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hn Smith（工人、首屆Paul A. Baran-Paul M. Sweezy紀念獎得主、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

譯者：周世瑀（工人、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林封良（工人、臺灣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博士）

Smith 的文章A Critique of David Harvey’s Analysis of Imperialism原刊載於2017年8月26日《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該期刊及作者已授權中譯，供非商業及教育使用。

本譯文曾參照：郭大力與王亞南所譯的《資本論》(2014) (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馬克思主義文庫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譯者序 (原刊載於2018/01/25 關鍵評論)

國族仍是用以改進人類狀況最佳的手段。                                                           

                                                                                   川普(Donald Trump 2017)

John Smith是當代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Smith (2016)在《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全球化、超級剝削和資本主義的最後危機》(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就曾對David Harvey歐洲馬克思主義(Euro-Marxism)的立場，提出了深刻批判。2017年8月26日Smith 再度嚴詞批判Harvey。Smith 指斥，Harvey是個帝國主義的否認者，而Harvey直至目前，卻未對Smith的批評作出回應。 

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Smith批駁Harvey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Harvey否認利潤率趨向下降的法則(The Law of the Tendential Fall in the Rate of Profit)，也不認為資本主義帶來的系統性危機與利潤率下降有任何關聯。其二、Harvey身為北方國家馬克思主義者，不僅否認北方帝國主義國家對南方工人的剝削，而他企圖改革經濟結構的論點，卻又輕忽資本主義運作的實際動力。 

Smith與Harvey之爭非但是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問題，也是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面臨自身所處的國家厲行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時，如何省察國族主義建構而重新團結勞動與受壓迫者的問題。事實上，Smith與Harvey間思想上突顯的差異，有其脈絡可循。猶如，列寧(Vladimir Lenin)與考茨基(Karl Kautsky)就帝國主義本質為何的論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階段或是政策？資產階級國家為追求資本積累的結盟合縱究竟是重新劃分勢力範圍並且分贓或是走向世界和平？  

Harvey對《資本論》(Capital)和帝國主義的詮譯，仍未跳脫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格局。以下，我們可以先回顧《資本論》就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討論，再檢視Harvey的解讀。希望藉由釐清Harvey訴求和團結的對象究竟為何，幫助讀者理解列寧在1914年之前「將帝國主義戰爭轉化成內戰」(Lenin 1946) 之呼籲並不只是百年前的歷史，也是身為工人的我們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必須面對的抉擇。這也是，我們對Smith與Harvey兩人的交鋒，以及Harvey的緘默絕不該等閒視之的緣由。

1.利潤率為何趨向下降？

當代的馬克思經濟學者，例如Guglielmo Carchedi (1992)、Alan Freeman (2015)、Andrew Kliman (2007, 2011, 2015a, 2015b)、Fred Moseley (1991)、Michael Roberts (2009, 2015, 2016)、Anwar Shaikh (2016) 透過探討利潤率趨向下降，試圖以實證研究佐證該法則對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解釋力。本文限於篇幅，只能 簡單描述《資本論》就利潤率的討論。                                                                                     

馬克思(Karl Marx 1991)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篇以極大篇幅指出利潤率趨向下降的重要。一般來說，決定利潤率(p)的因素得由以下方程式顯示。s為剩餘價值。c為固定資本。v為變動資本。當利潤率的分子與分母同時除以v，我們可得出二個影響利潤率的關鍵因素，即剝削率／剩餘價值率(s/v)和資本有機構成(c/v)。 

p     =s/(c+v)

        =(s/v)/(c/v+v/v)

        =(s/v)/(c/v+1)

從以上的方程式，可歸納出三種情況。其一，若剝削率維持不變，而資本的有資構成增加，利潤率便會下降。情境二，若剝削率和資本有機構成二者皆增加，但前者增加幅度卻不及後者，利潤率便會下降。反之，前者增加幅度高於後者，利潤率則會上升。情境三，若剝削率增加，而資本有機構成不變，利潤率便會增加。由此觀之，利潤率趨向下降的法則並非線性規則，而是辯證觀點，下降或上升皆構成了該法則的一部分(Carchedi and Roberts 2013)。情境二與情境三的利潤率上升正是資本家為了抗衡利潤率趨向下降所採取手段。Harvey 對利潤率的理解和馬克思主義截然不同，我們之後會再討論。

