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Smith於英國雪菲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目前為自僱的研究者和作者。曾任石油鑽塔工人、公車司機和電信工程師，並長期活躍於反戰和拉丁美洲團結運動。他以探討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的原創專書成為首屆Paul A. Baran–Paul M. Sweezy紀念獎得主。他的《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別開蹊徑地考察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核心帝國主義國家和世界其它國家的關係。johncsmith@btinternet.com可聯絡到他。

譯按：

       John Smith 曾於2017年8月和2018年1月批判David Harvey為帝國主義的否認者，文章見〈對David Harvey的帝國主義分析之批判〉(A critique of David Harvey’s analysis of imperialism)和〈David Harvey否認帝國主義〉(David Harvey Denies Imperialism)。

我們在〈對David Harvey的帝國主義分析之批判〉譯介指出

Smith與Harvey之爭非但是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問題，也是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面臨自身所處的國家厲行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時，如何省察國族主義建構而重新團結勞動與受壓迫者的問題。事實上，Smith與Harvey間思想上突顯的差異，有其脈絡可循。猶如，列寧（Vladimir Lenin）與考茨基（Karl Kautsky）就帝國主義本質為何的論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階段或是政策？資產階級國家為追求資本積累的結盟合縱究竟是重新劃分勢力範圍並且分贓或是走向世界和平？  

Harvey對《資本論》（Capital）和帝國主義的詮譯，仍未跳脫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格局。……（我們）希望藉由釐清Harvey訴求和團結的對象究竟為何，幫助讀者理解列寧在1914年前「將帝國主義戰爭轉化成內戰」之呼籲並不只是百年前的歷史，也是身為工人的我們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必須面對的抉擇。 

列寧曾道：「社會主義形於言、沙文主義形於行……的徵象，就在於此類「社會主義領導人」……趨附「本身的」國族資產階級利益以及「本身的」國家利益，……絕大多數所謂的大國已然剝削和奴役許多弱小民族。帝國主義戰爭正是為了分贓和重新分贓而戰。不與機會主義者的偏見進行「國家」問題的鬥爭……勞動人民便無法擺脫資產階級影響。

Smith並非不知南方次帝國的資產階級不僅不以北方所行的剝削壓迫為戒，反而深好國際勢力重組和資本輸出。但是他本著批判始於自省，矛頭首先指向自身所在的壓迫者國家。Smith對北方國家的批判，絕不應成為南方資產階級用以保衛「『本身的』國族資產階級利益以及……國家利益」的工具。 

Harvey的國族主義成見絕非個案。全球南方滿口社會主義，滿腦子資本積累的左翼，不僅所在多有，比起Harvey更是等而下之。因此我們在觀察和理解Smith與Harvey之爭時，應當先自省Harvey與南方國家左翼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若將Smith與Harvey的論戰放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脈胳，此事彰顯了國家雖有南北，資本卻無分南北。正因國際工人階級終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我們既無祖國，也不分南北。

      這也是我們對Smith與Harvey兩人的交鋒絕不該等閒視之的緣由。Harvey於2018年2月以〈實地情況：David Harvey回應John Smith〉 (Realities on the Ground: David Harvey replies to John Smith) 一文責問John Smith。

     Smith 於2018年3月19日再以〈以帝國主義真相對比David Harvey的迷思〉(Imperialist Realities vs. the Myths of David Harvey) 深刻批判Harvey。此一文章首次刊載於《非洲政治經濟評論》(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ROAPE)。本文經作者John Smith和出版者授權中譯，以供非商業及教育使用。

譯者

周世瑀，工人、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

林封良，工人、臺灣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博士

譯文 (見關鍵評論網 2018/6/22)

