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北檢對陳肇敏等人，又再為不起訴處分，如此的結果雖不令人意外，但其理由卻又是繞著罪證不足，致不能適用殺人等重罪打轉，實讓人難以認同，尤其以追訴權時效已過來為這些人開脫，更有可議之處。

針對陳肇敏等人的罪行，若認定是共同殺人罪，依據《刑法》第271條第1項，法定刑為十年以上、無期徒刑或死刑，即便認為是《刑法》第125條第2項的濫權追訴致死罪或第302條第2項的私行拘禁致死罪，法定刑也在七年以上或無期徒刑。而依現行《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追訴權時效皆為30年，惟因這些行為發生在舊法時代，依據《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須適用有利於行為人的短時效，即舊法的20年。但不管是30年或20年，若能適用這些罪名，陳肇敏等的犯行，於現今，就不可能罹於時效。

只是檢方認為，陳肇敏等人乃為急於破案，自無殺人故意可言，且因江國慶遭處死，乃經過一定的審判程序，此人員自與江國慶的冤死無因果關係，不僅無法成立共同殺人罪，也難適用濫權追訴致死、私行拘禁致死等重罪，僅能退而求其次，而以罪責極輕的私行拘禁罪或濫權追訴罪治之。又依據舊法，其時效僅為10年，則於現今，這些人的行為即便罪證確鑿，但因時效已過，也只能為不起訴。

檢方的如此論調，不僅言之鑿鑿，於法亦屬有據，惟造成江國慶的冤罪，乃屬於一種典型的結構性犯罪，根本無法將每個人的罪行為切割，否則就可能造成責任分散，致人人無責的境地。若不能清楚看穿此點，只會使這些手沾血腥的公務員，可以躲在國家機器之後，而來免除一切的刑事歸責，並仍繼續享受全民的供養。

其次，江國慶在1997年，早已被草草槍決，其家屬雖在事後，到處為陳情與申冤，但由於造成冤罪的軍方人員，不僅仍在其位，更有位居高位者，自可以其影響力，去想盡辦法為掩飾，甚至阻礙冤罪的重啟調查。因此，即便家屬對此等人員提起濫權追訴等罪的告訴或告發，承辦檢察官亦必在罪證不足等因素下，以不起訴處分或行政簽結為終結。如此的訴追障礙，只要這些人仍有一定的權勢，必會繼續遮掩，且只要在位甚久，不僅冤罪難伸，追訴權時效也難有不過之理。

也因此，在有權者有目的且集體性的掩飾自己不法下，追訴權根本難以，甚至無從發動，為了避免時效制度成為這些人的保護傘，追訴權時效自不能因此起算。若果如此，則在去年江國慶已被證實是冤罪之前，對陳肇敏等人的犯行，不管認定是屬何種罪名，其追訴權時效根本尚未開始，至現今，實也無時效已過之問題。所以，司法者在面對時效制度的適用與解釋時，若未能深切理解此類犯行的特性，而只為刻板的時間計算，不僅與時效制度的目的相違，更使犯罪者得以逃脫正義的制裁。

北檢對陳肇敏等人再為不起訴後，告訴人雖必為再議，但欲期盼高檢署再為發回，甚或強制北檢起訴，恐難以期待，就算向法院提起交付審判之訴，惟在成功機率亦屬渺茫下，江國慶的冤罪，將注定無人可為負責，而只能靠天譴。若一個社會，只能靠因果報應為正義的伸張，這是何等無奈、又是何等可悲之事。http://www.nownews.com/2012/08/28/142-28492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