馬克思指出，利潤率趨向下降係「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漸次發展之獨特的體現」。他直言，自Adam Smith以來的政治經濟學，對此一問題，一再思索，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而此一難題至此已獲解決 (Marx  1991: 319)。 

相信讀者不免疑惑，若資本的有資構成增加，會使利潤率趨向下降，資本家為何仍競相引入勞動結約型科技，作繭自縛？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曾以「超額利潤」(surplus profits)的概念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矛盾。他指出，當某個資本家採用尚未普及的新生產技術，提高工人生產力，即使他的商品售價較其競爭者為低，卻仍然高於該商品的價值，因此該資本家便能自其中獲得「超額利潤」，即高於一般水平的利潤 (Marx 1991: 345)。換言之，在工作日長度維持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家傾向以新科技縮減必要勞動，並相對增加剩餘勞動。 

馬克思指陳，「利潤率下降和加速積累」皆是生產力發展的「相同過程之不同表現」。資本「積累涉及工人的大規模集中，從而使資本有機構成增加，故而加速利潤率的下降」(Marx 1991: 349)。逐利為驅動資本擴張所必需，長期而言，資本有機構成漸增，利潤率便會趨向下降。 

馬克思並進一步闡釋利潤率下降與資本主義危機的關係。他指出：「總資本的增殖率，即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一如資本增殖係生產的唯一目的）」(Marx 1991: 349-350)。「利潤率的下降會延緩新的獨立資本之形成，進而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發展的威脅；利潤率的下降…..促進…...投機、危機並導致資本過剩」(Marx 1991: 350)。利潤率趨向下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生產力的發展….的特有限制」，此事「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局限和其僅為歷史、過渡之性質」(Marx 1991: 350)。

2. 資本家如何反擊？

不過，馬克思提醒我們，資本家不會坐以待斃，大幅增加剝削率和減緩資本有機構成的增加，可於短期內消減或對抗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資本必須依賴國家力量加以積累，帝國主義國家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抽剝，正是資本家暫時消減利潤率下降的方式。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經由貿易，資本家可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因為當地發展程度較低，使用奴隸和苦力，剝削程度較高，故而利潤率也比一般為高(Marx 1991: 345)。 簡言之，「超級利潤」(superprofits)並不仰賴勞動節約科技，而是依賴「較高的剝削程度」。此一觀念與「超額利潤」相對。 

列寧(Vladimir Lenin)在1916年的書寫中也曾提及超級利潤。他指出，壓迫者國家的資產階級經由剝削受壓迫者國家的工人獲得超級利潤(Lenin 1964a)。值得注意的是，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從未提及利潤率趨向下降一詞。不過他指陳「資本輸出」為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階段的特徵。資本主義之所以為資本主義，正因為「剩餘資本不會用以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會輸出……到落後國家，以提高利潤。在此等落後國家，通常利潤高……資本稀少，土地價格低，工資低，原料便宜」(Lenin 1946: 688) 。我們不難看出資本輸出是為了抵消利潤率下降。殖民地或半殖地「工資低」故而剝削率高，「資本稀少」故而資本有機構成低，如此一來，資本在該地「通常利潤高」。 

一如馬克思，列寧所提的超級利潤，與帝國主義國家以貿易之名，行抽剝之實，密不可分。Smith (2016)所提的帝國主義理論，正是將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二相結合。而全球勞動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所驅動的生產全球化和超級剝削，即將工資壓到比勞動力的價值低，正是其中的核心概念。 

因為利潤率趨向下降是資本主義的致命傷，資本主義又僅為過渡和歷史的性質，當帝國主義國家將全球南方納入其「剩餘價值生產體系」時(Smith 2012, 2016) ，資產階級同時製造了自身的「掘墓人」(Marx and Engels 1910: 29)。故而Smith堅持，我們必須以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推翻資本主義。

3. Harvey 如何曲解利潤率？

國族正是資本主義分化國際工人階級團結的利器。資本跨國積累始終以國家為根據地。Harvey言必稱馬克思，卻否認美國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南方低工資工人。Harvey辯稱，「若利潤率趨向下降的法則是正確的，（因競逐相對剩餘價值而）普遍引入勞動節約科技，則會使受資本僱傭的勞工趨向減少……但在檢視了全球勞動參與率後，我們卻看到全球勞動力的大量增加。」(Harvey 2015: 50) 

