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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26 20:28:47瀏覽3416|回應2|推薦5 | |
各國首都的中軸線佈局,往往具有高度的權力象徵,大國如中國、美國、印度、法國、英國,小國如韓國或台灣,都是如此。權力倘若轉移,中軸線的佈局也可能隨之改變,其中的建築物的功能,更可能快速的調整。這種作法歷史上屢見不鮮,也顯示建築與權力的密切關聯。 2007年5月,台北的中正紀念堂被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民主紀念館要紀念什麼目前還不清楚,不過人們似乎預期此一民主紀念館將切割歷史,紀念的事件將截止於本土政權奪得權力為止。今天在台灣的主流論述,把民主視為「最高價值」,似乎有了形式民主,權力的運作方式就與昔日「威權」截然不同,而自然受到了節制。會有這種觀點的人,肯定對美國的立國精神非常生疏。 美國首都:國會為尊 美國建國先賢、第四任總統麥迪遜曾說,「凡政府中的實際權力所在之處,就存在壓迫人的可能」,「何處存在做壞事的利益和權力,一般就會做出壞事來,在這方面,一個強有力的利益集團決不會比一位強有力的自私君主心腸稍軟些」。美國的立國精神之一,就是防範以「民主」之名行壓迫、防範強而有力的利益集團控制政府做壞事。這種防範並不以言語教誨為滿足,「聯邦」、「三權分立」,乃至於國會的「兩院制」等制度,即貫徹了防範行政權力的集中的精神。 這種精神更彰顯在首都的佈局上。到過美國首都的人,絕對不會將白宮誤為權力的中心,因為「國會山」是首都最高也最大的建築,是首都毫無疑問的中心。許多人將Capitol Hill譯為「國會山莊」,這容易造成誤解,因為當初的設計就是要讓美國國會可以居高臨下的俯瞰整個「國家大廳」(National Mall) ,因此向西的正面為一處草坡或山丘,才被稱為「國會山」。 國家大廳也被翻譯為「國家大草坪」、「國民廣場」,不過這個寬達五百公尺、長達三公里的區域,其實就是國家的客廳,東半部包括自然史博物館、美國歷史博物館、史密森機構與航太博物館、國家藝廊,中間是華盛頓紀念碑,西半部包括了二戰紀念碑、越戰紀念碑與韓戰紀念碑,向西到底是林肯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往北有白宮,往南有傑佛遜紀念堂。橫穿國家大廳的四條道路由北往南分別是憲法大道、麥迪遜馳道、傑佛遜馳道與獨立大道。在白宮附近與首都許多地方,則豎立了大量的人物雕塑。毫無疑問,美國首都彰顯了開國先賢的偉業,充滿了政治符號,也滿載了國家的歷史。 作為近代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並且以民主為立國精神的國家,美國首都的佈局明明白白的告誡後世:國會才是民主國家的權力中心,要隨時防範行政權力的擁有者,同時要對權力的運用戒慎恐懼,以免兵連禍結,造成無謂的死傷。 倫敦、巴黎,尊重歷史 與美國不同,英國與法國並非一開始就是民主的國家,他們處理首都布局的方式也各有特色。 英國皇室不像法國或中國皇帝一般具有絕對的權威,因此在倫敦,我們不能看到羅浮宮或紫禁城一般,令人敬畏讚嘆的宮殿。也許正因如此,英國皇室才能到廿一世紀繼續維持其榮譽。皇室所在的白金漢宮規模不大,正門出來就是首都的大廳(Mall),一條兩旁是翠綠公園的紅底四線公路。雖然大廳應該是首都的軸線,但倫敦的城市佈局並沒有以此大廳為中心展開。 白金漢宮與其門外的大廳,都讓人一眼看出皇室的弱小。相形之下,泰晤士河畔的國會,則以其高聳鐘樓、巨大身影、繁複線條、貴氣顏色,來彰顯權力。更讓人玩味再三的則是唐寧街,首相與財政部長各擁一戶「透天厝」;這種面對權力的謙卑,使得唐寧街的身影在我們的心靈中顯得崇高。 法國巴黎的香榭儷舍大道舉世聞名,市中心區的端點兩側分別為羅浮宮與凱旋門,在中央則為協和廣場。皇帝早已死去,羅浮宮成為博物館,因此共和政權得另尋辦公處所。總統府愛麗舍宮臨兩線小道;總理府馬提尼翁宮亦然。就是國民大會亦僅能落座於馬德蓮教堂往南、經過協和廣場的左岸,且建築亦不甚雄偉。 巴黎著名的宏大建築傷兵院,曾被考慮作為總統府,不過今日此一建築仍以拿破崙的安息之處著稱;另一巨構萬神殿則安厝雨果、盧梭、伏爾泰、左拉、居禮夫人等的骨骸。1931年擔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先生有一句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套用在城市上也很適合。立德、立功、立言的先賢,撐起文明的大廈,也因此巴黎的權力不在於現世的總統、國會,而在於文明之精神;我們可以說,巴黎因這些名人而偉大,法國則由此進步之歷史所凝聚。 中國北京:厚重之城 去過上述幾個城市後再到北京,會對這個城市更為理解。由於中國歷朝權力集中,北京規劃格局之「宏大」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人在北京,對中國的大國地位與抱負將毫不懷疑。 紫禁城是北京的中心,南北軸線從鼓樓、鐘樓、景山、紫禁城、天安門廣場、前門大街到永定門;東西軸線則為長安大街。作為公眾集會的空間,天安門廣場成為現在北京的中心,她的北邊是天安門,西邊是人民大會堂,東邊是國家博物館,南邊是正陽門和箭樓,中間是人民英雄紀念碑,中間偏南有毛主席紀念堂。