當David Harvey表示，「歷史上財富自東方流入西方已持續了兩個世紀，而過去三十年來，已遭逆轉」，他的讀者有理由認為Harvey指的是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特徵，即歐洲和北美資本主義強權崛起，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活勞動和自然資源的掠奪。的確，Harvey毫不質疑這一點，因為他這段話開頭已提到「帝國主義舊有的範疇」。但這裡，我們遇到他諸多語焉不詳的頭一事例。在過去超過兩個世紀以來，帝國主義的歐洲和北美持續自拉丁美洲、非洲和除了日本以外的亞洲各地榨取財富，而日本則在19世紀興起為帝國主義國家。故而「東方西方」一詞並無法完全取代「北方南方」，而這也是我為何敢於校正Harvey論證的羅盤，也得到他浮躁的回應。

David Harvey對此知之甚詳。就帝國主義、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發展論戰的各方皆承認，「已開發與發展中」、「帝國主義和受壓迫」、「中心及邊陲」國家等諸多詞彙的主要區別，即使各方對此一區分是如何逐步形成仍未有定論。此外，決定這些國家成員條件可包括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不一而足的標準，但絕非地理位置—「北方－南方」無非是其它標準描述性的略稱，而此事從澳洲和紐西蘭通常被歸為「北方」，可見一斑。然而，Harvey對我批判的回應，他首重地理，這才將2017年人均所得大約落在泰國和多明尼加共和國之間的中國，以及南韓、台灣和帝國主義日本視為在「全球經濟體」中一個獨特的東亞「權力集團」。有鑑於日本經濟消沈，自1990年以來GDP年成長率大約都在1%以下，更警覺日本與中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一觸即發的競爭，Harvey卻提問該「集團」是否正從資本主義的歐洲和北美榨取財富，是不分青紅皁白。 

一些實地情況(realities on the ground)

2015年，來自巴西、印度、奈及利亞、挪威和美國的研究者，發布一份名為《金融流向和避稅港：合力限制數十億人之生活》(Financial Flows and Tax Havens: Combining to Limit the Lives of Billions of People)的報告，他們公開聲稱該研究「匯編了迄今影響發展中國家之全球金融流向最全面的分析」。該報告估算已開發和發展中國家的「淨資源轉移」(net resource transfers, NRT)，包含合法和非法流入和流出—從發展援助和工資匯款乃至淨貿易收入、債務償還、新借貸款、外人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利潤匯回，以及資本外流和其它形式的金融詐欺與明目張膽的盜竊。他們察覺在2012年，即研究時能取得數據之年度，「發展中和興起國家」（這當然也包括中國）向富有國家淨資源轉移的損失高達2兆，約是興起國家當年度GDP的8%－也比貧窮國家在2000年代前半期淨資源轉移至富有國家高出了4倍，即每年平均5,040億美金。而當已知的估計，納入低報貨價和其它不著統計痕跡的偷竊和犯罪行為等，2012年從貧窮國家流向帝國主義國家的淨資源轉移超過3兆，約為貧窮國家GDP的12%。 

大體而言，報告指出「在1950至2011年間，來自發展中國家有記錄與無記錄的合法及非法資金轉移都趨於增加」。至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據其表示，非洲大陸淨資源轉移至帝國主義國家（或帝國主義國家所許可的避稅港）在1980到2012年間總額高達7,920億美金，自非洲流向帝國主義國家的非法轉移佔GDP比率高於任何其它地區，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資金外流年增長率超過20%，比全世界各地都更快。 

就他們所稱之「對發展論述的反諷」，研究者歸結道，「自1980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的淨資源轉移大多龐大且負面，顯示由發展中國家持續和顯著的資金外流……造成發展中世界在此期間的資源長期淨流出」。 

中國在此情境又處於什麼位置？研究者使用複雜方法和基於保守假設估算，在1980年至2012年間，所有發展中國家資源轉移的赤字總額，中國不少於2/3，總計是1.9兆美金。就此一高比率的解釋為「中國經常收支盈餘和相關資本與儲備資產的外流」，它所佔比率是21%，或2.8兆美金，而在這30年中，所有「興起國家」資金外流至富有國家的總額，則為13.4兆美金。