Harvey對利潤率趨向下降另闢蹊徑的解釋，相當另人訝異。全球南方僱傭工人的增加雖不屬於情境一，但分子的變化可能為情境二或情境三。若無實證研究分析剝削率和資本有機構成二者的實際變化(Kliman 2010a, 2010b; Callinicos and Choonara 2016)，我們難以證明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舛誤。然而Harvey對剝削率的分子與分母變化如何影響利潤率一事毫無興趣。依他所見，全球勞動人口不降反升，不僅證明了機器並未取代人力，也說明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與利潤率趨向下降無關。 

Harvey看待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方式倒是值得玩味，只要不屬於利潤率趨向下降的原因都有可能。Harvey認為，他能提出「更好的方式思索危機的形成」，從而自「資本循環的分析」著手。如「金錢資本稀少」、「勞工問題」，「科技與組織變動的失衡」、「欠缺有效需求」皆為原因  (Harvey 2010a: 117) 。 

Harvey力陳，世界充滿「變易與複雜」，並無「無單一因果理論」可以解釋「危機的形成」，尤其像是「馬克思經濟學者所說的……利潤率趨向下降」。他主張，危機的形成與「金融體系」密不可分。企業「壓低工資從而壓抑有效需求」也是原因之一。而憑藉「信貸系統」可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Harvey 2010b) 。

但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並非馬克思主義，而是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若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原因歸根究柢在於「欠缺有效需求」，工人階級何須推翻資本主義？我們只要冀望於資產階級左翼政府「改革」資本主義，提高「有效需求」即可。對英國歷史不太陌生的讀者或許知道，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對工人階級視若寇讎。他明言，「階級戰爭時我會與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在同一陣營」(Skidelsky 2005: 371) 。 

列寧(Lenin 1964b: 387-388)曾道：「社會主義形於言、沙文主義形於行……的徵象，就在於此類「社會主義領導人」……趨附「本身的」國族資產階級利益以及「本身的」國家利益，……絕大多數所謂的大國已然剝削和奴役許多弱小民族。帝國主義戰爭正是為了分贓和重新分贓而戰。不與機會主義者的偏見進行「國家」問題的鬥爭……勞動人民便無法擺脫資產階級影響。」 

Smith 並非不知南方次帝國的資產階級不僅不以北方所行的剝削壓迫為戒，反而深好國際勢力重組和資本輸出。但是他本著批判始於自省，矛頭首先指向自身所在的壓迫者國家。Smith對北方國家的批判，絕不應成為南方資產階級用以保衛「『本身的』國族資產階級利益以及……國家利益」的工具。Harvey 的國族主義成見絕非個案。全球南方滿口社會主義，滿腦子資本積累的左翼，不僅所在多有，比起Harvey更是等而下之。因此我們在觀察和理解Smith與Harvey之爭時，應當先自省Harvey與南方國家左翼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若將Smith與Harvey的論戰放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脈胳，此事彰顯了國家雖有南北，資本卻無分南北。正因國際工人階級終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我們既無祖國，也不分南北。

譯文 (原刊載於2018/01/25關鍵評論)

《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編按：在2017年3月《每月評論》一篇對Richard Seymour (2017: 21)的訪談中，採訪者Michael Yates提出了有關帝國主義的問題。Yates 指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David Harvey「表明全球南方國家正在榨取富有國家的財富。」(Richard Seymour 2017: 21) 具體而言，Yates 引述Harvey：

即便認為，帝國主義舊有的分類難以解釋當代，我們卻不否認，一切複雜的價值流動，在世界一處擴張財富和積累權力時，也同時損害世界的另一處。我們僅是認為，該流動較為複雜，且經常轉變流向。例如，歷史上財富自東方流入西方已持續了兩個世紀，而過去三十年來，已遭逆轉。

Seymour 表示，Yates對Harvey的詰難太過強烈。引用Harvey的前述段落源自於Harvey對Prabhat Patnaik和Utsa Patnaik所合著的《帝國主義理論》(A Theory of Imperialism)(Patnaik and Patnaik 2016: 169) ， 該段係指全球南方中相對富裕的國家，如台灣和南韓，「成了『次帝國主義』」。

每月評論出版社發行的《二十一世界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的作者John Smith (2016)，對Seymour 詮釋Harvey文意的方式不以為然。接下來，為Smith就此事的討論。Smith的見解，係由Smith寄給Michael Yates 的數封電子信件和許多檔案編輯而成。Smith已審視本文內容，以確保正確傳達他的觀點。 

