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哲學中的「唯心論」與「唯物論」之間的爭論，我這個哲學的門外漢是看不出什麼門道，但是對上個世紀中葉中國大陸假「唯心論」與「唯物論」之爭，強迫學術界完全屈從於政治的領導，並在過程中以淺薄的言語自以為是地宣判「唯心論」的謬誤這件事情，倒是印象深刻。本來觀念的傳播與修正，都要經過一番由淺到深的思索與爭辯，但是一面倒的喧囂，反而使得思想演化本來該有的正常發展被政治所預定的標準答案扭曲、限定了。思想的發展，雖然會有它大致的軌跡，卻不該被預訂的標準答案所限制，也就是說，思想，該是自由發揮的申論題，而不是已經有「標準答案」的是非題。
　　況且，那些「聲討」「唯心論」的人們，也並不見得多了解「唯心論」，乃至於洞澈其中的優劣長短，頂多也不過是「一犬吠影，十犬吠聲」的人云亦云，再加上自保式的附和罷了，能夠真正地攻擊到「唯心論」的要害的，實在是萬中無一。如果以莊子「儒服」的標準來限定參加「唯心論」與「唯物論」的論爭資格的話，那麼，當時那些高喊「唯物論」至上，藉此爭奪政治利益的人們，都沒有開口的立場。

附註：莊子論儒服，見《莊子．田子方篇》：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蒼穹在這裡用了這個典故，意指若要評判一個事物，如果沒有對它有深入的了解，就不要煞有介事般地胡說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