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除了痛心，能從兆豐案學到什麼？

近年來，我國銀行業者積極拓展海外據點，且往往能追求到不錯的海外獲利成長。但這次，海外據點眾多、又是國銀獲利優等生的兆豐銀行竟遭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DFS）重罰一．八億美元，頓使銀行業的經營文化及海外據點的治理問題浮上檯面。

兆豐銀是否涉及為特定對象洗錢，檢調仍在調查。但檢視此次遭罰始末，可看出其最大敗筆在於輕忽法遵專業人員的培養和配置，而本國和美國的反洗錢、反恐法規落差，又加重了其間的認知差異。這點，從近兩年國內銀行業涉及的三起重大管理失當案，可以看到不少蛛絲馬跡。

二○一四年，中國大陸的「索力鞋業」發生倒帳案，台灣有六家銀行因受主辦行香港野村國際公司之欺瞞，共放貸六○○○萬美元。撥款半月後，索力執行長即告失蹤，無異遭到詐騙。約略同時，也是香港野村擔任主辦行的陸企「福斯特紡織」一億美元聯貸案，則在二○一五年中爆發違約倒帳，使得八家國內銀行連帶受創。再看今年七月，第一銀行倫敦分行遭植入惡意程式後，一路暢行無阻地入侵台灣總行軟體派送主機，進而使部分ATM自動吐鈔，被外國盜領集團盜領逾八千多萬元新台幣。由此，可知國內銀行的安全監理及控管問題不少。

這三起事件中，前兩者為信用風險，肇因於銀行缺乏完整的財務、產業及總經分析檢核，卻完全仰賴外國主辦行提供的資料為核貸依據，或誤信該行亦有參貸；不料，即驟然面臨倒帳。第三起事件則是作業風險，是銀行內部作業之不當或失誤，使銀行面臨法律訴訟與商譽損失的風險。這三起案件看似有別，但究其根源，皆出自主事者過於追求短期經營績效和發展機會，將財務報表數字當成關鍵績效指標，卻輕忽企業的永續經營，形成經濟學上所謂的「代理人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委託人受代理人之牽累而利益受損。

由於台灣市場胃納有限、銀行家數過多，且國內利率不斷下滑，使銀行經營相對艱困。相形之下，海外分行的利率較高，擁有存放利差的獲利空間，拓展海外分行往往可使獲利更為亮麗，國內銀行因此致力擴展海外分行業務。以兆豐為例，今年首季的海外獲利，即占整體獲利的六成。

兆豐遭重罰案，也凸顯國內銀行長期不重視法遵、後台等部門，導致法遵部門功能矮化的結果。試想，兆豐紐約分行的法遵主管，竟由業務主管兼任，足見其獨立性與專業度堪憂。近年來，匯豐、花旗等跨國金融機構均因遭到美國重罰，而大幅擴增法遵員額；相形之下，我國銀行的經營成本顯然「省很大」。如此精省的結果，再對比聯貸案、投資案等徵信不確實所肇致的高風險，這些海外分行的高獲利，其實不是建立在扎實的基礎上。

再看索力等倒帳事件，由於授信單位的績效和利差及授信額度連動，這也使得風險管控單位因面臨前線單位追求商機的壓力，而無法確實執行職責。第一銀行ATM遭駭，部分原因也與經營者為節省成本而未積極更換新機有關，以致形成資安漏洞。

要彌補這些銀行經營文化上的漏洞，首先，必須落實分層負責制度，讓各部門各憑專業各司其職，確實做好層層把關的工作；再者，要強化董事會的職責，使其從更鉅觀與客觀的角度檢視銀行的長遠運作，以解決「代理人問題」。至於打亞洲盃和力求「台商在哪、服務就到哪」的全球化，雖然還要繼續追求，但除了應斥資聘請好的國際法規遵循人才，外派主管要考量專業知識佳、經驗豐富、語言能力強等要件，更必須選擇熟稔外派國文化及政府法規的人才。

唯有如此，國內銀行因聯貸案、盜領案而蒙塵的專業形象，以及兆豐銀行遭重罰而商譽受損之事件，才能真正成為有意義的一課。

兆豐銀行紐約分行被紐約州金融署重罰後，我檢調也針對兆豐金總部展開調查。圖／報系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