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文章 Taiwan, the “Axis of Genocide” and Holocaust amnesia原載於2024年5月21日世界社會主義網站（WSWS）。

作者：周世瑀

翻譯：孫訥 校對：周世瑀

譯按：蔡英文致詞採用官方網站的譯文。至於文中所提列寧著作，係參考中國人民出版社的《列寧選集》。

2024年4月17日，中華民國（以下簡稱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台北舉行的國際納粹大屠殺紀念日活動時應邀致詞。

已於5月20日卸任的蔡英文，在紀念日時表示：「我們每年在此齊聚，緬懷納粹大屠殺的罹難者，及所有因為這場悲劇而遭受難以想像痛苦的人們。」她誓言要「對抗歧視和偏見」，並接著強調：「在追求正義與真相的過程中，我們可向以色列和德國學習：以色列致力保存納粹大屠殺受害者的歷史紀錄，及學習德國勇於面對歷史。」

她並說道：「世界必須持續對抗反猶太主義及專制政權侵略，我們也看到烏克蘭遭受侵略、以色列受到哈瑪斯和恐怖主義攻擊，造成可怕的影響。這就是為何我們強調國際社群合作的重要性，以保護我們努力爭取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和平。」

蔡英文的發言既蔑視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和苦難，更為當今德國當權者、錫安主義組織，以及「民主」帝國主義強權（特別是美國和英國）在納粹大屠殺中的共謀開脫。

要理解蔡英文的致詞為何與納粹大屠殺所帶來的教訓毫無關係，也就是指「「永不對任何人犯下這樁罪行」（Never Again for anyone）或警告現今正在進行的種族滅絕，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錫安主義與納粹的共謀，並揭露德國所謂「面對歷史」的真相，所謂「面對歷史」實際上是壓抑過去納粹和現在帝國主義的真相。

錫安主義與反猶太主義

大屠殺為一個歷史和社會現象，起源於帝國主義列強之於1917年十月革命、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競爭，以及歐洲革命起義的反應。德國在20世紀初期為帝國主義強權之一，積極擴展其全球影響力並成為英國霸權的競爭對手。這時德國就犯下20世紀首次的種族滅絕，在1904年至1908年對赫雷羅人和納馬人實行種族滅絕。

德國統治階級之所以仇恨與厭惡猶太人，與馬克思所提倡的社會主義思想，也與列寧和托洛斯基所推動的十月革命， 以及盧森堡所帶領的德國和波蘭共產主義運動，密切相關。為阻止德國社會主義革命，當時威瑪共和國國防部長諾斯克（Gustav Noske）指示極右翼的自由軍團軍官帕布斯特（Waldemar Pabst）殺害德國共產黨領袖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

德國資產階級所展現的反猶太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共產主義之於德國生存威脅，密不可分。它是希特勒於其自傳《我的奮鬥》所稱的「世界的猶太布爾什維克化」（the Jewish Bolshevization of the world）。他寫道，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NSDAP，即納粹黨）必須表達「針對蘇聯的立場」，並極力阻止「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主義雙重威脅」的發展。

隨著社會緊張局勢的加劇，德國統治精英開始迫害自身的猶太國民。在大屠殺發生前，德國錫安聯盟為德國最大的錫安國主義組織，該組織故意散播納粹宣傳，謊稱歐洲猶太人在種族上有別於雅利安人，並且較低等。錫安主義領袖宣稱，猶太人原應從歐洲移居到英國託管的巴勒斯坦，以尋求庇護與平等對待。

納粹的政治反猶太主義有別於中世紀之於猶太人的宗教迫害，例如宗教裁判所，依納粹描繪，猶太人是種族，如此一來，即使猶太人皈依基督教，仍然難逃迫害 。大部分錫安主義者為自身立國的目的，接受這個謊言，並因此與納粹合作，造成悲劇的後果。

正如現代政治錫安主義之父赫茨爾（Theodor Herzl）所見：「反猶太主義將成為我們最可靠的朋友，而反猶太主義國家會變成我們的盟友。」1933年，德國錫安主義聯盟和盎格魯巴勒斯坦銀行（Anglo-Palestine bank）積極促成與納粹黨達成的「哈瓦拉協定」（Ha’avara Agreement）。依此協定，有六萬名德國猶太人於1933年至1939年間移居至巴勒斯坦。