一、帝國主義的否認者(Imperialism Denier)

David Harvey否認帝國主義，而他《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及許多相關資本主義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歷史的研究，利用他馬克思主義者備受推崇的身份，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問題上誤導讀者：價值和剩餘價值由全球南方(我將東亞的低工資國家也列入其中)流向帝國主義中心，此一流向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規模和重要性益增。

依據Richard Seymour的引述， Harvey力陳，「歷史上財富自東方流入西方已持續了兩個世紀……該趨勢在過去三十年來已遭逆轉」，這與台灣、南韓成了「次帝國主義」或許有關。我看不出有《新帝國主義》一書中有任何證據能支持該引述。此外，Harvey所強調的「東方」現下正在剝削「西方」一說，是逐字重複他 2014年《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的說法：

在許多開發中國家人均所得增加後，各國之間全球財富分配和所得的差距，已大幅減少。過去兩個世紀，財富自東方流向西方已被東亞躍升成全球經濟的動力所逆轉。全球經濟能自2007至2009年的創傷後復甦(儘管仍衰弱)，皆源自2013年後市場「興起」(主要是金磚四國)的快速擴張。此一移轉還擴及非洲，看來，這也是全球中能從此危機幾近全身而退的一個地區。(Harvey 2014: 170)

Harvey這段話中，無疑是明確地在論證北方和南方間價值轉移的逆轉是個通案，而這並不侷限於台灣和南韓的特例。 

Harvey否認生產外包至低工資國家便是美國、歐洲、日本跨國企業，或直接、或間接，迅速擴大對南方勞工的超級剝削(super-exploitation)，他又言及，此一轉變顯示帝國主義已成過往而非帝國主義達到顛峰，這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向來是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主流觀點－雖然這類否認帝國主義實際情況的觀點遭遇了重要抵抗，如和《每月評論》以及基進政治經濟學協會(the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志同道合的學者和運動者，尤其如此。底下本文，加入我《二十一世界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的節選，透過David Harvey幾部著作，也回顧其備受稱譽的《資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追溯他否認超級剝削及由此所導致的南方北方剩餘價值之流向。這些提供許多額外的佐證，說明Michael Yates就David Harvey的觀點言之成理。 

其中明顯的是，在David Harvey《資本之謎》(The Enigma of Capital)一書，我們不但找到他先前複述「東方」榨取「西方」財富的說法，更可找到它的起源。Harvey深有同感地引用「歐巴馬(Obama)在總統大選後不久美國國家情報會議(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對2025年後就世界情勢所公布的模糊評估。或許，這是首次有美國官方機關預測，2025時……美國將失去主導地位…..尤其，『西方的財富和經濟權力，將前所未見地持續轉移至東方』。」而Harvey寫道，「此一『前所未見的轉移』逆轉了十八世紀以來歐洲、北美的興起是長期榨取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的財富。」(Harvey 2010a: 34-35) [1] 

在別處，Harvey則點出「設於美國之企業，因剩餘資本充斥，早在1960年代中期便開始離岸生產，但此變化直至十年之後才大行其道，」(Harvey 2010a: 16) 將生產移轉至「世界上任何一處，最好是勞工和原料更便宜的地點，」是由美國資本家採取對內不投資，對外輸出資本(或直接由外人直接投資，或間接透過資本市場)的決定所驅動－這意味著，帝國中心城市(metropolitan)之於受其所制之經濟體(recipient economies)，權力更形增加，並變本加厲地剝削該經濟體的活勞動(living labor)。正因如此，以「帝國主義」一詞正名，尤為必要。我們可從Harvey在《新帝國主義》一書中找到他如何自圓其說，他說道：

跨國資本主義企業…...可能在一個、或其他國家都有基礎，並以帝國主義先前階段難以想像之方式，擴張至世界各地(列寧和希法亭(Hilferding)所描述的托拉斯(Trusts)、卡特爾(Cartels)皆與特定國族密不可分)。(David Harvey 2003: 176–77)[2]

換言之，「全球資本」既無來歷、亦無領土、無人形，它從生產轉移到低工資國家獲利，而非美國、歐洲的跨國企業以及坐擁該等企業的資本家。Harvey對Prabhat Patnaik新作的評述倒是大不尋常，就我所知，這是Harvey首次在著作中提及超級剝削。

