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訪學記

包淳亮，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民國九十九年夏，內人外派洛杉磯，我也趁此機會到美國訪學。申請訪問學者的過程受到當時通識中心主任陳英輝教授的積極鼓勵，莊明哲主任也幫了很大的忙；出國前谷家恆校長召見，讓我更感此行意義重大。

    所謂的訪問學者，並無定式；沒有明確的申請書、也沒有明確的權利與義務；有些學者在本校可以續領薪資，有些向國科會之類機構請得補助，有些兩者皆得，有些兩者皆無。有些趁此機會撰寫書籍、宵旰從公，有些陪伴家人、雲遊四方。據說國內正教授以上每七年可以申請一年的休假年(sabbatical)，我所在的加大河濱分校給予助理教授以上每三年有半年的休假年，在這兒遇到的一位助理教授，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教，每在大陸教書兩年即申請來美陪伴夫人一年，北大亦給予通融。許多學者利用擔任訪問學者的機會到不同的國家、學校交流，對於知識的流通很有助益。

    河濱分校可以說是大洛杉磯地區的「中興大學」。大洛杉磯地區有許多名校，較北邊有加大聖塔芭芭拉分校，市區有加大洛杉磯分校、南加州大學，南邊有加大聖地牙哥分校，河濱分校可說是大洛杉磯東部的最高學府，也是加大系統的一個成員。這所學校一開始的時候是農業研究機構，逐漸擴張成為一個綜合大學，目前在美國排名在五十名至一百名之間，在國際上的學術排名與台灣大學相近，但在加大系統則並不靠前，但是校園廣達四百公頃以上，校舍新穎，尤其我所在的人文社會科學大樓幾乎是最新完工的建築，環境非常整潔。

    為便利大學部學生未來申請研究所與求職，河濱分校提供十二個類別的多達七十二項的學程，「世界與政治」分類下有九項學程，「全球研究」是其中之一，我就在此進行研究。這個學程有一位高雅的美國白種女性擔任主管，她是一位阿拉伯研究學者，辦公室附近的同儕當中有印度研究、東南亞研究、伊朗研究與歐洲研究的學者，但是其中多數都屬於其他正式的系所。這個學程的運作主要是靠一位執行秘書與一位行政秘書，還有一些工讀生。教師們專心於自己的研究課題，是否屬於某個學程對他們似乎並不重要，不過學生們倒是很清楚他們選修了哪些學程，因為這與他們的畢業要求與職涯前景相關。

    在半年多的時間裡，我除了閱讀自身研究的相關書籍、撰寫期刊論文與數十篇報刊輿論，並執行了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學的知識社群」研究計畫所交付的訪談工作，為此拜訪了河濱分校語文系的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經濟系的李皮特(Victor Lippit)教授，聖地牙哥分校社會系的趙文詞(Richard Madsen)教授，南加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駱思典教授(Staley Rosen)與人類學系的顧尤勤 (Eugene Cooper) 教授，以及雷德蘭茲(Redlands)大學東亞系的吳錦宇教授，與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的宋永毅教授。我對他們進行了深度訪談，爬梳他們走進中國研究的過程與他們的研究旨趣。此外，還到舊金山拜訪了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退休的李南雄教授。相關的訪談內容陸續上載到台灣大學政治系的網站，於茲從略。我想在此簡單的談談在美國半年的觀察與思考。

    過去幾年，我拜訪過不少大學，例如大陸的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廈門大學等。北京大學新建了不少教學研究大樓，一些教授的研究室如同一個大套房，大書桌、成套沙發之外甚至還有私人盥洗室，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就我所訪談的有限經驗來看，許多美國教授並不擁有那樣寬敞的研究室，通常僅與新竹校區的教師研究室在伯仲之間，裝潢、設備亦都頗為單純，就此來說，台灣的大學教師並未受到多少虧待。從薪資來看，美國大學教師約為美國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的兩至三倍，台灣也在兩倍左右，大學教師的地位似乎也與美國接近。香港與新加坡的精英教育體制下，大學教師薪資較高，但美國、台灣則與此不同。如果以美國為標準，台灣的大學教師用國科會與其他種種計畫為幌子進行變相加薪，是否還有正當性？其實，知識界如果能夠推動整個國家變得更加富裕，那麼自身的所得也會隨之上揚，與美國的薪資差距自然就會減少。

    我通常週一至週五都到校，發現許多教授平常也不見人影，這似乎是放諸四海皆準，不同之處在於美國教師在他們的會客時間往往門庭若市。有些老師每周會客時間門外照例有十幾位同學等著排隊面談，另一些老師也往往有三、兩學生尋求諮詢。有一次拜訪Victor Lippit教授，他在結束一位學生的對話後，對另一位學生分析學業前景，談了將近一個小時。我在台灣很少看到學生如此積極的與教授對話，大概也很少有教授要求學生在他的會客時間前去討論功課。我感到在這點上自己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同時覺得台灣教育主管機關的許多花俏的要求，似乎忽略了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密切互動，才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學習途徑。我甚至覺得，美國大學教育之所以昂貴，並不是因為房舍新穎或研究器材充足，令我印象更深的是小班制教學的普及，以及教師們與世界其他國家同儕往來交流的頻繁，而這兩者都需要經費的支持。

