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法界聚議，希望替台灣司法審判拖延、正義遲來的陳年積弊把脈。雖然與會者皆為法界碩彥，也提出許多專業建言，不過從實務工作者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司法問題肇因於制度面欠缺者固然有之，然而真正的問題還是數十年審判文化相沿成習的錯誤觀念，馴致於積非成是，捨本逐末。

    　賴英照院長以金融犯罪為例，認為審判拖延原因是法官專業不足，因此須加強專業訓練，落實專業法庭、增加專業人力。顯然司法院改革方向非常清楚，大概只要冠上「專業」二字，未來必定遠景可期。按司法高層這帖藥方，社會應可以樂觀期待，「司法改革」至少可以持續五十年，也不為過。

    　不管是英美法系的英國、美國，還是歐陸法系的德國、日本，根據比較觀察的結果，台灣的法官參與各項專業進修的數量與種類，大概是舉世之冠。舉凡金融期貨、醫學新知、奈米科技、工程鑑定、財稅採購、性別主流、族群文化、兩岸法制，堪稱包山包海，一網打盡。更何況這些還不包括近年來頻繁翻修的民事、刑事、行政與智慧財產的訴訟制度變革。如果法官真的費心鑽研，必然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文能安邦，武可定國！但問題是：接受這麼多所謂的「專業」訓練之後，人民信任、社會信心以及司法信賴到底增加多少？

    　學海無涯，法律以外的各種專業知識，本來就應該透過人證、書證、專家鑑定等法律程序，納入成為訴訟資料，然後透過交互詰問與言詞辯論，釐清爭點，法律決斷。透過在職進修幫助法官判斷，認定原告或被告的舉證較為可採，當然無可厚非，但絕不是要求法官僭越會計師、工程師、醫師的專業，越俎代庖。

    　其實台灣司法的問題並不是欠缺「專業」，而是欠缺「常識」！

    　以刑事司法審判為例，在最高法院撤銷發回的判決中，各種匪夷所思的理由，實在令人洩氣。早期例如：「殺人到底是開十四槍還是開十六槍？」「法官收賄是違背職務還是不違背職務？」，近來則是：「手機SIM卡要不要宣告沒收？」「安非他命包裝材質為何？」，在秋毫與輿薪之間，最高法院往往是捨百鈞而逐一羽，原因何在？

    　並不是最高法院腦殘，而是台灣司法審判長期執著的「考古」謬思！眾所週知，刑事被告應受「無罪推定」的保護，這個原則舉世咸同，並無異議。但是無罪只是「推定」而已，它會隨著證據資料的提出，在法官心證呈現「動態」的轉變。

    　依照英美法的理論，必須確定所有的「合理懷疑」均遭排除，才能認定被告有罪，因此有罪判決必須達到「超越合理懷疑」的程度。然而一旦跨越這項舉證門檻，被告就已定罪（convicted）。其餘關於犯罪行為的描述，概屬無關宏旨的枝微末節，絕對不是司法審判的重點。換言之，縱然仍有懷疑，而且可能涉及犯罪情節的增補，但是如與犯罪成立無涉，就不是「合理的」懷疑，而是「不合理的」的懷舊。

    　然而台灣的司法實務數十年來錯誤解讀，斤斤計較於犯罪事實鉅細靡遺的「現場還原」。法官既然無法回到未來，卻偏要扮演考古學家的角色，總會在不疑處有疑，展現挖掘「真相」的執著。當事人因此纏訟經年，也是其來有自，無可奈何。

    　尤其可惜的是，法界許多前輩菁英受到審判文化的「考古」謬思所箝制，判決文書不過只是記問之學、句讀之術的作文比賽，毫無引領價值，感召社會的功能。也正因為司法審判的「考古」謬思，案件累積久懸不決，所以最高法院杯葛金字塔的瘦身改革就有最正當的理由。而司法高層既不敢捋虎鬚，當然只好顧左右而言他，扯些「專業不足」的說詞來轉移焦點。

    　好消息是，這招能夠有效逃避輿論批評改革乏力的指責；壞消息是，逃也逃不了多久！（作者為台中地方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