熱帶和亞熱帶的陸地具有一個廣大的勞動後備(labour reserve)，該處條件有利於超級剝削。過去四十年來(也是不久前)，資本更為急切地調動勞動後備，經由工業發展，追求更高利潤。若有任何一張地圖能彰顯熱帶陸地的特性，加工出口區分佈的地圖便是如此，90%的加工出口區位於熱帶陸地。正是此勞動後備構成誘因，而非農業基礎(儘管，部分無產者化的形成，在當地仍如社會再生產受照顧，而與此同時，資本以付出低於生活工資的形式剝削勞工，重要性無庸置疑) 。(Harvey 2016: 165)[3] 

Harvey雖未定義超級剝削，卻援引這個詞彙，也算邁出重要一步。不過，他雖出發了，又半途而廢：「資本」在文中仍是個無實體、無領土的抽象概念，資本並非是總部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跨國企業，如此一來，Harvey便可迴避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此即，這個新的和極為重要的發展表示價值正大舉從低工資國家流向帝國主義的中心。

Harvey的書寫，似乎意在掩飾當代帝國主義的剝削，而非使其顯露原形－例如，在前述段落之後的同一頁，他寫道： 

勞動後備在母國中心和在邊陲的區別，近來以因全球化而大幅減少(Smith：說得如同移民管制已緩和，而非加劇！)，我們當可合理論斷資本、勞動的對峙已在世界經濟中更為統合(Smith：要真是這樣就好！！！)。(Harvey 2016: 165) 

一言以蔽之，Harvey的「東方」現下正剝削「西方」之說，與他否認生產的全球性移轉至低工資國家正意味著帝國主義剝削的深化，這二者立場一致。他遲來又茫然地承認「熱帶大陸」的加工出口區之超級剝削，顯示，我們得到的絕非平整的密鋪(tessellation)(《每月評論》 編輯： 這是前述訪問中，Seymour替Harvey辯白時，所用的詞彙)，而是將讀者引入歧途的遍地碎石。

二、節錄《二十一世界的帝國主義》一書談David Harvey，頁199至202

在當代的馬克思理論者中，David Harvey夙負盛名，他曾出版一系列的書籍探討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由於Harvey的論點有著廣大讀者，因此有必要嚴格評價他的論點，這個任務也只能在此進行。

Harvey新帝國主義理論的主要論點是，資本的過度積累(overaccumulation)迫使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必須日漸訴諸於非資本主義方式之掠奪，此即，由低工資榨取剩餘價值以外的種種方式，這包括了徵收共有財產、福利私有化，這些皆涉及資本侵犯公有物，不論它為公共財產或原始狀態。Harvey申言，新帝國主義的特徵為「擴大再生產的積累轉移至掠奪式積累(accumulation through dispossession)」，而這正是現下所「必須面對的主要的矛盾」(David Harvey 2003: 176–77)。Harvey提醒我們關注持續發生和日益重要的新舊式的掠奪式積累，也是理所當然。然而，他並不承認帝國主義最為顯著重點之轉移，這是截然不同的方向－從榨取剩餘的核心過程轉化成全球勞動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所驅動的生產全球化，此正為勞動、資本的內在關係。(Shaikh and Tonak 1994: 35)[4] 

Harvey的《資本的限制》具有一個刻意含混的書名。該書旨在探討資本不斷發展的限制，並同時指出《資本論》一書的限制，即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發展之理論。《資本的限制》大多在談《資本論》，對帝國主義卻著墨不多。事實上，書中只沒頭沒尾地提了帝國主義一次：「帝國主義的大多過程，仰賴於一個地區的人民對另一個地區人民的剝削……。前述的過程使剩餘價值之地緣生產有別於其地緣分配。」(Harvey 1982: 441-2) 由於Harvey並未繼續講明他的觀察，此事在書中也不了了之。Harvey在1990年《後現代情境》(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一書，再次提及生產在地理上轉移至低工資國家，但他並未視此一移轉為深化帝國主義剝削的徵兆，一如《資本的限制》一書所傳達的旨趣，他視此一移轉為資本的加速衰落：