    雖然感到美國確實富庶，但我對美國的發展前景亦有一絲憂慮。過去這兩年中國大陸加速發展，而美國卻似乎有點原地踏步；黨派之爭對美國的發展構成了不小的負面影響，例如民主黨的歐巴馬總統提出要建設高速鐵路，共和黨群起杯葛，佛羅里達州甚至寧可不要聯邦政府的補助款，也要取消既定的高鐵計畫。加州雖然決議興建高鐵，但卻從遠離舊金山與洛杉磯兩大都會區中央谷地開始，不知是何道理。

    洛杉磯的公共交通更是令人不敢領教。高速公路確實寬闊，有些路段由於兩線匯流，路幅共達二十個車道。但由於絕大多數人住進郊區洋房，扁平式的發展使得公共運輸難以覓得足夠的客源，結果是人人得開車，於是往市區方向凌晨五點多就已經大塞車。許多人上班塞車兩個小時、下般塞車兩個小時，對個人身心健康與環境都是極大的傷害。他們為什麼不搬家？這就又牽扯到另一個問題：種族。

    洛杉磯縣靠海的地段通常非常昂貴，例如聖塔莫妮卡的一棟洋房通常要價四、五千萬新台幣以上，當地居民多是白人，其中有些甚至是講法語、德語的白人新移民。洛杉磯市中心往東是華人聚居區，許多地段與白人、拉美裔混居，要價常達兩千萬台幣；市中心往南則是黑人聚居區，幾乎看不到白人、甚至拉美裔都難得一見，價格就不堪聞問了。結果黑人聚居區惡性循環，無怪乎九十年代初的「洛杉磯大暴動」就發生在此。美國雖已實現法律上的種族平等，但事實上的區隔仍然很明顯，這種區隔與扁平化的社區發展相互增強，不僅使得長途通勤變成不得不然，也使公共交通更乏人問津。

    對於家長來說，洛杉磯的生活方式也是個大問題。國小高年級到高中的學生，有時需要補習各種才藝，只能依靠父母接送；而在台灣、特別是台北，通常可以放心讓他們利用捷運與公共汽車自行前往。到了大學階段，洛杉磯幾乎稍有能力的家庭都得為孩子準備一輛汽車代步，位於郊區河濱分校更是如此，三十個停車場散布學校各處，其中最大的第三十號停車場面積與新竹校區差不多，且專為學生停車之用。這種住在郊區、通勤上班的生活方式，對於家庭的弱勢成員其實極為不便；一些研究甚至認為，由於郊區的生活方式過於單純、與朋友往來機會亦受到限制，因此會影響孩童的心智發育。對於希望讓小朋友在美國「快樂」長大的家長，這是一大警訊；對於希望移民美國後接父母前往養老者，更最好三思而後行。

    順道一提，河濱分校由於主要校區的東西、南北各長約兩公里，緊鄰的加州六十號高速公路竟有三個出口可以通往這所大學。春節返台後，我回到河濱分校重新申請停車證，結果教師停車區皆已額滿，得停到學生區，結果一南一北兩處到我的研究室都得走上一公里。在這種環境下，許多學生停好車後以滑板代步，也就不足為奇。但多數人還是得走，於是學校中心草地周遭，從早到晚學生川流不息。

    美國人習慣這種生活方式，但這種生活方式非常浪費，讓人懷疑能否持續下去。比起日本的緊湊精緻，美國似乎顯得放肆粗曠。但美國人自豪，絕大多數的教師其實還是覺得美國高高在上。中國大陸近年的發展雖引起廣泛關注，但仍是輕蔑多於激賞、疑惑多於認可。一位教師提到，他見識過廣州車站密密麻麻躺成一片的返鄉民工，另一位教師在閒談中指出中國近年的發展非常不可理解。相對於輿論界、商業界更快的感受到時勢的變化，學術界反而更深的沉溺在美國的自滿當中。

    雖然我進入河濱分校全球研究學程訪問，多少受益於此地學者對於中國發展的一點興趣，但是美國人的全球視野不是只有中國，還包括近鄰拉丁美洲、故交歐洲，乃至於中東、非洲、俄國、日本、東南亞與南亞。焦點分散，就不容易看清中國大陸的變化才是當代最有趣的故事。也許我們在台灣可以避免美國人的這個或許可稱之為「錯誤」的缺憾；而避免學生們犯下這個錯誤，也是我在中國科技大學主授通識選修課「當代華人社會」的動機。

圖1：感恩節。

圖2：南加大的學生求職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