這項協定就錫安主義領袖而言，是個在巴勒斯坦社會建構猶太人為種族的手段。以色列首任總理班古里昂（David Ben-Gurion）於1933年表示，錫安主義「主要不是為了拯救個人」，他補充道：「如果拯救某些猶太人和整個錫安主義事業之間有利益衝突，我們會說事業優先。」這就說明為何錫安主義領袖阻撓許多難民救援行動，同時卻於1933年至1939年間賦予25,000名生命未受威脅的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生活的許可文件，包括從美國或世界各地而來的猶太人。

1935年，德國錫安主義聯盟成為唯一支持納粹政權「紐倫堡法」（Nuremberg Race Laws）的猶太組織，該等法律規定，只讓具有「德國或同類血統」者才有法律資格獲得德國公民身分，該等法律並禁止猶太人和非猶太德國人間的性關係和婚姻。錫安主義領袖與反猶太資產階級外邦人（如英國和納粹的統治精英）的共同點是，他們都強調種族純正。這就是何以德國錫安主義領袖會擁護紐倫堡法。

早在1942年9月，錫安主義組織就開始計劃建立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後來更成為以色列官方的大屠殺紀念館，企圖挪用和利用猶太人的苦難記憶。

反猶太國家成為錫安主義的盟友

一如錫安主義領袖不願拯救逃難的猶太人，英國政治當權者對猶太人也是漠不關心。一份機密內部備忘錄顯示，英國政府自1943年以來，刻意壓制有關納粹政權計劃滅絕歐洲猶太人的新聞。內政服務總監馬康納奇爵士（Sir Richard Maconachie）之後係以「任何直接反制反猶太主義的行動皆是弊大於利」的說辭，為英國政府共謀開脫。

正如瓦瑟斯坦（Bernard Wasserstein）在《英國與歐洲猶太人，1939年至1945年》一書所述，儘管第三帝國決心消滅猶太人，英國官員卻堅稱：談到接納猶太難民時，赫然發現英國帝國廣袤的疆域「吸納能力為零」。戰時全國聯合政府中的工黨內政大臣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1940-1945）認為，戰時英國的反猶太主義威脅如此嚴重，故而要排除任何接納大量猶太難民的可能性。戰爭結束後，他主張將猶太人遣返回德國，理由是「反猶太主義在德國的危險現在比英國還更小。」

美國統治精英對歐洲猶太人遭趕盡殺絕，同樣視若無睹，與英國統治菁英無分軒輊。羅斯福政府（1933-1945）的總統任期正與德國帝國的興衰時期重疊，由於擔心納粹滲透，美國故意設置接收難民的上限，拒絕猶太難民。安妮日記的作者安妮·法蘭克的家人在1938年首次申請美國簽證。美國卻拒絕其申請。此外，英國和美國甚至懶的炸毀通往納粹集中營和滅絕營的鐵道。正因為英美拒絕為逃離反猶太主義和納粹的猶太人提供庇護之所，使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前往巴勒斯坦。

1930年代和1940年代歐洲猶太難民所面對的處境，在現今的世界中迴盪：移工和難民還在努力逃離戰爭、迫害和氣候災難。他們在其他國家尋求庇護的權利，正遭到所有左翼「自由民主」政府和極右翼勢力的攻擊。這些勢力的共同的利益在於分化來自不同國家的工人，煽動民族沙文主義，在此同時轉移迅速加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緊張局勢，至國家外部。

「去納粹化」的迷思

西德在國家性質和資產階級統治，與英美幾無二致。隨著冷戰的開始和1949年5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的成立，德國統治精英發現，以「去納粹化」為幌子，二戰同盟國與德國帝國主義之間在戰後合作，彼此互蒙其利。