更多實地情況

這些事實已足以駁斥Harvey的論點，即中國和其鄰居現下正從歐洲和北美「前」帝國主義國家榨取財富。David Harvey應該提出部分數據佐證其主張—或撤回論點。不過，之所以反對他否認帝國主義的理由，遠遠超出貿易、債務償還、利潤匯回本國，以及資本外流所揭露的統計數字。 

首先，上述研究中所使用的「淨資源轉移」方法認為，自南方流向北方的利潤匯回，已由北方流向南方新的外人直接投資所抵銷。不過，這兩種流動的性質大不相同。利潤匯回本國的確增加了跨國企業的財富，而外人直接投資則是大幅提高跨國企業擁有和控制地主國經濟的分配。這兩種流向可能方向相反，但任何一種都強化了帝國主義國家對地主國經濟體的宰制，當兩者被化約為相抵銷時，前述事實便遭忽略，而其它類似的資金流向，也是同理，如債務償還和新借貸款。 

更重要的是，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教導我們，貿易和金融流動的數據僅能為價值和剩餘價值的深層流動，提供一個高度扭曲和大為斂縮的圖像。舉例而言，統計數據僅顯示源自直接投資匯回利潤的財富流動，即由中國和其他低工資國家流往總部設於日本、歐洲和北美的非金融性跨國企業。相較之下，H&M、蘋果和通用汽車的利潤沒有任何一分，能追溯回遭跨國企業獨立供應商超級剝削卻辛勤工作的孟加拉、中國及墨西哥工人。這就是「一臂之遙」(arm’s length)的關係，它在全球價值鏈中愈發大行其道，連結了帝國主義國家的跨國企業和公民以及為其生產日益增加的中間投入與消費品的低工資工人。 

一如我在〈David Harvey否認帝國主義〉 (David Harvey Denies Imperialism)的部落格文章所言，（該文首次發表篇名為〈對David Harvey的帝國主義分析之批判〉(A critique of David Harvey’s analysis of imperialism），我由此而得的重要結論為下： 

不論是經由外人直間投資或間接「一臂之遙」的關係，將生產大規模轉移至低工資國家，皆顯示南方勞工益發受到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跨國企業的剝削，大量的工人受制於更高的剝削率……而這也意味著流往美國、歐洲和日本跨國企業的價值與剩餘價值發生變化及大幅增加……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此一轉變標示著帝國主義發展的新階段。 

      在對我的批評回應中，David Harvey就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決定性特色有著不同觀點：

自1970年以來，部分（當然不是指全部）資本流向了勞動力最低廉之處。但全球化根本無法運作，若不消除商品交換和金錢流動的障礙，而後者系指，為早先受制於國家管制的金融資本開啟一個潘朵拉的盒子(a Pandora’s box)。長期的影響是，正是將勞動力置於幾乎可任意開價的全球競爭範疇，從而削弱了全球北方工人階級運動的力量和特權。

       這裡，Harvey完全忽略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跨國企業對來自低工資國家的剩餘價值益發依賴，而他卻試圖將焦點轉移至重要卻又次要的金融化現象。將生產移至低工資國家的全球轉移，哈維認為值得一提的唯一影響，就是它抑制了「全球北方工人階級運動」。此一影響是言過其實— Harvey要我們相信，全球北方工人階級的力量和特權已減少至一定程度，而現在他們與其全球南方姊妹和兄弟的競爭，大體上是平等的。   

在我原先的批判，我引述他《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17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頁170），他說道，「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人均所得增加後，各國之間全球財富分配和所得的差距，已大幅減少」。而我指出「要說全球趨同是言過其實，一旦中國從圖像中移除，而許多南方國家的所得不平等加遽，此時，西方和其它國家的實質工資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並無實際進展」。Harvey 回應道，「我堅持我的論點，處於當代資本主義的全球結構的工人階級比在1960年代時更為競爭」。 

