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泰戈爾及林徽音(1924)

引用文章徐悲鴻畫筆下的泰戈爾

印度詩人泰戈爾是亞洲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1913年）的大作家。他的詩在印度享有史詩的地位，詩中又含深刻的宗教和哲學見解。對泰戈爾來說，他的詩是他奉獻給神的禮物，而他本人是神的求婚者。他本人被許多印度教徒看作是一個聖人。在中國新文化運動時代，泰戈爾及其著作被大量介紹到中國，並有很大的影響力。

年僅二十歲的泰戈爾，即對英國向中國傾銷鴉片，並迫使清政府割地賠款的罪行給予了嚴厲譴責，他在《婆羅蒂》雜誌發表著名論文《鴉片—運往中國的死亡》（又譯《在中國的死亡貿易》）一文中說：「英國坐在亞洲最大文明古國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點一滴地注入中國健全的肌體和靈魂，推著他走向死亡。一方獲取暴利，另一方損失慘重，如此殘忍的強盜行徑，真是曠古未聞。」。1916 年，泰戈爾在日本發表演講，譴責日本侵略中國山東的罪行。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多次發表公開信、談話，痛斥日本的侵略行為，且帶頭慷慨解囊，發動募捐，不遺餘力地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他曾無限深情地說：「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國人！」。他還在自任校長的印度國際大學中特設中國學院，專門培養中國留學生。

1924 年應梁啟超、蔡元培之邀，第一次到中國的泰戈爾率領由國際大學教授、梵文學者沈漠漢，國際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現代孟加拉畫派大畫家南達拉波斯等一行六人組成的訪華團，由加爾各答乘船，4月12日抵達上海匯山碼頭時，徐志摩、瞿菊農、鄭振鐸等人，以及上海文學研究會、上海青年會、江蘇省教育會、時事新報館的代表，還有日本駐華的新聞記者、旅滬的印度人，已在碼頭等候多時。下了船，這位詩人就情不自禁地說：「朋友們，我不知道什麼緣故，到中國便像回到故鄉一樣，我始終感覺，印度是中國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愛的兄弟。」。

泰戈爾對杭州秀麗的湖光水色十分著迷，他像孩子般歡呼：「美麗的西湖，美麗的杭州！……要不是時間關係，我真想在湖邊買個小屋住上幾天……」。4月15日，泰戈爾在杭州靈隱寺演講。西泠印社的藝術家們向泰戈爾贈送一枚刻有〈泰戈爾〉三個字的印章，他感動不已，他對隨行的京劇藝術家梅蘭芳說：「在印度，小孩降臨後有兩件事最重要：第一要給他起個名字，第二要給他少許飯吃。這樣，這個孩子就和社會產生不可磨滅的關係。我的名字譯成中文叫〈泰戈爾〉，我覺得我的生命是非與中國人的生命拼在一起不可了……」。 4月18日下午，上海文學研究會等團體的1000 多名成員，在商務印書館俱樂部舉行正式歡迎會，歡迎泰戈爾一行，泰戈爾即席發表演講。當晚，徐志摩陪同泰戈爾一行乘火車沿津浦線北上。

在南京，泰戈爾遊覽清涼山、莫愁湖等名勝後，向文化界人士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講。他說：「我此番來到中國，並非是旅行家為瞻仰風景而來；也並非是一個傳教者帶些什麼福音，只不過是為求道而來罷了，好像是個進香者，來對中國文化界敬禮的。……我這次來，就是為了一點看不見的情感：說遠一點，我的使命是在修補中國與印度兩民族間中斷千餘年的橋梁；說近一點，我是想得到你們中國青年真摯的同情。……讓我們大家努力吧。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印度人，我們要不怕艱難，肩上扛著剷除誤解的大鋤，口袋裏裝滿新鮮人道的種子，不問天是陰、是雨、是晴，清理一方泥土，播下一方生命，同時口唱著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的將要透露的萌芽。」。

演講完畢，泰戈爾與青年學生一起散步聊天，有一位學生問他有多大年紀時，他風趣地回答說：「我很不願意說出自己的年紀，因為一個人的老少不能拿年紀做標準，我的心時刻同你們一樣，所以我長久是一個少年。」隨後他笑著說：「我已64歲了，但是你們不要猜想我是一個老年人呀！」。

4月23日，泰戈爾一行抵達北京。在北京期間，泰戈爾應邀於先農壇演講。當時的《晨報》是這樣報道的：「午後二時，即有無數男女學生驅車或步行入壇，絡繹不絕，沿途非常擁擠。講壇設在先農壇內之東壇（即一品茶點社社址），壇之四周佈滿聽眾，有二三千之多。泰氏用英語演說，約歷一小時之久，聲音清越，雖在數十步之外亦聽之了然。」。泰戈爾在北京停留期間，曾在北師大等處發表了數篇演說，如《中國與世界文明》、《文明與進步》、《真理》等，轟動一時。泰戈爾在各種場合演說的基調是，緬懷中印傳統友誼，尋求恢復和加強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同時，他呼籲共同擔當起發揚東方精神文明、反對西方物質文明的使命，向世界傳播愛的福音，增強友愛親善。
 
