界定了帝國主義遭隱藏的普遍本質….…這並非因為南方工人階級產出了較少的價值，而是因為他們益發遭受壓迫與剝削」。[32]

結論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經驗分析揭露了，在低工資國家普遍存在較高的剝削程度所生的全球勞動套利，已然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基本驅動力。在我們回顧馬克思《資本論》後，最重要的發現是，關於增加剩餘價值的第三種形式，其重要性為馬克思所強調，卻也遭一般性理論所排除。此部分是在世界格局下復興馬克思主義唯一可行的堅實基礎。此一重要發現也讓我們察覺歷史中新自由主義的位置。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評論道：

只要資本尚且薄弱，它得依賴往日生產模式的支撐……一旦資本感覺自身壯大，它便拋開該支撐物，按其規律行進。當資本開始感到自身成為發展的限制時，它便經由限制自由競爭的各種形式中尋找避難所，以使資本的統治看似更形合理，但在此同時卻也預示了資本的解體和依賴資本的生產模式之解體。[33]

此與列寧的論點驚人地近似，

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很高的階段，資本主義的基本特性開始轉化成自身的對立面，資本主義從過渡時代的特徵進展到更高的社會經濟結構，並已成形和表露無遺時，資本主義據以轉變成了資本帝國主義。[34]

資本主義的興起仰賴「原始累積」（primitive accumulation）最野蠻的形式，例如運送數百萬非洲奴隸、殖民掠奪，以及鴉片走私。在資本主義達到其成熟階段並且掌控所有生產過程時，競爭蓬勃發展、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得到充分表現。最後，在衰退期，資本主義越發依賴自由競爭以外的形式－即壟斷、國家大加干預經濟生活的各層面、「掠奪式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帝國主義－以謀存續，而其代價為資本主義扭曲的運作規則和豎立起生產力（productive forces）擴張的新阻礙。

我們應如何貫串此一年譜與本文所述增加剩餘價值之三種形式？資本主義尚未成熟時，增加絕對剩餘價值－即延長勞動時間至超過體能極限－居於上風。一旦資本得以掌控生產過程，相對剩餘價值－即經由改良技術從而減少生產工人的消費品所需的時間－則成為主要的形式，但這始終取決於更為殘酷及更為古老的宰制形式之持續，在受支配國家尤其如此。在新自由主義時代，日益佔上風的資本、勞動關係形式為全球勞動套利，例如，憑恃佔有手段，資本主義得以國家壓迫，在「新興國家」中迫使勞動力的價值下降。如此構成了增加剩餘價值的第三種形式，亦是當今資本、勞動關係最主要的形態。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正首當其衝，而在帝國主義國家廣大的勞動人民亦面臨窮困。對低工資國家中新興、年輕與女性無產者的超級剝削在1970年代曾一度挽救陷入頹勢的資本主義。當下，連同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工人的使命即是掘一墓坑－以埋葬資本主義並由此捍衛人類文明的未來。

Notes

1.       因本文之目的，「超級剝削」一詞係指高於全球平均值的剝削率。本文申言，超級剝削，在低工資國家普遍存在。

2.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Switzerland: United Nations, 2013), http://unctad.org/en.

3.      The trace for Europe, generated by subtracting intra-EU manufactured imports from the EU total, begins in 1995 because data is only continuous since the EU enlargement of that year.

4.      Data from the OECD’s “Trade in Value Added” database, http://stats.oecd.org, which reports the value of exports net of imported inputs.

5.      Ari Van Assche, Chang Hong, and Veerle Slootmaekers,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eassessing the Evidence,” LICO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Discussion Paper 205/2008, 15, http://feb.kuleuven.be; “The Great Unbundling,” Economist, January 18, 2007, http://economist.com.

6.      For proof of this, see Ricardo Hausmann, César Hidalgo, et al.,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2011, http://atlas.media.mit.edu.

7.      Michael Clemens, Claudio Montenegro, and Lant Pritchett, The Place Premium: Wage Differences for Identical Workers across the US Borde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671 (New York: World Bank, 2008), 33,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

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07 (Washington, DC: IMF, 2007), http://imf.org.

9.      Stephen Roach, “More Jobs, Worse Work,” New York Times, July 22, 2004, http://nytimes.com.

10.  Stephen Roach, Outsourcing, Protectionism, and the Global Labor Arbitrage, Morgan Stanley Special Economic Study, 2003, http://neogroup.com, 6.

11.   Ibid, my emphasis.

12.  John Smith, “The GDP Illusion,” Monthly Review 64, no. 3 (2012): 86–102.

13.  John Weeks and Elizabeth Dor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the Causes of Backwardnes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6, no. 2 (1979): 71.

14.  Charles Bettelheim, “Some Theoretical Comments,” 附錄於Arghiri Emmanuel,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in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London: NLB, 1972), 302.

15.   Nigel Harris, “Theories of Unequal Exchang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 no. 33 (1986): 119–20.

16.  Gary Howe, “Dependency Theory, Imperi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rplus Value on a World Scal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8, nos. 3/4 (1981): 88.

17.   Alex Callinicos, 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179–80; Joseph Choonara, Unravelling Capitalism (London: Bookmarks Publications, 2009), 34.

18.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vol. 6, 303

19.  V.I. Lenin, “The Revolutionary Proletariat and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4; originally 1915), 407.

20. V.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2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4; originally 1916), 266.

21.  Ibid, 77.

22. 資本輸出有三種型式：外人直接投資、間接投資（以股份和金融債券形式出現，不同於外人直接投資，間接投資無法使投資者大權在握）、借貨資本。

23. Andy Higginbottom, “The System of Accumulation in South Africa: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nd Capital,”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45, no. 2 (2011): 268.

24. Marx, Capital, vol. 1, 702.

25.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91; originally 1894), 241–42.

26. Ibid.

27.  剩餘價值第三種形式的重新發現為一重大突破，係由Andy Higginbottom所提出，“The Third Form of Surplus Value Increase,” paper a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ference, London, November 27–29, 2009.

28. Marx, Capital, vol. 1, 430–31.

29. Ibid, 557.

30. Marx, Capital, vol. 3, 342; 我強調。

31.  Ibid, 242.

32. Higginbottom, “”The System of Accumulation in South Africa,” 284.

33. Karl Marx,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1973), 651. 感謝Walter Daum指出這篇相關的文獻。

34.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265.

譯按：本譯文曾參照考郭大力與王亞南所譯的《資本論》、中文馬克思主義者文庫之《資本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政治經濟學批判》、苦勞網之《GDP假象：附加價值vs.佔有價值》（The GDP Illusion: Value Added versus Value Capture）。

譯者：林封良為台灣國立交通大學文學博士。周世瑀為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