雖然南方國家的極低工資的確成了用以修理帝國主義國家工人的武器，但辯稱北方和南方的工資和生活水準差異已然消弭根本是荒謬絕倫。David Harvey應該提供數據支持他的論點—或撤回這個說法。他可以讀一下我《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第5章〈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全球工資趨勢〉，和我就「貧民窟星球」(the ‘planet of slums’)成長的討論（因Harvey斷言我「忽略都市化」！）以及其它與Harvey認可之主流聚合假設（頁104）大相徑庭的證據： 

世界的帝國主義劃分……已改變了全球工人階級，最為關鍵者便是對國際勞工流動的激烈壓抑。就如同代表南非種族隔離惡名昭彰的「通行證法」(Pass Laws)，移民管制構成了掌控近似於種族隔離的全球經濟體系之關鍵，全面否定南方工人的公民身分和基本人權，一如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而這也是超級剝削之必要條件。 

      Harvey何以拒絕承認北方資本對南方勞工的剝削加遽？他又何為否認超級剝削在全球價值的低工資梯級普遍存在(頁221)？而國際工人階級分裂，是列寧和過去共產主義運動念茲在茲的事，又為何Harvey強調那已成為歷史？很簡單，對這類問題實事求是將使他的論點不攻自破。  

Harvey的唯心論

「馬克思教導我們，歷史唯物論的方法不是始於概念並再將其強加到現實，而是始於實地情況，發現足以解釋該情境的抽象概念。要是和John Smith一樣從概念出發，只會陷於極端的唯心論」。Harvey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只是他的言行相悖。他批評我的分析方法為「極端的唯心論」，我們之後可以此批判如實地適用於他的取徑。  

始於實事至關重要，正如我在〈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文中所強調的：

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曾道：「共產主義並非教條，而是運動；它並非從原則推進，卻是從事實出發」。而剝削率廣泛存在國際性差異，生產朝向剝削率最高之處進行龐大的全球性移轉，以及南方興起的產業工人階級成為重心，是新的、重要的事實，我們必須從中著手。這些事實是新自由主義時代決定性的轉變，亦為理解全球危機的本質及其動態的關鍵。我們必須就新事實檢驗馬克思的理論，援用且批判地發展其理論來理解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而非依託馬克思對19世紀生產的評論去否認21世紀超級剝削（及以其為基礎的帝國主義秩序）的現實。 

       Harvey指斥我擁護「僵化死板的帝國主義理論」。他顯然從未讀過我的著作。好吧，我知道他很忙。但假使他讀過，便能察覺，該書從新自由主義時代最為重要和轉化性的事實前進，即帝國主義對可超級剝削勞工的渴望驅動了將生產轉移至低工資國家，並以此提出基進延伸列寧理論之必要： 

……正如馬克思無法在資本主義成熟前寫出《資本論》，即繼英格蘭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而完全發展乃至開始運作的形式，同理，在帝國主義剛產生之時，期待列寧的書寫和其他人的書寫，得以闡釋帝國主義完全形成的現代形式也是不盡情理（《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頁225）。  

     ……我亦指出，當代帝國主義理論必要的起點正為馬克思在《資本論》未及展開的工作，例如，我在前述《每月評論》文章中申言：

《資本論》的第三卷，在討論「反作用因素」（counteracting factors）阻礙利潤率趨向下降時，馬克思又再次簡短提到「工資被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卻僅用兩短句處理：「和其它許多可能在此提到的事物一樣，它與資本的一般分析無關，卻在解釋競爭範疇時佔一席之地，本書並不處理此事。但它是阻礙利潤率趨向下降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 

馬克思不僅只將工資削減到低於它的價值以下擺到一旁，他更進一步判辨，必要時對他「資本的一般分析」，也必須放寬，若是我們要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不同國家剩餘價值率的差別和各國勞動剝削的差異，是完全超出我們當前的研究範疇」。然而正是此處必須形成當代帝國主義理論的起點。 

