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曾經寫道：「我們從來不會追究我們所生活的地方的歷史。」因為居住的地方與現實連繫得太緊密，所有的印象都會和雜蕪的生活經驗摻和在一起，於是我們看不見城市屬於自己的生命，忽略了它獨特的性格與氣息。

赴美八年的時空間隔在我和台北之間建立足夠的距離感，我得以首次冷眼旁觀這個孕育我的地方，我開始真正地認識它所走過的軌跡。往來上海與台北之間後更讓我親密地認識另一個城市，既偉大又充滿小資情緒；由於我一直是個過客，幸運地避開現實瑣碎的繫絆，這反而讓我心無旁騖、貪婪地追究城市上海的過去，包括它扭曲的歷史和多變的風情。當回首再看向台北時，我又從比較中看出更多屬於台北的個性，它和上海之間竟然存在著同屬殖民的過去和緊密的關係。

這是我前兩本小說選擇以上海和台北做為背景的主因，它們有點像「雙城記」，更像是已經擠好各色顏料的調色盤，等著有心人混和色彩在白布上任意揮灑，創作出五彩繽紛的畫作。以這兩個點為中心發生過許多歷史事件，有如近代中國的縮影，大時代裡夾雜著小人物的悲喜，即使到了今天故事仍反覆上演著，被默默書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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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小人物的故事中，男女之情永遠是最深刻，最為世人所渴求的。我堅信一部好小說絕少不了精彩的愛情故事，不論小說的格式為何，訴求的對象是誰，結局或悲或喜，真摯的男女情愛左右了小說的永恆性。我可以肯定地說，在懸疑推理包裝之下《懷錶中的女人》是部愛情小說，至少這是我創作的初衷。如同書名所暗示的，這是屬於一個女人的故事，「她」的遭遇決定了其他角色的命運和故事結局。小說或許缺乏純愛式的橋段對白，所歌頌的情愫也早散失在歷史洪流之中，但它所激發的人性是真實的，傳達的情感是普世的，如同日本作家本多孝好所言，我希望能在讀者人生中留下些許氣息和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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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張愛玲的《傾城之戀》，一個永恆的文學標竿。戰亂中的愛情能否更加可歌可泣，寫得更為感動人心，是我身為作者持續的疑問和惶恐所在。遍翻大中華區過去百年的歷史，沒有比一九四九年這個時空更加動盪或具有決定性，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中即記錄了她父母及同輩人當初的遷移史；我來自類似的背景，有過類似的心路歷程，我不只一次自問，在那個大遷徙的歲月中，多少人的一生被偶發歷史事件操弄，走出了完全無法預期的結果。

當一個國家的國庫被搬空，一艘載滿乘客的輪船沈沒，一個年輕的妻子失去所愛，或一群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接連隕歿，其他人的命運連帶地被牽扯脫序，產生連鎖式反應，其餘波直到五十年後才陸續浮現出來，這應該是個合理、可被想像的故事背景。這個故事除了詠嘆真愛，還要在歷史餘灰中提醒讀者，不要輕忘或重起動亂，不要重蹈前人的覆轍，身為「失敗者的後代」一分子的我，我試著運用足夠的想像力，謙卑地去向那個逝去的世代致敬，這也是我寫《懷錶中的女人》最大的動機。

伍臻祥

2010 年六月于台北

博客來《懷錶中的女人》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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