從1970年代中期……新工業化國家……之特定產品(諸如紡織、電子等等)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市場上取得重大進展，其後諸多新工業化國家如匈牙利、印度、埃及和其他早先追求進口替代策略的國家(諸如巴西、墨西哥)加入此一行列……自1972年起，其中的先進資本主義的全球政治經濟的權力移轉可說是相當的引人矚目。美國對外貿易的依賴，在1973年至1980年間倍增。美國自開發中國家的進口更增加了將近10倍。(Harvey 1990: 165)

他的陳述和事實大相徑庭：對外貿易的成長並非表示權力轉移至低工資國家，而是反映帝國主義的跨國企業在面對低工資國家時，其權力更形擴張－以及該等企業對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更為依賴。Harvey在《後現代情境》也承認這個結論，「跨國資本大幅提供了輸出福特式量產的能力，並且在極低工資和幾乎無工作保障的情況下剝削極度脆弱的女性勞動力。」(Harvey 1990: 153) 此外，生產的全球性移轉至低工資國家，係由跨國企業為增加競爭力和利潤率的極大化而驅動－然而Harvey卻視其為帝國主義競爭力衰退的證據。根據Harvey的觀點，核心資本意圖以空間修補(a spatial fix)解決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這涉及生產「出新空間，以於此進行資本本義的生產(例如，可經由投資基礎建設)，並探索剝削勞動力的其他可能方式。」(Harvey 1990: 183) 此說正是馬克思所稱的混亂概念。與其刻意含混其詞，討論探索剝削勞動力的新可能，他何不直言，他想探討對低工資工人加劇剝削。Harvey想為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新增一個空間面向，但到頭來仍是一場空，他根本忽略了空間面向影響所及的移民管制、帝國主義國家和半殖民國家間日益擴大的工資差異，乃至於全球勞動套利。

Harvey在2003年出版的《新帝國主義》一書中，僅以二頁的篇幅探究生產過程的全球化。他開宗明義便將此一發展置入他原先的資本過度積累的理論：「易於剝削的低工資勞動力與生產的地理流動性漸增，皆為利用剩餘資本獲利提供了新契機。然而這旋即加劇全球各地剩餘資本的產生。」(Harvey 2003: 63-64) 

Harvey形式上區分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並將驅動外包浪潮的根源歸因於金融資本家以其權力，在損害美國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宰制了製造資本：

一連串科技和組織的轉移……促成了製造資本在地理上的流動，而高度流動金融資本也對此推波助瀾。雖然權力朝向金融轉移為美國帶來了直接的好處，它對美國自身工業結構之影響即使不算劫難，也可說是創鉅痛深…… 接二連三去工業化浪潮衝擊著一個個產業，一個個地區……在全球運用金融權力，損及美國自身在製造業的掌控地位，美國實難辭其咎。然而，好處即是，自各地而來的日益廉價之商品，助長了美國長久以來無盡的消費主義。(Harvey 2003: 64-65) 

我們先暫且不論此一觀點中具有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和它無視更廉價的商品之所以能自各地而來，係因更廉價勞工存於各地，此即，超級剝削。因此，Harvey的理論包含無可救藥的謬誤。金融興起並未驅動外包，製造的利潤率下降和產業巨頭抗衡利潤率下降二相結合，才驅動了外包。進口廉價製造品的持續增長不只助長消費主義，更直接支持北美工業財閥的獲利和競爭地位。如此，這非但未能終結美國的主導地位－即美國企業得以佔有絕大部分剩餘價值的能力－外包更使美國、歐洲和日本資本家得以新的方式鞏固自身就全球製造生產的宰制。

而Harvey就《新帝國主義》的結論，不過是他陋劣改良主義詮釋的根本錯誤。他冀望「最好由考茨基(Karl Kautsky)先前所預見的資本主義政權結盟，使我們回到較為開明新政(new deal)的帝國主義……為此奮鬥當可因應眼下情勢，」(Harvey 2003: 209-11) 他顯然忘了20年前他在《資本的限制》下的結語，「並非某個光榮的新政或點石成金的凱因斯經濟學，拯救世界免於大蕭條的恐怖，是全球大戰的破壞和死亡使世界擺脫了大蕭條」(Harvey 1982: 444) 。

參考書目：

Callinicos, Alex, and Choonara, Joseph. 2016. “How Not to Write About the Rate of Profit: A Response to David Harvey,” Science and Society 80 (4), 481-494.

Foster, John Bellamy. 2015. “The New Imperialism of Globalized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An Introduction,” Monthly Review 67, (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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