       Harvey因我聲稱《資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只沒頭沒尾地提了帝國主義一次」而訓斥我。我為此一不精確致歉。他著作的確多次短暫、就歷史提及帝國主義，亦有兩次較為實質的討論，一次為就列寧理論的探討，另一次則構成他著作的結論。事實是我意在表達，Harvey提及帝國主義的本質僅只一次（頁441-442），即「一個地區的人民對另一個地區人民的剝削……剩餘價值之地理生產（會）有別於其地理分配」。我忽略了他簡略地提了另一次：「每個民族國家皆藉由提高其境內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生產或佔有它處生產的價值，以保護其財政基礎」（頁387）。這就是了！在所有其它情境—即使是陳述列寧的論述！—「帝國主義」只在涉及國與國競爭、金融資本、乃至於壟斷興起時才會提及，然而在涉及對受支配人民的剝削時，卻是絕口不提，而這不僅是Harvey自身的概念，就連他呈現他人的觀點時，也是如此。

在他就我的批判之回應中，Harvey隱約承認此一高度重要的現象，聲稱他並未「否認在一處生產的價值最終由其它地方佔用，這一切殘酷的程度令人震驚」。好吧，就算他沒否認此事，他也沒深究。他只想儘量不提此事，亟欲迴避在中國、孟加拉、墨西哥所生產的價值最後是由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家所佔有。   

Harvey對此所言甚少—卻無關這個世界，這使他論點的調性（就這個詞語一切含義），昭然若揭。例如，他回應我的批判時寫道，「當我們讀到記錄全球南方製造業惡劣的超級剝削情況，結果通常證實了台灣和南韓企業牽涉其中，即便最終產品流向了歐洲和美國」。這當中所涉的實質問題已由Judy Whitehead，就Harvey的回應，所發布的評論回答了：「雖然諸多當地企業確實如此，如富士康，在中國和某些其它地方經營工廠並為西方生產貨品，Smith在他的論著中已顯示，絕大部分的獲利皆由委託其生產的跨國公司，如蘋果，所獲得」。 

Harvey的陳述中有兩件事值得探究。首先，在Harvey偶爾提及超級剝削時，他對該名詞的使用為描述性質，而從來不是分析範疇。再者，當他承認超級剝削確有其事時—一如前述段落—他煞費苦心地對總部位於北美、歐洲和日本的跨國企業因此獲利一事就虛避實。 

我想以Harvey另一段鮮明的論點來歸結他所不願面對的事實。在他對我批判的回應中，他指陳，「馬克思早已提出，財富從世界的一處經地理移轉而至另一處，並非是一個國家整體獲益，這些轉移向來集中在特權階級的手中」。 

向來？？難道Harvey就沒能想到帝國主義者已把超級剝削部分收益用來收買和腐化他們自己工人的情況？1882年，恩格斯不就在他致考茨基(Karl Kautsky)的書信中寫道（當時考茨基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你問我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的看法。嗯，就與他們對一般政治的看法相同：也與資產階級所見相同。這裡並不存在工人政黨……而工人正興高采列地從英格蘭對世界市場和殖民地的壟斷打抽豐」？

當Ernest Bevin，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工黨外相，於1946年對下議院力陳，「我不打算犧牲大英帝國，因為我知道如果大英帝國垮台……這表示我們選民的生活水準也會一落千丈」，難道Bevin是在胡扯？

當2018年英國政府課徵加值稅和其他稅金，金額高達孟加拉所生產衣服最終售價的一半（生產這件衣服的女性所得工資僅為該售價中的一丁點），並用該稅收供應英國國民保健署和工人年金的支出（而我們孟加拉的姊妹們，和中國2.6億在出口導向工廠辛勤工作的農民工，卻未曾享有公費醫療和退休金），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容許對這樣尷尬的「實地情況」視而不見嗎？ 