許多人討厭毛澤東,筆者是其中一員。台灣有人要「去蔣」、華人世界不少人想「去毛」。然而,就像台灣許多人對於蔣介石的歷史地位抱持敬意,華人圈中對毛澤東抱持敬畏之情的大概也不在少數。未來中國政府也得處理毛主席紀念堂,而恐怕「改名」也將是其中一種被考慮的方式。 天安門廣場左右的人民大會堂與國家博物館相對,將中央機關深藏於中南海園林、高牆之中,與巴黎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兩座城市有非常多的可比性,羅浮宮與紫禁城,凡爾賽與圓明園、頤和園,眾多的城門,法國大革命的暴亂時期與文化大革命等等。北京較為深沉霸氣,巴黎較精緻優雅,雖然如此,但若有人認為「北京和巴黎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就純粹的美而言,巴黎和北京是無與倫比的」,他們應該是見識廣博的。 人在天安門廣場會有無邊無際之感,於是覺得自己的渺小,相反的,如果買票登上天安門城樓,俯瞰這座世界最大的廣場,則油然而生一種毛澤東所謂的「欲與天公試比高」、「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情壯志。西方媒體常稱中國是「中央之國」,無論中國是否果真在世界之中,只要在紫禁城旁的「中南海」上班,大概難免要胸懷天下。 德里漢城:揮別殖民 許多國家曾經是其他帝國的殖民地,而殖民帝國興建殖民地首府時,會以總督府作為城市中軸線的端點,例如印度首都新德里、韓國首都首爾,以及台灣的台北。 新德里是1920年代由英國殖民政府所規劃興建,總督府坐西向東,位在類似美國國會山的絕佳位置,且真的建築在一做小山坡上。殖民結束後,昔日總督府成為總統府,不過印度實行議會制,總統無權,因此並未承繼昔日總督府的威權氣息。同時,英國興建印度總督府以及週遭的建物時,採用了大量當地的建築元素,融合了蒙兀兒帝國、伊斯蘭教與印度本土的精神,因此獨立後的印度人對之並不排斥。 韓國的總督府建築在南北中軸線的北端,是拆除了原朝鮮皇城景福宮的部分建築後興建。想像紫禁城的午門與天安門被拆除,以挪出空間興建一棟龐大的希臘羅馬或者維多利亞式建築的突兀感,而且這棟西式建築還構成一個「日」字,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雖然朝鮮總督府在二戰之後改為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但到1997年,韓國金泳三大統領還是將之拆除,並重建被日本拆除的朝鮮皇宮建築。 今日韓國的總統府青瓦台,是昔日皇宮後方的一棟附屬建物,國會則位漢江畔的汝矣島,是一棟巨大的歐式建築物,具有鮮明的圓頂。首爾的南北軸恢復了歷史本色,首爾市長還將清溪川加以整治,成為首爾的東西軸。總統府樂山、國會樂水,行政權需有仁、立法權得有智,拆除「宏偉精緻」、「美輪美奐」的日本總督府或許讓一些人感到惋惜,但首爾不因此不成為一個愈來愈吸引人的地方。 台灣總督,魂歸何處 和韓國一樣,今日台北重慶南路上的昔日總督府、今日總統府,也象徵殖民統治威權,且從空中鳥瞰也是一個「日」字。日本據台後,台北城內的天后宮、文廟、武廟、布政使司衙門、西學堂、書院等等,被掃除一空,城內成為日本統治者的禁臠。日本統治者走後,台灣總督府曾經暫時閒置,後來東南軍政長官、行政院、總統府先後遷入,最終成為總統辦公處所。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先後入主,不以為忤。至於中華民國的國會,則迄今暫厝於一日據時期的中學,如此倚重倚輕,恰恰反映了今日台灣民主之稚嫩。 近年台灣雖有「轉型正義」、「正名運動」,欲發揚「本土精神」,但總統身居昔日威權淵藪之內,並未引起「轉型正義」的抨擊,昔日總督府仍然號令全國,在此同時,「轉型正義」支持者卻發動沸沸揚揚的「去蔣運動」,彷彿死人還得鞭屍。原因或在於中正紀念堂代表落後的中國政權,而總統府既有緬懷日本「現代性」之意義,且象徵本土政權與昔日日本的聯接。 許多台灣人可以接受外來政權,但不能接受落後政權,可以接受日本殖民或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州,不能接受一國兩制------關鍵在於現代性的意象。今日台灣主流民意對於美國與日本的文化抱持寬容欣賞的態度,對於彼岸中國則仍以其落後骯髒而排拒。這種成見既有物質的基礎,也為媒體所強化。今日藍綠政治鬥爭激烈,中正紀念堂要改名、但總統府則不會遭到韓國式的遭遇。由此來說,兩座建築的命運,可算是另類的中日「軟權力」之爭。 但就算不學金泳三拆除總督府,也未必不能改變昔日總督府的威權意涵。我們可以學習韓國獨立初期的作法,將總統府改為博物館,或許哪一天這個博物館可與羅浮宮、故宮齊名;或者仿效美國哥倫比亞特區的都市規劃,將總統府讓給國會(立法院),以彰顯民主;或者修憲改為內閣制,總統無權,如同新德里或倫敦。無論從推動台灣民主的角度出發,或希望總統府的主人不要自以為是日本「總督」或者民選「皇帝」,都不妨考慮重新塑造台北的中軸線。 包淳亮:歷史月刊0707(234期)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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