有個問題隨之而來。「去納粹化」在當時是否構成納粹過去與戰後現在之間的「斷裂」？答案為否。在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1949-1963）治下，西德於1949年「終止調查公職人員和軍官過去一切行為」。根據史學家賈德（Tony Judt）備受讚譽的《戰後歐洲六十年》（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一書，1951年，巴伐利亞州94%的法官和檢察官、77%的財政部職員，乃至於60%的地區農業部公務員為納粹黨黨員。到1952年，波昂（西德首都）外交官員中，有三分之一是前納粹黨員。

艾德諾聘用阿布斯（Hermann Josef Abs）擔任其首席經濟顧問，這並不讓人驚訝。阿布斯是大屠殺期間德意志銀行和法本公司（IG Farben）的董事會成員。金融巨頭德意志銀行惡名昭彰，該公司從被剝奪財產、隨後在猶太區或集中營中遭受工業等級暴力的猶太人身上，掠奪好幾噸的黃金，其中還包括從屍體上所取出的金牙而提煉出的金條。這家銀行為建設黨衛軍（Waffen-SS）設施與法本公司的布納工廠（Buna-N）浥注貸款，該廠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和滅絕營的一部分，而且全然知悉，法本公司是齊克隆B（Cyclone B）的主要製造商，該化學物是以氰化物為基底的殺蟲劑，在集中營裡用於毒氣室大規模處決。

西德政府提拔納粹的合作者與領袖成為高官，並非偶然。戰後德國政府唯一關心的是：保護德國統治精英的財富和權力，並擴大德國資本主義的影響範圍。艾德諾毫不猶豫地任命希特勒的黨羽格洛布克（Hans Globke），擔任德國德國總理的幕僚長（1953-1963）。艾德諾並任命前納粹的東線軍情機構負責人蓋倫（Reinhard Gehlen）擔任西德聯邦情報局的首任局長，該機構附屬於中情局和北約，直接受命於德國總理辦公室。

雖然德國聯邦政府於1963年12月至1965年8月期間，進行法蘭克福奧斯維辛審判（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s），但僅有22名中低階納粹官員因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暨滅絕營而受審。換句話說，超過6,000位集中營官員得以逍遙法外。

蕭茲（Olaf Scholz）政府正為厲行種族滅絕的錫安主義政權提供彈藥，並打擊工人階級抗議捍衛加薩和西岸地區巴勒斯坦人的活動，將所謂的「以色列安全」變成德國的「外交利益」（raison détat）。現今德國政府的立場正是德國帝國主義和錫安主義間，勾串長達一個世紀的延續。

台灣與種族滅絕者站同一邊

台灣並不比西方好到哪裡去。在前面提到台北舉行的大屠殺紀念活動中，活動出席者包括以色列國會友台小組主席杜伯斯基（Boaz Toporovsky）、以色列駐台代表游瑪雅（Maya Yaron）、德國駐台代表許佑格（Jörg Polster），以及台灣立法院院長韓國瑜。為掩蓋帝國主義罪行以及民族壓迫，游瑪雅在紀念致詞時將哈瑪斯比喻為納粹黨，並將反殖的「阿克薩洪水行動」與大屠殺相提並論。這種所謂的大屠殺記憶，實為大屠殺失憶。

身為美國攻擊犬的以色列是台灣統治階級效法的榜樣。自1971年中華民國遭逐出聯合國後，國民黨政權開始與以色列靠攏，並從錫安主義國家取得地對地的「天使飛彈」（Gabriel missiles）。「天使飛彈」足與「蘇聯和中國製的冥河飛彈相提並論，1967年其中一枚曾擊沉以色列海軍的驅逐艦」。在特拉維夫的技術協助下，台灣於1970年代後期仿效「天使飛彈」，製造雄風一型反艦飛彈。

值得回顧之事在於，在冷戰期間及冷戰結束後，台灣和以色列堅持，由英美所支持的南非種族隔離政權有存在的權利，並支持其壓迫黑人的行徑。此外，這三個「冷戰戰士」支持美國所許可的每場戰爭、侵略以及政變。，在索維托起義（the Soweto uprising）後，台灣前總統蔣經國竟於1980年頒授南非總理波塔（Pieter Willem Botha）「特種大綬卿雲勳章」。