在〈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裂〉(Imperialism and the Split in Socialism)一文，列寧寫道（他之後反覆於書寫和演講中重申同樣的論點），「資本家可以將超級利潤（源自「英格蘭殖民壟斷」為列寧此處和全文所強調）的一部分（此外，還不是一小部分！）用以收買他們自己的工人，並在該民族的工人和資本家間創造出一種類似同盟的事物……用來對付其他國家」，而列寧更寫道，「實際上，這正是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政治本質，也是考茨基意圖掩蓋而非揭露的深刻矛盾」。將考茨基名字置換成Harvey，列寧這段話在今天看來依然如百年前闡述時一般真實。日後當David Harvey對這一批判回應時，我誠心期待他會有所回應，或許他可以解釋一下為何他的著作《資本的限制》、《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或另外任何地方，在他對列寧觀點的討論，省略不提「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政治本質」。

Harvey 以《資本論》否認當代帝國主義

目前，我們已檢視了Harvey否認帝國主義之事如何遭到反駁。現在我們來看看Harvey是如何使用和濫用源自於馬克思的理論概念以否認帝國主義。

Harvey稱道，他「肯定馬克思理論中相當對剩餘價值的重要性，這使物質生活水準得以大幅提昇，此時剝削率提高到驚人的程度，而它是全球南方經常佔主導地位，即透過在資本積累更為貧乏處取得的絕對剩餘價值，所無法達成的」。 

Harvey在此只是覆述帝國主義國家諸多馬克思主義者（我有時稱他們為「歐洲馬克思主義」(euro-Marxists)者）的標準論述，以否認在中國、孟加拉和其它地區普遍存在的高剝削率。為此，他提供了一個「將概念強加到現實」極佳的例子。而以馬克思理論的絕對剩餘價值，解釋孟加拉製衣工人和墨西哥工人在汽車裝配線所經受的極低消費水平，則是胡扯和昧於事實。人云亦云根本不是藉口。相反的，它促使Harvey對運用馬克思主義從而發展理論，回答真實世界存在已久的問題，更為責無旁貸。 

和所有商品一樣，勞動力的價值是由投入其生產所需勞動量決定，並與「必要勞動時間」同義，如在此時間她/他替換由她/他家庭所消費的價值。而馬克思絕對剩餘價值的概念，則是指將勞動時間，延長至超出必要勞動時間的部分。該延長部分，馬克思稱為剩餘勞動時間，兩者比率即是剩餘價值率，又名為剝削率（兩個名詞的差異在我們納入了生產性和非產性勞動時，方顯重要，但此一區分在此處並不相關）。馬克思申言，絕對剩餘價值可經由將勞動時間持續延長到超過必要勞動時間。這與經由壓抑工人的消費水準以縮減必要勞動時間截然不同。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多次解釋，「將工人的工資壓低到他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已「不納入考慮，因為我們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勞動力在內，皆是按其十足價值買賣」。

另一方面，就馬克思相對剩餘價值的概念則是解釋，透過提昇工人直接、或間接運用於消費品生產的生產力來降低必要勞動時間，並不會相對減少工人消費水平，而這種生產力的提昇，可使工人消費水平提高，卻又不會增加必要勞動時間和降低剩餘價值率。 

不論是分別看待或一同使用，這些概念皆無法充分闡釋當代全球化生產網絡的價值關係。首先，Harvey的論點與事實大相徑庭—將許多消費品的生產轉移至低工資國家，這意味著低工資國家的工人工資及其生產力，已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中相對剩餘價值的主要決定因素。「新帝國主義」之所以新，正因此一現象規模龐大。在1980年前幾十年，依附和帝國主義論戰如火如荼展開，而Ruy Mauro Marini對論戰特別重要的貢獻的部分便在於他的論證顯示，在馬克思一生當中，英國殖民地和新殖民地(neo-colonies)的超級剝削增加了英國的相對剩餘價值（如低廉食物等進口品，降低了必要勞動時間，卻不減少消費水準）。Marini在《依附的辯證》(Dialéctica de la Dependencia)申言（本文作者John Smith翻譯）：

超級剝削的概念並不等同於絕對剩餘價值，因為前者還包括了相對剩餘價值的製造，即相當於增加勞動強度。另一方面，將部分工資基金轉化的資本積累的來源，並不完全代表絕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一種形態，因為它同時影響工作日兩個組成部分，所以不僅影響到剩餘勞動時間，也影響到絕對剩餘價值的情況。尤其，超級剝削是由對工人體力的更大剝削所定義，這不是由她/他生產力增加所導致的剝削，通常表現於勞動力工酬低於它的實際價值。