5月7日是泰戈爾64 歲的壽辰，學術界的朋友聚集在北京東單三條協和禮堂為泰戈爾做壽慶祝，由胡適主持。胡適以大會主席的身份贈給泰戈爾十幾幅中國名畫和一件名貴瓷器，接著用英語說：「泰氏是詩哲，並且是革命的詩哲，中國文化受印度影響很大。今天能夠在這裡歡迎代表印度的偉大人物，並且恰逢他的生日替他做壽，實在是湊巧極了。」

接著梁啟超致賀詞，他在祝福泰戈爾生日後，對中國歷史和中印關係做了簡短的述評，然後說：「今天我們所敬愛的天竺（古代印度的稱呼）詩人，在他所愛的震旦（從前印度對中國的稱呼）過他 64 歲生日。我用極誠懇、極喜悅的心情，將兩個國名聯起來，贈給他一個新名叫〈竺震旦〉！」胡適以英語幽默地說：「今天一方面是祝賀老詩哲 64 歲生日，一方面是祝賀一位剛生下來不到一天的小孩的生日。」大家哄堂大笑。「謝謝！」泰戈爾緊握著梁啟超的手，莊重地接受了這個名字。後來，西泠印社的金石藝術家，又各以不同的字體精心刻製了兩方《竺震旦》的印章，贈給泰戈爾。5月19日，泰戈爾一行在開明戲院（今珠市口民主劇場）高興地觀看了梅蘭芳表演的《洛神》。次日中午，梅蘭芳、梁啟超等設宴為泰戈爾餞行。泰戈爾在北京停留之際，曾由徐志摩等陪同專程進故宮訪問中國末代皇帝溥儀，併合影留念。後又聯繫孫中山先生與泰戈爾見面，因孫中山先生患病未成。5月25日，泰戈爾在上海作最後一次講演後，於29日轉赴日本。

1928年10月，徐志摩赴歐洲遊覽，在回國途中，專門停留印度。泰戈爾對徐志摩訪問印度十分高興。臨別時，徐志摩邀請泰戈爾再次訪華，泰戈爾愉快地接受了邀請。1929年3月下旬，泰戈爾赴美國、日本等地講學途中，第二次到中國訪問，抵達上海小住。泰戈爾的這次旅行很不愉快。大概是世事推移之故吧，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發生了全球性的社會思想裂變。泰戈爾一路不倦地宣講他那博愛、寬恕、和平的主張，卻一路受到排斥、譏嘲和冷落。當時，徐志摩和陸小曼已經生活在一起了，由於兩人是婚外戀的結合，時人非議頗多，而泰戈爾是極少數支持他們婚姻自主者之一。 

這時，從身體到精神都感到疲倦的泰戈爾特別渴望休息，從美、日抵達中國時，他一再囑咐徐志摩：「這次決不要像上次在北京時那樣弄得大家都知道，到處去演講，靜悄悄地在家住幾天，做一個朋友的私訪，大家談談家常，親親熱熱的像一家人，愈隨便愈好。」，泰戈爾此次短短三天的私人訪問，只在徐宅與徐志摩談詩。他還專門為陸小曼誦了幾首新詩。這一次，泰戈爾留給徐氏夫婦兩件墨寶。一件是在徐志摩的一本精緻的紀念冊上用中國毛筆畫了一幅筆調粗獷的大半身自畫像。另一件是用孟加拉語在紀念冊上寫了一首小詩：「路上耽擱櫻花謝了 / 好景白白過去了 / 但你不要感到不快 /（櫻花）在這裡出現。」泰戈爾寫完，又用孟加拉語朗誦起來，徐志摩夫婦發現老人是流著淚讀完的。 

6月11日，泰戈爾從美國、日本講學回印度路過上海。徐志摩接到電報，即邀鬱達夫一道前往碼頭迎候。這次，泰戈爾僅在徐宅逗留了兩天。臨別之際，老人從手提箱裏取出一件用金絲精繡著印度民族風情圖案的紫紅色絲織長袍，聲音顫抖地說：「我老了，恐怕不會再來中國了，也許再也見不到你們了。這點小禮物，作個永久紀念吧！」。泰戈爾直到去世，再未與徐志摩夫婦見面，也再沒有來中國。


補記：
《人間四月天》裡，終於體會到〈徐志摩〉的無言窘境，那番「愛情理想幻滅」的酸楚，真是令人掬把同情眼淚。

戲劇進展到最後幾集，〈陸小曼〉因為胃疾、心絞痛，不得不借助“鴉片”來減輕疼痛，看在〈徐志摩〉眼裡，便是一種刀割的無奈！更況還有排山倒海而來的經濟壓力。

人的苦，在於「得不到」或「求不得好」，〈徐志摩〉一生浪漫多情、待人敦厚又充滿文藝熱忱，卻在愛情路上跌跌撞撞。從追尋真愛到理想幻滅，終至罹難，生命的火花，如星殞長空，墜落凡間，讓人驚嘆！

〈張幼儀〉的賢淑癡情，猶沒能挽回丈夫的心，依然默守。
〈林徽音〉的聰慧才情，卻無法讓〈徐志摩〉如願愛得。
〈陸小曼〉的任性柔弱，竟成了愛情魔咒，讓〈徐志摩〉心碎。

《我不知道風在哪一個方向吹》這首詩，道盡詩人的悲苦無奈，「尋找靈魂伴侶」，成為他一生沒能得償的宿願，淒美哀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