為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此一立場一直持續至今，並由兩黨所支持。台灣統治精英並紅毯相迎美國戰爭罪犯。前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以及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分別在2011年和2022年獲頒「大綬景星勳章」。

長久以來，台灣統治階級一直是美國的前線國家及附庸，他們希望這個島嶼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類似於以色列的重要的角色。這就是何以以色列前駐台代表柯思畢（Omer Caspi）對台灣政治當權者倍感親切，並在2023年7月稱這個為帝國主義搖旗吶喊的地方為「第二個家」。這也解釋何以杜伯斯基讚譽台灣是「民主和自由的燈塔」，他認為以色列和台灣之間的共同之處在於，「面臨著非常艱困的國際處境，然而國家雖小卻很強盛」。實際上，這兩個國家的共同點其實是這些統治階級如無戰爭，就不能安生。

難怪台灣外交部在2024年3月向台拉維夫捐款50萬美元，以支持以色列正在進行的加薩種族滅絕，及支持兼併約旦河西岸地區。此外，外交部拒絕暫停向以色列出口具軍事用途的技術。實際上，台灣政府強調只有當聯合國安理會作出禁運決定時，才會採取這些措施。然而在國際工人階級眼中，聯合國安理會本來就是個帝國主義統治的工具。台灣積極將其「民主和自由價值」與美國所領導的種族滅絕軸心結盟，台灣統治階級將得以擺脫旁觀者身分，轉變成為劊子手。

從大屠殺記取教訓

台灣統治集團一邊支持帝國主義統治及資產階級的政治反動，同時夸夸其談「民主、自由、平等、和平」。實際上這些是資產階級世界秩序的委婉說法，是「國際社會」中資產階級派別極力回護的價值。

列寧曾在短文〈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提醒我們有關資產階級「平等」概念的階級本質。資本冀望跨越國界。隨著資本在全球範圍內擴張，國家不平等遂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而生。列寧闡釋道：

資產階級民主在一般個人平等的名義下，宣稱有產者和無產者間、剝削者和受剝削者間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來粗暴欺騙受壓迫階級。平等思想本身就反映商品生產關系，資產階級假借個人的絕對平等，轉化這種思想為反對消滅階級的鬥爭武器。要求平等的真正意義只能是要求消滅階級。

列寧洞悉國族內部和國族之間，世界資產階級所造成的不平等，以及國內外日益加劇的階級對立，這些觀點在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真切。為對抗帝國主義的野蠻行徑和階級剝削，工人群眾必須團結起來，進行一場結合巴勒斯坦解放與推翻資本主義的聯合革命鬥爭。若無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就不可能結束剝削者與受剝削者間，以及壓迫者和受壓迫者間，根深蒂固的不平等。

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國家都在腐爛。那些在二戰期間拒絕出手相救猶太人的「自由民主國家」，正是現今那些武裝、資助並支持加薩種族滅絕的帝國主義列強。

訴諸統治階級拯救巴勒斯坦人民的人要牢記，正是這幫帝國主義列強策劃讓歐洲猶太人以「種族」身分「回歸」巴勒斯坦，促成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繼而瓜分歷史上的巴勒斯坦。

他們其後又勾結阿拉伯專制政權，支持以色列種族隔離體制。現在他們既與金磚四國（BRIC）競相攏絡以色列，在此同時在巴勒斯坦問題厲行「最終解決方案」。

不將納粹大屠殺置於歐洲社會起義，與對十月革命的反革命襲擊脈絡，我們就永遠無法從歷史記取教訓。身為社會的革命階級，我們必須紀念和找回納粹大屠殺紀念日的真正意義，而不是讓帝國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和錫安主義者，假藉我們的名義，操作此事。

如果我們要為這樣的世界而戰，即「永不再犯」意味著「永不對任何人犯下這樁罪行」，這包括了猶太人、巴勒斯坦和葉門的兄弟姐妹，以及所有受壓迫民族，我們必須打破列寧所指出的「小資產階級幻想」，即幻想以為在資本主義下「民族可以和平與平等地共存」，並努力為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

*感謝John Smith評論本文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