其次，也更顯重要的是，Harvey對絕對剩餘價值觀念的濫用，犯了混淆生產消費品工人的生產力和消耗這些商品工人的生產力的基本錯誤。一如我在《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一書指陳（頁242-243）：

相對於主流經濟學的說法和歐洲馬克思主義者的附和，不僅勞動力和由它所生的交換價值之間的並不直接，他們兩者之間其實相互獨立，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頁137）所強調： 

生產力，當然，我們總是指具體有用的勞動之生產力…。…有用勞動…依據生產力的增減，成了產品之所以充足或不足的泉源。正因如此，生產力的變化對展現於價值的勞動毫無影響。生產力既為勞動之具體有用的屬性，一旦我們從它具體有用的形式抽離出來，它遂自然不再與勞動有任何關係。故而，不論生產力如何變化，同一勞動在相同時間內所提供的價值量是等同的，但在相同時間內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卻有區別。 

因此，相信工資與生產力兩者直接相關，是源於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混淆不清，此一混淆破壞了馬克思理論最基本的原則，並且也呼應了資本家所要維持的生產關係之假象。換言之，正統馬克思主義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術語為名目，實則宣傳資產階級經濟學。 

如果馬克思的絕對和相對剩餘價值概念並不足以闡釋當代全球生產網絡的真實面貌，我們該怎麼辦？有個簡潔的答案，即超級剝削的理論概念。一如前文所述，馬克思在他資本的一般理論中，多次和明確地限定在不討論剝削率的國際差異，以及工資被壓低於勞動力價值。而經由壓抑消費水平將勞動力價值降低（或達成相同之事，將工資縮減到勞動力的價值之下）系為一個有別的第三種增加價值的方法，它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益顯至關重要，它為全球勞動套利和生產大量轉移至低工資國家的最主要的驅動力量。

重新發現第三種剩餘價值的形式為一突破，它為解放《資本論》包含的動態概念提供關鍵，此系Andy Higginbottom奠基於Ruy Mauro Marini的前述著作，而在2009年一篇名為〈增加剩餘價值的第三種形式〉(The Third Form of Surplus Value Increase)的文章所提出，自此他展開出一系列突破性的論文和文章（見這裡、這裡和這裡）。Higginbottom在他2009的文章中指出，「馬克思討論了資本得以增加剩餘價值的三種不同方式，而他只將其中兩種稱之為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第三種機制，即將工資壓到勞動力的價值之下，馬克思將之視為競爭範疇，故而不在他的分析範圍」。

由勞動套利所驅動的生產全球化既不對應於絕對剩餘價值—冗長工時在低工資國家極為常見，但勞動時間的長短卻並非外包企業最主要的引人之處。它也無關相對剩餘價值—它當然也不對應於絕對剩餘價值，必要勞動大體上並非經由新科技的運用而削減。固然，外包往往被視為投資新技術的替代選項。因此 藉由加遽對南方低工資工人以增加剩餘價值不能被化約為《資本論》當所提的榨取剩餘價值的兩種形式，即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全球勞動套利所驅動的外包系因對廉價勞工趨之若鶩，它所對應的正是「將工資壓到勞動力的價值之下」。換句話說，全球勞動套利，也是將生產全球性移轉至低工資國家的驅策力，正是馬克思所指認第三種剩餘價值形式，雖然它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一如我們所見，在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中卻是存而不論。

