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斌的書實為分治主義之藍本,但遺憾的是我直到今天才得以一窺堂奧,我早在1985年就發明了分治理論,但遲到今天尚未能專心論述於其一.王國斌之書早於1987年就完成了,直到後來彭慕蘭寫大分流得到了推薦,才讓我於今天(2013)年看到,看來這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學家是處在真空狀態.王國斌說出了中國最大問題就是賦稅制度與財政正策兩者之間缺乏連繫,這將造成中國政經大動盪的原因

賦稅制度與財政政策的不平穩化,造成了國家支出的浪費.既便我們站在人性本善的角度去看,但施政者完全自以為是的施政計畫,缺乏與地方欲需密切配合的支出,讓收入與支出之間的效率產生了不穩化的現象.有錢者花錢買不到公平安全的設施,而那些看起來提供給社會大眾安全與公平的設施卻又是社會大眾所拒絕而形成社會浪費的

明朝末年與清朝嘉慶以前所形成的財富集中現象,是中國經濟發展常見的特例.王國斌沒有說錯,中國的工業化現象與歐洲工業化現象是同時的,工業革命的傳導同時是發生在中國與英國的.那為什麼中國轉而積弱不振,歐洲卻大幅度進步?原因是歐洲是採取分治的,各國王室為了生存必須與各國精英(地方)妥協,結盟,甚至追求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國家主義;中國沒有形成國家主義,乃是因為財富集中後,完全由貴族體系與掌權者體系的身分關係加以結合,使得特權之目的在滿足既得利益者的長期交叉執政,而既得利益者更必須滿足統治者的需要,因此地方精英與既得利益者疏離,甚至革命,但既得利益者仍然透過科舉,關係等緊密的結盟,而其最大支柱就是統治貴族.這在今天中國來說,仍是共產黨作為統治貴族的方式與地方精英對立