中國問題

Harvey 問道，「中國是否為新的帝國主義國家？」這是個很好，也很大的問題，但在回應Harvey的文章脈絡中很難充分回答此一問題。中國不僅是一個非常巨大、快速成長的「興起國家」，它是一個經由大規模社會主義革命改造的國家（更精確的說，1949年的革命為走向社會主義建立起了必要的條件—帝國主義的控制結束、地主和資本家的財富已遭查抄，及其所屬國家已遭推翻—但卻因史達林式領導人的派系政策和反動政策讓走向社會主義進程停滯不前），而中國現下正試圖過渡至資本主義。僅管普遍持相反的看法者甚多，此一過渡遠未完成，成敗也在未定之天。而帝國主義是銘刻於資本主義的DNA，如果中國走向資本主義之路，它也同時走向了帝國主義之路。   

7年前，我曾寫道， 

我並不認為在中國過去三十年發生的所有變革，可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等量齊觀，即剝奪資本家與地主和建立工人國家（雖遭史達林式的領導而生來畸型）。中國有許多資本家，數目和財富正急遽增加，而資本積累在中國目前正大量發生，但絕大多數的資本是由日本、美國或其它跨國企業所積累—既由外國子公司產出當下中國約55%的出口品，也由「龍頭企業」如沃爾瑪和戴爾放任獨立供應商藉「一臂之遙」剝削工人……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特色仍是依賴出口低附加價值的產品至帝國主義經濟體（或是，就中國高科技出口來看，是低附加價值進口投入的組裝），以及依賴帝國主義經濟體跨國企業的外人直接投資…… 

中國的崛起是否會對亞洲和世界的帝國主義統治構成威脅？我相信它正是如此。至於它究竟構成何種威脅？中國的統治者—不論我們視他們為資產階級、或是史達林式的官僚—將拒絕接受保留給處於所謂興起國家的從屬、受人轄制和順從的地位。他們會挑戰美國在亞洲的霸權，發展出抗衡美日軍事聯盟控制臨海水域的力量。他們的經濟力量，會反映在握有數以兆計的美國國庫券和金融資產上，而他們所擁有的新興跨國企業，則將從目前仍為帝國主義國家專屬的礦業資源和市場分一杯羹。他們已然走向這條路，一條通往戰爭之路，而美國正以我們所預期的帝國主義霸主方式因應：美國入侵伊拉克既是意在威脅中國，也是意在確保美國/英國對中東石油的控制。

過去七年發生許多變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因欠缺更好的詞彙)對日本、歐洲及北美所主導的關鍵產業，即自機器人技術、資訊科技、人工智能到可再生能源、航太與核電生產，展現出發展戰略競爭的徵象。這類發展，隨中國近海水域(自二戰結束後一直是美利堅湖)緊張關係加遽，又加上在朝鮮半島和其周邊正發生弄虛作假的代理戰爭，再再強化了我七年前所下的論斷－全球瀰漫資本主義的蕭條，和中國逐步掿戰帝國主義宰制的兩相結合則意味著，我們不再生活於二戰後的世界，我們是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前的世界。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必須在此山雨欲來的衝突裡，維持獨立不倚於雙方，並為資本主義最深切的危機，做好必然產生革命時機的準備。當下，這意味著譴責美國對朝鮮的侵略，要求美國從西太平洋撤軍，反對日本的核武重整軍備，反對中國的資本主義擴張，以及反對中國共產黨與緬甸、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其它國家的反動資本主義政權，企圖在「一帶一路」的道路上結盟。

最後，Harvey為「Smith以大放厥詞取代理性批判」表示不滿。尤其，我竟敢譏諷他鼓吹「開明的新政帝國主義，而最好由考茨基先前所預見的資本政權結盟來達成」(《新帝國主義》頁209－211)。我想指出，因為極力想精確地概述他的觀點，故而〈David Harvey否認帝國主義〉一文中不少於40%是大幅引述他的論著。  

Harvey為他所疾呼的「開明帝國主義」辯護，基於「支持凱因斯主義的選擇對左翼較為有利」。但凱因斯主義過去從未出現，將來也不會存在，這一切無非是社會民主的幻想。一如考茨基所做的，結束帝國主義國家間競爭的夢，而Harvey對此則心有戚戚。正如列寧的闡釋，「社會民主無非是社會帝國主義的遁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